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修《晋书》的政治因素

唐初所撰《晋书》为时代较早的官修“正史”,从史书的撰修动机,到史书的体制义例及其内容,都表现出不同于前此私修“正史”的特点,这就是唐初统治集团在修撰《晋书》时,渗入明显的政治成份,以服务于自己的统治。自修“五代史”及《晋书》以后,历代“正史”沿此成规,几乎皆为官修,这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由私人修史到官府修由的一个转折点。因而《晋书》之修又对     

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这一时期,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繁荣局面。史学,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唐代也是有成就的。被封建王朝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有三分之一成书于唐初。“三通”之首的《通典》、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都是唐代著名的私人著述。此外,官修史书如     

历史文本创作的微观过程：以“杨士奇举三事”故事衍生史为例

清朝官修《明史·仁宗诚孝张皇后传》所载的“杨士奇举三事”故事,实源于民间道听途说,后从私修野史辗转进入官修正史。不可否认的是,它作为一种历史文本长期存在,当有其流行之合理性。根据《野记》所载故事内容,可以考证出其创作时间的下限为天顺五年。故事产生、流传之初,恰逢天顺朝面临着是否仿效永乐朝施行“革除”的问题。明代中后期,故事作为一个“事件”与其他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结合,甚至发生文本互动,并在《名山藏》中建立起事件进展的基本链条。清代官修正史的过程中,明史馆馆臣又在事件链条的基础上对故事的若干破绽进行了修补弥缝。“杨士奇举三事”故事之衍生史,可为今人对历史文本形成的微观过程的反思提供典型案例与思想资源。     

“日常生活”与历史研究

有人说传统史学就是一部帝王的家谱,这当然是激愤之言,但也还是说明了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希腊的崇高,罗马的壮观”,还是“力拔山兮气盖世”,在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如果不是帝王将相,起码也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而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则鲜有“问津”。偶有记述,亦因“王欲知间巷风俗”,不过,这种专记琐细之事虽也是为“资治”之用,却并不能享配“正史”的殊荣,只能被“不入流”地称为“稗史”。稗,卑微也。     

关于宋修国史的几个问题

宋朝国史,系指在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诸书基础上修撰而成的本朝纪传体正史。它为宋人私家修史所广泛取材,也是元代据以修纂《宋史》的底本。弄清宋修国史的始末经过,对于研治两宋历史、特别是正确认识《宋史》诸书的史料价值具有重要意义。葛兆光同志尝撰《宋官修国史考》一文(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葛文”,于此做了极有价值的探索工作。然葛文于史料发掘或有未尽,所论亦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不揣浅陋,就以下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正于识者。     

好奇狂客洪亮吉的西域行

好奇狂客洪亮吉的西域行章含《清史稿》卷３５６中的《洪亮吉传》说：“亮吉……长身,火色,性豪迈,喜论当世事。”所谓“火色”．大概与《三国演义》中“面如重枣”的关羽气色差不多。在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看来,这是忠贞的标志,也是正义的象征。官修正史如此说...     

守先待后：史学在中国的地位及演变

中国古人敬天而不曾尊崇一位绝对全能之神。在这样的世界襄,历史和史学具有特出的文化地位。通过历史记载和叙述,史学说明并论证着关於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等各项基本理念,也验证着君主统治的正当性。汉代独尊儒术后,史学的功能有所变化,但仍注重记录和传承,并越来越带有守先待后的含义。历史撰述的体制化带来相应的约束,为野史和传说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不间断的正史、相对随意的野史,以及伸缩灵动的民间传说,共同构成了今天的“历史知识”。这一切都因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入侵而改变,不仅史学的社会地位摇摆不定,学校和公来所关注的历史内容也有很大的改变,出现了一些带有西方特色的中国历史言说。     

《明史》纂修与清初史学──兼论万斯同、王鸿绪在《明史》纂修中的作用

在清初史学史上,《明史》的纂修是一桩不容忽视的重要事件。一方面,从学术价值来说,由干它集中了以万斯同、王鸿络为代表的众多著名学者的智慧和心血,又经过较长时间的纂辑、修改、审定,因而成为历代正史中继前四史之后最受好评的一部史籍;另一方面,就政治影响而言,它则以官修前代历史的形式,说明了清王朝继统的合法性,同时,作为清王朝推行的文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给清初盛行一时的私修明史之风,打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一）公元1644年．清朝统治阶级利用农民起义推翻明朝政权的机会,举兵南下,进占北京,初步建立了对…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一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很早就有关于经济史方面的记述。自太史公作《货殖列传》和《平准书》,历代正史大都有《食货志》,各种政书中也都有《食货典》、《食货考》,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历代《食货》典志所记述的则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     

