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志看中国霍乱大流行的次数——兼谈霍乱首次大流行的近代意义

通过对中国地方志的全面梳理可知:至1961年前,中国共有6次霍乱大流行;就清代的霍乱疫情而言,霍乱大流行共有4次、2种类型;而对全国与各省历史疫情的综合考察,是得出该定论的必经途径。对照世界霍乱大流行年份可见,几乎每次世界霍乱大流行之时,中国都会有或强或弱的霍乱疫情发生,表现为霍乱大流行或散发,显示了中国机体本身的特性和对世界情势的敏感性;而中国在19世纪20年代的首次霍乱大流行,或许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提供了别样的注脚。     

1932年霍乱疫情及防疫相关史料一组

霍乱作为民国时期主要传染疫种之一,在各地区多有流行。1932年霍乱首发于上海,而后发展迅猛,感染者众多,共涉及30余省,除新疆、西藏外,几乎遍布全国。本组史料主要为各省市政府关于1932年霍乱疫情发生、防治、救济等与行政院、内政部等来往文书,对研究民国时期卫生防疫史有所裨益。     

战后日本侨俘遣返中的卫生防疫——以1946年广东遣送船霍乱疫情为中心

1946年4月,由广东出发的多艘日本侨俘遣送船在遣返途中发生霍乱疫情。日本当局将霍乱船只集中于浦贺港,并建立了以“浦贺归国援助局”为核心的防疫指挥机构,开展了全面的卫生防疫工作。防疫措施主要包括检疫消毒、隔离诊疗以及向遣送船供给物资等。虽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防疫措施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碍,但最终成功防止疫情向日本国内蔓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霍乱疫情依然对浦贺、东京乃至关东地区的经济、社会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霍乱与商业社会中的人口死亡——以1919年的黄县为例

1919年的霍乱造成黄县各村落普遍感染和4%的人口死亡率,黄县霍乱的严重流行虽然与天气和县内各地不同的土壤条件有关,但最主要的因素是该县发达的商业。黄县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使其北部和中部地区形成不同等级的城市和市镇体系,这种城镇分布特点部分决定了1919年的霍乱传播模式和人口死亡程度,形成除龙口和城关镇以外的各乡镇霍乱死亡率有规则的高低错落分布的特点。在交通不便的南部山区,因该地业已卷入到市场体系当中,故该区亦成为此次霍乱流行的重灾区。总之,以农业为主的县与以商业为主的县在霍乱传播模式上有很大的不同。     

媒介视域中的疫情防控——以1910—1911年东北鼠疫为例

媒介作为记录日常生活、关注突发事件的重要载体,其所刊发的文字以及图像资料成为后人认识、了解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文本.1910—1911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生的鼠疫是20世纪初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鼠疫,前后持续了6个多月,波及大半个中国,死亡人数众多,给清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清末报刊媒体的新闻报道、评论不仅为时人及时了解疫情的发生、发展情况提供了便利,而且反映出疫情防控等重要讯息.人们借助媒体报道,对此次鼠疫传播、防疫卫所设立以及救治等情况有所了解,切实感受到了此次疫情传播的广泛与危害,从而认识到了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因此,透过报刊媒体呈现的原始文字,可以从媒体的角度进行解析,从而扩展研究视野,加深对东北乃至中国鼠疫及其疫情防控的研究,为当今以及未来防控疫情提供借鉴.     

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1918年晋北疫情初探

民国7年晋北一带疫情突发,极为严重。这次源于内蒙古的疫情,因便利的交通、人口的流动以及传统的风俗等因素而扩大,从而波及山西省20余县。在应对此次疫情的过程中,政府和社会都有各自的表现。值得一提的是,阎锡山在此次山西防疫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和民间的良性互动使得此次疫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得到有效控制。     

脆弱环境下的瘟疫传播与环境扰动——以1932年陕西霍乱灾害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北半球中纬度地带气候变暖影响,中国气象灾害频发。1932年中国23个省市爆发了大规模霍乱疫病。这次霍乱疫病的最大特点是受灾面积广、内陆省区受害重,陕西省死亡人口多达20万。究其原因,它是陕西自然与社会环境脆弱性的集中体现,也是霍乱等外源性传染病进入内陆过程的一个集中反映。1932年陕西霍乱是疫病从东向西传播的一个关键节点,是现代性经济扩张的直接结果,可以作为探讨内陆省区近代化过程的一个新维度。     

