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文化认同

正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自然是基层管理制度了。传统中国的历代王朝,最为重视的是对基层赋役制度的设计,并围绕赋役的征收,设计相应的社会管控体系。就笔者比较熟悉的明清时期而言,明初朱元璋设计的里甲制度,就是集赋役征收和基层管控为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可以说,赋役能否顺利征收,体现了王朝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水平。往往王朝强盛,基层社会的赋役征收也比较畅通,王朝衰落,则基层社会赋役征收不畅,基层社会也随之动荡不安。     

论乡村治理的法治化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是乡村治理的理想目标。必须让法治凝聚农村社会共识,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用法治思维促进乡村发展。破除阻碍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的因素,既要注重制度自身的完整性、体系化,又要注重制度的更新和发展。规范和完善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使村民参与有序,理事有章,办事有据,走法治化道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明代里甲制度作用评析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都会建立严密的地方管理制度。明朝建立之初,政府建立了一套卓有成效的基层乡村组织,其核心便是里甲制度。里甲制度建立之后,在赋役征收、人口管理和地方控制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利于政府对基层地方的控制。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动,里甲制度逐步走向了消亡。     

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

从明清山西碑刻资料,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山西乡村社会存在的乡约形态。明代山西乡约主要出现在万历时太原、平阳二府与泽州,主要属于官方倡导的乡约制度,不过乡约也承担了宣讲以外的事务。清代山西的乡约更加深入基层,普及民间。本来作为宣讲制度、教化制度的乡约,在基层社会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成为一级乡村行政组织。乡约与地方连用,简化为"乡地",共同维护村社秩序是其核心。乡约与保正也连用,出现了"乡保"一词,地方与保也连用,于是出现"地保"一词。这些用法表明,乡约与地方、保在清代山西乡村是最基本的行政组织。     

试论麴氏高昌国的计亩承车牛役

麴氏高昌国时期的赋役制度,史书记载尤为不详,今根据吐鲁番文书对高昌国时期赋役制度中的计亩承车牛役制度进行探讨.从而对此制度的具体实行办法,实施范围做一个分析,以提高对高昌国社会经济制度的认识.     

节省治理:傅岩在歙县的为政实践

明崇祯年间,傅岩知歙县五年,因其政绩而"举循良"。其为政实践,包括教化儒生、加强保甲制度、修筑城堡、训诫土棍、缓催赋役、训练乡兵、赈灾救荒等。上级官员的考语,也给傅岩相当高的评价,似乎他有着很高的统治艺术。然而,其治理实践与统治艺术,都反映了明王朝国家的节省治理逻辑,其有效性在于能否实现帝国控制与民间社会的文化契合。     

新中国乡村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为了维持乡村秩序,促进乡村发展,依据法律、法规和传统习俗等,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是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乡村的过程。正确地处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不断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关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是乡村治理的根本制度保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的指导、引导、协调和服务功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文化在维持农村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乡村治理的努力方向。     

“明代赋役—财政变革与国家和社会之关系”笔谈

<正>【编者按】财政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命脉。每一次重大的赋役改革和调整,都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格局。处于社会转型、制度变迁期的16世纪的晚明,曾围绕赋役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既是自宣德以来赋役制度改革的延续,又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学界关于明代赋役制度及其改革的研究成果不少,然对于明代财政史却缺乏总体把握,以至于在20世纪末被学者称为"明代财政史研究的‘世纪遗憾’"。目前仅     

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之路——访杨际平先生

杨际平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和敦煌出土文书研究领域的专家,在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赋役制度、财政史等方面有突出贡献。近年来杨先生对北朝隋唐时期的田制和汉唐赋役制度等问题有新的思考和研究。应本刊编辑部之约,杨先生结合新近研究、反思,畅谈了数十年来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历程和体悟。     

职役与中国古代役制宏观研究的新取向

<正>民之赋役,不仅是一国理财之本,更为国家经济治理之途,故中国古代赋役之制始终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虽然古代赋役常被并称,但赋与役之间实有质的差异。就此观之,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研究则存在重赋轻役现象。如果再进一步聚焦中国古代役制,更能发现其诸多研究瓶颈。若欲推动役制研究的拓展,既需对中国古代役制的结构性检讨,亦应诉诸历代役制性质的再根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职役的再认识实为门径,它是中国古代役制研究再出发的关键。     