“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

“求真”是史学的一个根本属性,“求真”观念的自觉标志着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发展。然而,历史撰述作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独立于认识者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一是具有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的认识主体。因此,历史之“真”是什么,如何能求到“真”,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都倍受重视,反复予以探讨。可以说,中西方史学的发展都伴随着求真观念的演变与深化。“直书”是植根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反映传统史学的求真观念的独特概念,它的形成、嬗变就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观念发展、…     

续修省志专业志中可设人物专章

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动力。钱穆先生认为,司马迁《史记》之纪传体所以成功,乃因“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9页）我国正史和地方志一向重人物．旧志就有“一部志书半人物”之说——虽然有点夸张,但说明对人物的记述是十分重视的。旧志之所以如此重视人物,是因为入志人物有“矜其乡贤,垂范后人”的作用。新编志书继承了修志传统,所编志书都设有人物志。     

说史学上的“借鉴”与“劝戒”

白寿彝先生在《关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一文中谈到史学工作的教育作用有很多方面,其中一条是历史的学习“帮助人们从青少年起一直到老死为止如何做人,帮助人们了解或者理解作人的道理。”还有一条是讲历史还要讲历代治乱兴衰,先生说“学历史,要研究历代治乱兴衰。研究这个问题干什么?对我们学习历史的人讲,就是在政治上给我们以启发,培养一种关心政治的兴趣,培养我们观察政治的能力,它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历史教育还有另外几条。这些论断给我们以很深的启发,在我国史学史上,讲历史教育有着悠久的传统。时代变化、发展了,历史教育的内涵有所改变,但重视历史教育,是我们民族史学的特点。如史学上的“借鉴”与“劝戒”的论     

"文革史学"初探--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

“文革史学”是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它既是中国史学史、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史学”是动乱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给中国史学蒙上了极大耻辱。它截断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离群索居,与不断前进的世界史学背道而驰;中国史学成了政治史学、影射史学的代名词,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与尊严。     

“新农民战争史”的提出——明末张献忠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可能

农民战争是长时期、结构性地影响中国历史整体进程的重大因素之一。不过在传统社会正史修撰中,出于政治立场的考虑,很多农民军（其实其原先身份并非一定是农民,还包括其他一些社会下层民众甚至知识分子）被视为“贼”、“寇”,被认为是社会祸乱之源。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新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系统批判,开启了“史界革命”、“新史学”之先声。     

《明遗民录汇辑》出版

《明遗民录汇辑》出版明清易代之际遗民,由闻达诸侯的积极入世者而变为隐逸山水的消极遁世者,有极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其人格、其行事、其有关家国之故的诗文、其死后的墓志、祭文等,对于研究明末清初的政治、社会及遗民这一特定和历史的社会群体,有官修正史、志...     

法国近代史上的复辟和反复辟问题——澄清“四人帮”在此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把黑手伸进史学的各个领域,世界史也不能幸免。他们为了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打着“反复辟”的旗号大搞反革命复辟活动,就把“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作为一个公式在史学领域到处乱套。其中,他们别有用心地大肆歪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毫无根据地断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先后经历     

评朱熹对历史人物的看法

评朱熹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张元朱熹集北宋理学之大成,他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根基于他的学说思想,既是理学家论历史人物的主要代表,又与其他理学家的看法不尽相同。其主要论点为何,方法为何,有何意义,应有一探之价值。（一）品评历史人物是传统史学的一项重点,正史论赞...     

比勒菲尔德学派和德国社会史研究

德国史学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因此固守传统很难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百废待兴,历史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起点。德国近代史学家们逐步接受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结构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德国传统史学引入了新的元素。20世纪60年代末,以创新改革为宗旨创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历史学的创新打造了一个平台,以韦勒和科卡为首的近代史历史学家们在创建历史学系的过程中注重以结构史学的方法论解析社会演进,跨学科地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以研究“整体的历史”为宗旨,形成了以德国社会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比勒菲尔德学派。     

一部绘图的星象占卜书——明手抄本《祥异绘图集注》

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中，多有志书，有三种志书与天学有关，且常居于诸志之首，称之谓“天学三志”。三志各有分工如下：     

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正隋唐是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大统一时代,宋代印刷术更加成熟而普及,是士大夫政治的巅峰时期,唐宋史学也因之而显示出令人瞩目的新气象。经世致用作为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史馆"这一官方专门修史机构的设立,更显出其价值。就"正史"而论,有8部出在唐代,即《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