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中的物产史料价值探究——以河南地方志为例

方志物产中的农作物品种、种植状况、种类增减等,是研究农业史及社会发展和环境变迁的重要史料;野菜山蔬的经常性食用,以及以农业为主、桑果林木为辅的生产策略,是维持农家生计及应对灾荒的基本模式;商品贩运、手工业经营、食品加工等,则是农家经济增收的另外一种途径;特色物产的种植历史、优良品质及营销盛况,有着极大的经济开发价值。     

史料笔记与民俗研究——以晚清史料笔记的记载为例

史料笔记对民俗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晚清史料笔记对民俗的记载而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传统民俗的记载,二是保留了近代以来民俗变迁的资料。笔记史料对民俗的记载虽有零散、芜杂等固有的缺陷,但其记载更为丰富多彩、细致生动,同时也更为客观、可靠。     

《方志·物产》之史料再整理与价值再识

《方志·物产》是20世纪中叶以万国鼎为首的中国农业史研究者为整理中国农业遗产,从超过7000本的地方志中所收集整理而成的农业专题类书,分为《物产》《综合》《分类》三个大部,其史料价值与贡献得到业内学者一致好评。再整理《方志·物产》需要对《方志·物产》的目录项进行重新整理与校核,并以此为基础补入更多方志物产的专门史料。     

日本财阀和帝国主义——以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为例

日本的财阀企业和侵略战争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日本侵华战争背后的资本主义要求是什么?这一要求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和企业的经济利害关系如何转化为侵略战争?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以不同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新视角,选取日本资本主义的代表性企业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日本财阀和侵略战争之间的内在联系,努力探求侵略和战争的真正原因和规律性.     

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以傅斯年研究为例

人物研究向来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随着史学潮流的变化,人物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取向。以傅斯年研究为例,主要表现在:以各种形式的新材料揭示了新的问题;重回历史现场,揭示了其史学口号的本旨,并梳理了"史料学派"对后世的影响。其中,似无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学术追求:走进人物的心灵,去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按此,不是不需要史料,而是需要更多的史料甚至穷尽史料,去以实证虚,即探求人物的无意识心理、言之真意、言外之意、未言之思、行中所寄、未行所系。这显然超越于各种单纯的史料而形成"史料之外的历史"。如此所为,或许能变作今后人物研究的有意识指向,以使史学研究跃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念史料搜集与整理——以不死药为例

不死药是中国传统长生不老思想的物质反映,但是史学界对之关注较少,以不死药为题材的研究成果鲜见。因此对不死药的史料做一初步的搜集与整理势为必要。本文对不死药的史料做了初步的搜集并且加以梳理,并以此为契机,浅谈下对史料搜集与整理的肤浅认识。     

方志“物产”的整理与利用——以河南土特产品的包装广告语为视角

方志物产一目中记载的特色物产的种植历史、品种质量、营销盛况等信息,可为特产广告宣传增加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当下许多特色物产营销状况不佳,除其经营不善或质量因素外,广告宣传或者产品包装也是重要的一面。诸多企业在广告宣传或产品包装上只打绿色品牌,忽视了历史文化因素。而河南许多特色物产在方志记载中,不但有作为历代贡品的荣光,还有远近闻名以至"驼运日夜不绝"的营销佳绩,甚至还有远销国外的记载。从方志中挖掘整理并利用此类资料不但为打造名优特产提供文献支持,还可提升产品品质及营销业绩。     

明清史料的搜集与利用——以《王氏之死》为例

明清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它不仅实现了政治的大一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思想文化,而且还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可供进一步开发利用的史料资源。这些史料资源不仅数量多,而且所反映的历史现象,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均非前代所能比拟。因此,本文拟以《王氏之死》为例,来浅要分析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充分发掘和利用明清时期的史料资源。     

史志记述历史人物漫议——以明将陈璘事迹为例

2002年12月8日的《羊城晚报》以很大版面报道了《陈璘后裔翁源祭祖宗》的消息,报道称陈璘为明朝援朝抗倭英雄,此次翁源祭祖的是陈璘在韩国的一支后裔。陈璘,明朝将领,原籍翁源县,落籍东安县(今云浮市云安县)。《明史》有传,翁源、东安旧县志及肇庆、韶州市志、翁源、云浮县志等新志亦均有传。不同于新、旧志中同有所载的某些古代人物的照抄照转,各志所载陈璘事迹与《明史》有不同,各志之间也有出入,且褒贬殊异。     

