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屈原的爱国思想及其他——与曹大中同志商榷

在《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上读了曹大中同志的《"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以后,觉得其中有些问题值得商榷.曹大中同志断言屈原只忠君、不爱国,"屈原至死不离楚国,最后怀沙自沉的思想动机,不是出于爱国,而是忠于向其委质的同姓君主."作为论证这个命题的大前提,曹大中同志认定"在先秦时代……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与区别,因此也就不存在'热爱祖国'的观念."对这些论点,实在不敢苟同.     

楚辞研究热点透视（六）

屈原出生地有“秭归”、“江陵”二说,而“生于江陵,长于秭归”当更接近事实;屈原绝笔诗有五说,一般以《史记》载录之《怀沙》为准;关于屈宋比较有四说,涉及到屈宋诗歌流变与人品高下之探讨;《远游》之作,从汉至明,皆以为屈原作,清代以后才分为“屈作”与“伪托”二说;关于《渔父》是否为屈原作的争鸣,主要缘于王逸《章句》之矛盾、《史记》载录之理解、渔父形象之真伪以及第三人称之口吻。尽管歧义纷纭,亦非无迹可寻。     

《屈原列传》新探

司马迁于秦火之余收集屈原的材料,并“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作实地考察,写成了《屈原列传》,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屈原事迹的宝贵史料,其功不可没。然后人读《屈原列传》,却褒贬不一：褒之以为千古奇,贬之却责其叙事不明,意不贯,甚至认为司马迁不作《屈原列传》,或疑屈原其人之有无。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聚讼纷纭、没有定论。     

屈原日本行异议

日本学者大官真人《屈赋与日本公元前史》论述了屈原曾到过日本,在日本写了很多作品。“大宫先生研究楚辞多年,他发现屈赋许多词语的上古音与日本九州一些地名读音相同相近,把这些成对应的地名按屈赋诗句的顺序排列起来,在地图上竟然呈现为有序的行路图。于是,大宫先生得出如下的结论：屈原在被放逐期间到过九州,《离骚》、《借诵》、《抽思》、《怀沙》等作品既是作者代思情感的抒发,也是他在日本经历的纪录。”①大宫先生说：“开始我并未有意识地从《楚辞》中去寻找有关日本史的记述,而是在阅读屈原作品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     

试论屈宋之《招魂》及相关问题

本在概述胡念贻、潘啸龙得出的《招魂》之作是宋玉、《大招》的作才是屈原,并揭示宋玉《招魂》的创作背景和词旨的基础上,试图揭示宋玉《招魂》的创作时间、屈原《大招》的创作动机及反映的思想,并建议将屈原的“招魂词”恢复其原名《招魂》,而将宋玉的“招魂词”改用其曾用名《小招》。     

千年古刹——湖南汨罗神鼎山资圣寺

湖南汨罗因屈原于此怀沙自沉而知名。汨罗市神鼎山,东临107国道,西倚京广铁路;汨水流于侧,洞庭横于前。草木深秀,水石清妍,风景幽静,佛教名刹资圣寺即坐落其间。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南岳福严寺洪諲禅师来此开山,经十年辛苦,始成丛林。寺宇坐北朝南,天王殿、大雄宝     

《招魂》乃屈原自招新证

我们研究《楚辞·招魂》的作者及所招的对象是谁,只能从《招魂》原文中探求,因为每一文学作品无不打上时代和人物的烙印。我们先撇开前人提出的“宋玉招屈原说”、“屈原自把说”、“屈原把怀王生魂说”、“屈原招怀王亡魂说”、“屈原招顷襄王”等说法,单从《招魂》涉及的时代、地理状况、人物来探求《招魂》所处的时代及地域,从而推论出《招魂》的作者以及为谁招魂的结论来。一“江南”“梦”地沿革考《招魂》“乱曰”是全文的总结,叙述了作者于“献岁发春兮洞吾南征”的途中作《招魂》,地点在“与王趋梦兮课后先”的“梦”地,原因…     

