中国近代启幕前夕的一位人杰——读《俞正燮全集》有感

在中国近代启幕前夕,出现了一位很了不起的可以称之为人杰的学者,他在当时虽未被引起注意,更谈不上受到重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他愈益显现得光芒夺目,睿智逼人.此公就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安徽黟县人俞正燮.历史的车轮转到了21世纪的开端,我们实在可以肯定俞正燮确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如果他有幸生活在我们这个历经艰难正在崛起的盛世,恰可以大展英才、畅抒抱负.以前虽也知道俞正燮其人,知道他早为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诸名家所青睐,他们三位都撰有专文,对俞正燮给予极高评价,蔡元培将其与黄宗羲、戴东原并称为有清一代的三大思想家,这是很有见地的.其它则只是在阅读有关书刊时东鳞西爪地了解到一些,很遗憾,所知仅此而已.最近在通卷浏览了新近出版的《俞正燮全集》①(以下简称《全集》)三大册以后,又重点拜读了他的若干名篇力作,深为折服,知之恨晚.     

刘师培“失路人”辨析

刘师培叛变革命后有无愧疚心理,学界没有提及。陈奇先生对刘师培（秋怀）诗中“况我失路人”的理解很笼统,且望文生义。考察此一时期刘师培的诗歌、思想,发现“失路人”并非刘对叛变革命的反省、愧疚,更可能是对之前革命行为的悔悟。刘师培此一时期的目标乃是功名与学术,抛弃革命理想,投入个人的研究圈子,励志绍继祖业。端方幕府的生活改变了刘师培,幕主端方及幕僚中的传统士大夫影响刘师培回归到传统治学之中。     

刘师培的民族史研究及对蒙文通的影响

晚清时期有关民族问题的大讨论热烈而持久,这种现象,实为政治上“革命”之需要的产物。晚清革命派以民族问题的探讨为欠,吹响了倒清的号角,刘师培正是有力的吹鼓手。刘的民族学研究,既有政治的意蕴,同时也有一定的学术含金量,对于现代史学中民族史和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柳诒徵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

作为民族主义史学的重镇之一 ,柳诒徵一向主张史学要为培育民族精神服务 ,三十年代他明确批评古史辨派的疑古为破坏古史 ,大力发掘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 ,特别注重探寻汉唐盛世中国所以强大的因由 ,从而培养国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柳诒徵在抗战时期的著述以及为光大民族精神的一系列文化活动 ,既是其经世致用学术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 ,更是在民族危机下中国知识分子作出的自然反应。他有关民族精神的论断 ,可为我们新世纪文化重建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     

柳宗元民本思想述论

柳宗元“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民本思想处处体现在他的笔下和行为中。他的民本思想有如下特点：对君权神授的新认识,对官民关系的论述,文以明义的作品体现。     

谈刘家和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

本文从两个方面对刘家和教授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做了尝试性的总结和评述。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通过刘先生几十年的治学历程说明他的比较史学研究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第二部分则对刘先生的比较研究思想本身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概要性的归纳和评析。     

史学比较研究如何可能？——刘家和先生《史学、经学与思想》初读记

如何进行中西方史学比较研究以及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认识中国史学传统,是当今中国历史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海内外学人倍加关注。刘家和先生长期从事希腊、印度与中国的古史研究,近些年来开始从思想的层面检视中西方史学,因为有着深厚的古史研究基础与通贯中西的理论修为,刘先生总能见人所不能见,于中西史学颇多新识,尤其是在方法上多能予人以启导。当然,由于中西方语文背景与思想进路的迥然不同,双方史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西方的逻辑理性与中国的历史思维如何对接与融通,仍然存在诸多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论"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

文章从三个方面对"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进行了论述.认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观点,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上科学地回答了广义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相互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将群众、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群众、政党关系之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该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理论与实践中集中体出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先进化的进步趋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正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     

大传统与小传统——白蛇故事的三期型变

民间故事流传主要是口耳相传,由于记忆的局限性,如果不求助于文字文献就很难发现其变化的历史线索。然而在传统社会文字却主要掌握在官方系统,搜集整理民间故事的专业人士被称为稗官,西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余嘉锡的《小说家出于稗官说》里认为,稗官是士人,“士传民语”,下情上达,沟通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