东汉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为中心

西汉末年郊祀制初创,遍布全国的祠时祭祀被罢废,国家祭祀格局在空间上剧烈收缩,作为国家祭祀重要组成部分的山川祭祀也随之发生变革。本文关注郊祀制成立後的束汉国家山川祭祀,将之分为“岳渎之祭”与“郡国山川祭祀”两类,以石刻史料为中心,探讨束汉山川祭祀的仪制、性质与分层。在东汉,国家不再控制名山大川的祭祀,基本交由地方管理。五岳四渎外的绝大部分山川祭祀都进入了地方祭祀行列。同时,国家也不再以祭祀手段控制地方。因此,在整个山川祭祀体系中,国家祭祀退向边缘,地方色彩渐趋浓厚。山川祭祀随整个国家祭祀格局的变迁,摆脱了先秦遗风,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周礼》的内容、行文特点及其史料价值

《周礼》前五篇的内容和职官结构各有其特点,也包含着许多矛盾、错综和不合理处,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因为《周礼》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考工记》的内容和体例则与前五篇不同,自成一家。《周礼》前五篇的行文有如下特点,一是各篇前皆有一《叙官》,二是以职官联系制度,三是兼记有关的经验、技术或人们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四是互文见义,故读《周礼》贵在会通。《周礼》虽出于战国人之手,但其中保留了大量有关西周的珍贵资料,只要善于择别,并参以先秦其他文献和出土资料,即可为我们研究古史、特别是研究西周史所用。     

《如梦录》及其史料价值

《如梦录》是一部记载明代后期开封城市状况的笔记体方志性著作,以其记载翔实、内容丰富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该书的作者、版本进行考证和论述,对其主要内容及其史料价值作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全球化呼唤着全球史。但是,就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全球史的多样性,即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的基本功能是保存和传承自己的历史记忆。全球化和“全球史”并没有中断每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任何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既包括对本民族历史．也包括对其他民族及整个世界历史——全球史的认知和判断。     

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

近年来,“历史人类学”这一名词开始频繁在国内报刊出现,既有学者大力倡导,亦有学者相当怀疑。①近代史学界对此亦有回应。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从学术史的维度,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其间对历史学引入人类学视野与方法有诸多分析与讨论②,张佩国则直接使用“历史人类学”一词,出版了他的专著《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③。那么,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史学界的出现对近代史研究可能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新世纪的中…     

关于中国通史的三点史学思考

中国通史具有将历史过程与历史综合内容合而为一的优势和特征,与断代史、专门史相较,更能集中地保全和体现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史学是积极“入世”的一门学科,中国通史与史学社会功能息息相关;史学社会功能更是促进史书体裁革新的原动力;三之间呈连环相扣的互动之势。明了这种关系,有利于改善中国通史的编写,推动其发展。     

《清史·史表》编纂概要

<史表>为新修<清史>五大部件之一.若从2004年立项工作启动算起,史表编纂已历时4年之久,现已渐次转入以"初稿"评审、修改、整合为核心的后期编纂阶段,若不出现差池,可望在2010年前后基本告竣.回顾过去,我们深感史表编纂之不易;展望未来,益觉编纂任务之艰巨.鉴于<清史>纂修,时已过半,似有必要总结前期的编纂经验,或可对下一阶段<史表>编纂工作有所裨益.     

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

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它的基本原理。近一个世纪历史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这种理论提供给了人们认识历史问题的最锐利的武器,而那种赋予唯物史观的过多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的范畴的东西也当作其基本原理去宣传的教条主义,反倒有碍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今天,我们还必须通过历史研究的实践,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与思想文化史研究

在思想化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在运用唯物史观之理论上的公式化与教条化,另一则是沿袭唯心史观的“从思想到思想”的诠释模式。实际上,唯物史观的思想观念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我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我们应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即从广大民众、统治阶级或日益崛起的新兴阶级与思想家本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去分析相应的思想化形态、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张。惟有如此方能正确地阐明各种思想化现象的本质,进而揭示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