《橘颂》确是屈原的绝笔

屈赋二十五篇,到底哪一篇是他的绝笔?今昔学者虽然聚讼纷纭,然主要都集中在《怀沙》与《惜往日》两篇上。大体古代学者多认为是《怀沙》,如贾谊、司马迁、王夫之、林西仲等。当然亦有主《惜往日》与《悲回风》的,如朱熹。而现代学者的大多数,则论定为《惜往日》,如郭沫若、游国恩、聂石樵等。当然也有主《怀沙》的,如胡念贻。但我认为以上两篇虽是近死之音,但还不是最终的绝世之作。真正的绝世之作,是《橘颂》。现陈述于下。     

《楚辞》与上古史研究

一《楚辞》是怎样一部书?《楚辞》是西汉末年刘向所编集的一部文学专著。此书以屈原赋为中心,裒辑自宋玉以下以至汉初人所作的旨在发挥屈原思想,在形式上摹拟《离骚》的所谓“骚赋”,再加上刘向自己的作品《九叹》合为十六卷。东汉王逸取刘向所编《楚辞》为之作注,再加上他的作品《九思》合为十七卷,这就是今天所见的最古的《楚辞》本子。此书既以屈原作品为中心,实际上就是屈原集。我们读屈原作品,就是读荟集在这里的屈原的作品。屈原的作品很多,而其代表作是《离     

论杜甫对屈原的继承

水与汩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徐介《过杜工部坟》这首诗出自宋代注杜名家王得臣的《麈史》,它以明确而又形象的语言表明了杜甫与屈原的渊源继承关系。屈原自沉于湖南的汩罗江,杜甫也病卒于隔汩水仅十里之远的平江(详见拙论《杜甫卒地在平江》,载一九八三年第二期《湖南师院学报》),这可能是一种巧合,     

《楚辞全译》试评

一九八四年二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福建师大教授黄寿祺和贵州大学教师梅桐生合著的《楚辞全译》。全书包括《楚辞》各篇简介、原诗、简注和译文,二十五万字,印制比较精美,发行以来,已为学术界所闻知。 在历年已出版的许多《楚辞》注译本中,《楚辞全译》是有特色和长处的一种。首先一点就是“全”,是全译本,不是选注本、选译本。今人的许多注本大抵只注释和研究屈、宋作品;翻译更未有过全译本。郭沫若、文怀沙、陆侃如、龚克昌的译本都只是选本性质。《楚辞全译》则依照刘向、王逸对《楚辞》的编排,兼采战国、两汉,不但全部译齐屈原的诗篇,而且对宋王、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的“楚辞”作品都加以简注和翻译。而后者自朱熹以来,一向认为“自《七》以下,无足观者”（《楚辞辩证下》）,所以一直未为研究者、注释家所重视,至于今译,更是一向无人涉足问津。朱熹等古人的评价有一定片面性,《七》、《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等“代言体”诗篇固然比不上屈原诗歌重要,但也是文学史上知名的作品,对其加以研究和今译乃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全译本避免了选译本零碎、片断、不见全牛的缺点,对于想要综览《楚辞》全貌的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其二     

试论《九歌》与苗族民歌、民俗的关系

一《九歌》源于楚国民歌一巫歌《九歌》为屈原所作,是屈原对楚国民歌--祭神歌、巫歌进行了艺术加工和再创造而写成的。《九歌》与当时楚国民歌--祭神歌、巫歌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是已为很多学者所论证了的。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辞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论先秦无爱国观——答吴代芳同志

拙作《“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文发表后,吴代芳同志在《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关于屈原的爱国思想及其他》一文,肯定屈原具有爱国政治道德观念,要求与我商榷。我认为学术界所以一致认为屈原是爱国诗人,首先,这是大家以现代爱国政治道德观念的标准去衡量屈原的社会行为的结果。其次,是由于我们大家都认为,凡是为“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物质财富,为人类文明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的人,都是爱     

各地图书馆举行报告会 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逝世两千二百三十一周年,北京市图书馆特举行了报告会,请文怀沙同志讲"人民诗人屈原及其作品"。会上并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赵蕴如、苏明、董超等朗     