中国古代乡村的“被治理”——以两宋为主的探索

正近年来,在"国家治理"的学术话语模式下,关于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研究,一改过去的冷清寂寥,日渐成为一大学术热点;过去以赋役研究为中心的取径和既定模式,也日益呈现出多元的研究视角。就两宋历史时期而言,从国家的角度,自上而下地探索"乡村治理",乃存世历史文献的先天性特征所决定的——国家治理村落间的广土众民,天然缺乏农民的视角。倘若一定要就此展开研究,那么,学者难免发出巧妇无米之叹。     

清代桂西白山土司的赋役制度考察——以《白山司志》为中心

一条鞭法改革后,明清时期的流官区主要依赖赋役全书登记的田亩户丁数,直接将钱粮徭役折银,向编民个体征派。清代白山司所见,国家赋役征派的主体是司官而非土民,而在土司内部,土司对土民的赋役征派仍主要依赖“城头-村”的基层组织,桂西土司区田地分类、田赋征收及劳役征派等仍保留原有的社会传统。不过,随着国家管治的深入,清代白山司赋役制度呈现出适应性调整,司官向国家承担的田赋与劳役部分,其田地丈量、粮赋征收与劳役征派均可见其深受一条鞭法的影响,尤其是粮田、垦田名义下越来越多土民进入国家赋役体系,劳役征派也实现了由役民向纳银的过渡。白山司个案呈现了国家制度与土司地方传统并存运行的转折中的形态,而土司逐步纳入国家体制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明清时期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机制——基于领域性视角

从地理学视角看,乡村治理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乡村空间权属和空间权力的配置,即领域化和再领域化。本文从当代乡村治理的问题出发,运用领域理论分析明清时期乡村治理中的空间-社会关系及其领域化机制。研究表明：县级政府构建的行政领域难以实现全面有效的治理,乡绅主导构建的社会领域基于乡村特征划定边界和提供公共物品并部分替代了行政领域,其具体领域化机制为家族-宗族-乡族三级治理体系。本文认为明清时期乡村治理存在多元领域,行政领域与社会领域通过有效的协调机制相互补充使乡村治理更有效。乡村治理应注重对当地社会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培育,同时增强行政领域治理的有效性及其与其他领域的协调能力。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对乡村的运动型治理探析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尝试通过发动一系列运动对乡村进行全面改造与建设,形成了当今学者所谓的"运动型治理模式"。而国民党政权党员干部缺乏革命精神与动力,党的组织尤其是地方和基层组织涣散无力,党政体制不合理,缺乏实施运动型治理所需要的制度与组织条件。治理目标的超前与治理模式的滞后导致了国民党治理乡村的失败与乡村改造的破产。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对"家文化"的影响

家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方面,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和"文化.资源的稀缺是家庭"和"文化产生的根源,而古代赋役制度是家庭"和"文化传承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通过"田租"、"户调"、"徭役"三个有代表性的古代赋役制度对此进行了阐述.     

朱熹乡村治理思想述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乡村社会,乡村治理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朱熹的乡村治理思想是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乡村治理问题的历史延续.在朱熹乡村治理思想中,既提倡孝敬、乡情、信睦、良善、仁厚等儒家的传统道德规范,又提倡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章制度,还提倡经济上的发展与救助.其乡村治理理念的实质是为中央集权服务,帮助维护封建统治的基层社会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实现社会稳定、加强邻里团结、消弭和化解乡村矛盾、改进乡村治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建构多元治理范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乡村治理机制提出新的要求。现有乡村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矛盾,客观上要求建立政府与社会共管共治的多元治理范式。多元治理的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乡村民间力量,探索乡村民间组织治理参与。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路径研究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是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基层党组织涣散、治理能力不足、社会组织空心化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当前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主要因素，探索新型社会组织嵌入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良性机制及可行路径，为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进而实现乡村振兴。     

华侨村官与侨乡社会治理资源的跨国动员——以福建省明溪县为例

论文以明溪县的华侨村官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华侨回国担任村官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和个人因素。认为中国农村选举制度的普及是该群体产生的社会制度性因素,地方政府的动员推动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个体对家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以及传统的"衣锦还乡"追求,则是华侨村官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在动力。华侨担任村官后,运用自己曾在国外务工经商的经历优势,对国内与国外的资源进行动员,在侨乡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华侨村官对侨乡的社会治理是中国乡村治理的一种特殊类型,对中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借鉴作用。不过,随着在侨乡成长的第一代移民的老去,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对家乡日益陌生,乡村回流人口必然随之减少,侨乡社会治理模式的未来走向还有待观察。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

进入新时代,国内基本矛盾发生改变,振兴乡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已经占据战略发展的重要位置,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是构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乡村社会治理体系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实践与理论逻辑存在较大的偏差、治理工作比较零碎化、乡村文化异化和治理人才短缺等问题都加大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