上海古籍新书目:

本书是蒋天枢教授研究楚辞的积年之作,收屈原赋及宋玉为屈原而作的《九辩》,依古本篇次.全书对屈原生平、屈赋系年,提出与旧说时论不同的新见解,在方法上采取文史互证,拨隐探幽,对《史记》屈原本传以来所传《离骚》作于楚怀王时的说法加以否定,而把屈原现存作品都归于顷襄王走陈以后,屈原离陈南行时所作.由于立论新颖,而解释屈赋又宛然若符,堪称独树一帜,卓然自成一家.此书的出版对屈原和屈原赋的深入研究将起一定促进作用.     

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考论——兼论屈原生平研究

一些学者根据“漆耳杯铭文”与“鸠杖”论定墓主是“楚太子的老师” ,又有“陈良”、“屈原”等推测。据金文、简牍、帛书对“不”、“”二字有不同写法 ,漆耳杯铭文应为“东宫之杯” ,而非“东宫之师” ;据《左传》等典籍 ,楚国太子的老师应称为“傅”或“太傅”。据《周礼》、《礼记》、《吕氏春秋》 ,“八十九十 ,加赐鸠杖”之礼始于汉代 ,而楚系墓葬中出土的各种“杖”的形制特点 ,可证明此墓“鸠杖”不是手杖。屈原未担任过太子之傅 ,郭店一号楚墓墓主与屈原无关。     

博雅扬雄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成都郫县人，中国汉代名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祖辈以农商为业，家道小康。其自幼口吃，不善言语，然而却喜欢读书，独立思考，“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默而好深沉之思”。成都是汉赋故乡，他与另一成都籍学家司马相如被后人誉为“汉赋双星”，成名之作《反离骚》，系仿屈原《离骚》之体，而反离骚之意写成，写就后“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通篇洋溢着青年扬雄的豪爽之气。     

闻一多的屈原研究——闻一多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纪念

首先,闻一多在《廖季平论离骚》中肯定了屈原的存在及其学史地位。其次,他在《读骚杂记》中,指出屈原自杀不是爱国,不是尸谏,而是洁身而死。这一论点折射出闻一多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自命清流的思想。再次,他的《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阐明屈原是一个化奴隶式的“弄臣”,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和赋予诗歌教育功能及健康艺术形式的学家。他强调屈原双重人格中的作为反抗的奴隶、人的尊严、“火气”的、孤高激烈、“人的导师”的一面。,这是在新的时局面前,闻一多自己思想的发展和提高的反映。最后,他的《人民的诗人一屈原》从人民性的高度,对屈原人格精神高度礼赞。这一结论代表了闻一多的人民民主这一基本社会政治理想。闻一多对屈原的解读及这一解读的发展、提高和深化的过程,正是他自己思想发展、提高和最后定型的过程,前是后的一种表现形态。闻一多对屈原的评价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九歌》作者新考——兼《九歌》非屈原作品补证

与楚墓神系和刘邦所命祀神系比较,《九歌》所祭的十位神灵中,与屈原之实际情况不符的至少有五位,这说明《九歌》这一体系性祭歌并不是屈原的作品。《九歌》与《淮南子》有多处语句相近,从这些相近语句看,《淮南子》影响了《九歌》的创作,《九歌》自然作于《淮南子》之后。在《淮南子》问世和刘向整理《楚辞》之间的这一历史时期内,能作《九歌》者只有刘安。刘安的特殊身份,可以解释《九歌》之系列祭歌的复杂性。《九歌》中的谄谀之“妖言”,说明刘安的门客也参与了《九歌》创作。     

“楚辞”指称的学术史考察

“楚辞”指称经历了一个由单纯意旨向多重蕴涵演变的过程。《史记》之“楚辞”乃是指涉战国之时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人辞作。至刘向时,“楚辞”即具有指称作品集之涵义。嗣后,学者立论依据不一,“楚辞”蕴意多有差异：有专指屈原作品者;有指称文体者;亦有指涉多重涵义者。这种指称的多层面性使得“楚辞”研究领域呈现出众彩纷呈之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