1892年纽约霍乱疫情与美国对外来移民的排斥

1892年欧洲多地爆发霍乱疫情,跨大西洋的人员流动使得美国面临霍乱输入的危险,进而触发了美国社会强烈的排外情绪。排外主义者在真实与想象之间将外来移民塑造成霍乱传播者。其间,作为"他者"的外来移民往往被描绘成肮脏卑劣之徒,而美国人则均是卫生高雅之辈,排外主义者显然正在从卫生领域打造美国的国家身份认同。"霍乱传播者"的负面形象不但深刻影响了美国应对霍乱的检疫措施,而且成为美国排斥外来移民的重要借口。当纽约港出现霍乱病例时,联邦政府下令对外来移民实行为期20天的隔离检疫,而纽约港在执行检疫时苛待外来移民,宽待归国观光客。疫情过后,20天检疫令继续有效,参议员钱德勒甚至提出禁止移民入境的议案,这些做法显然是利用公共卫生议题为制定限制移民政策提供合理性,凸显出19世纪末美国社会日益高涨的排外思潮和民族主义情绪。     

疫情之下的社会分裂——英国医学界关于1832年霍乱的病原学之争

1832年霍乱在英国流行期间,面对数万人的感染、死亡以及巨大的社会恐慌,医学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一场关于霍乱致病原、传播及传染性的病原学之争随之兴起。在这场争论中,传染派认为细菌、病毒、微生物是致病原,通过接触加以传播,强调霍乱具有传染性;非传染派将致病原归结为瘴气,认为人体因吸入瘴气而发病,否认霍乱具有传染性。霍乱病原学之争折射出疫情之下的社会分裂:医学界上层倡导的传染论得到统治精英的支持,因为这为其追求国家权力扩张提供了依据;医学界中下层倡导的非传染论,在工商业阶层及下层民众中广受欢迎,因为它更能反映出社会中下层的经济利益与道德关切。关于霍乱的病原学之争,本质上是医学界不同群体的话语权之争。尽管传染派观点后来被科学证实,但19世纪中后期传染论的失势及非传染论的崛起表明:科学的发展并不总是一个单线式、不断进步的过程,而经常是一个曲折、迂回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人类对于流行病的认知与探索将永无止境。     

应对与反思：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乡村社会的防疫

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鼠疫及霍乱,乡村受灾尤甚。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对疫情之中陕西乡村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聚焦于该时期陕西乡村防疫中政府、社会及民众的应对之策,并对其中表现出的政府动员乏力、公共卫生体系缺位、医药储备匮乏、社会救济力量薄弱、乡民意识落后等缺陷进行反思。陕西乡村地带的防疫历史昭示后人,疫情之下完善的防疫体系比单纯的医疗救治更为重要。而构建完善的防疫体系则需在政府主导之下,整合医疗资源、社会力量与个人的全方位工作。     

清代移民与陕西汉水流域民间风俗的嬗变

清代陕西南部地区接受了大量的川楚移民 ,这一人口迁移浪潮对当地的社会风俗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在分析清代中叶以后陕南地区社会风俗的特征之后 ,认为尽管川楚移民的进入对陕南的社会风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通过对移民风俗的地理优选 ,进行了文化整合 ,形成了既不完全同于川楚地区 ,又不与北部关中地区一致的 ,陕南地区特有的风俗习惯。与此同时 ,民间风俗的嬗变不仅使陕南的自然、经济景观更趋同于同处亚热带湿润气候下的川楚地区 ,而且使陕南民众心理上更加认同江南地区 ,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     

殷墟使用朱砂情况的考察

与史前、夏及早商时期一样,朱砂在殷墟文化时期的北方仍是较为稀缺的资源,只存在于规格较高的考古遗存中。通过对安阳殷墟及其他同时期情况进行分析,朱砂的使用从殷墟早期到晚期呈上升趋势。依据使用场合的不同,可分为朱砂葬、朱砂祭祀坑和朱书文字三类。朱砂葬是朱砂使用情况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本文通过对殷墟西区、大司空、孝民屯、徐家桥和侯家庄王陵区墓地的朱砂葬进行分析,发现晚商时期只有高等级贵族才有资格使用朱砂。从其使用情况推测,晚商时期朱砂在丧葬活动中的礼仪功能是主要的,用以体现死者的身份等级,同时或具有辟邪的功能。殷墟朱砂的来源,最大可能性仍然是以贵州为中心的我国西南地区,不过特定时期也可能采用了来自陕西秦岭一带的资源。     

基于分形理论对陕西城市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的研究

通过测算20年来陕西城市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的分维值,得出结论:陕西省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符合分形特征;城市体系规模分布比较分散,人口分布呈不均衡态分布;整个城市体系的分形表现出中间层次的弱缺,存在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的断层;城市体系等级差异虽有缓慢减小的趋势,但距离最优状态还很漫长。在对这些特征做出解释的基础上,认为应采取促进省内二级中心城市的发展、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加强城市体系的产业规划等措施促进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的优化。     

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

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分省,是清代行政区划变迁史和地方行政制度变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康熙、乾隆两部《清会典》记载的省制这一角度出发,对江南等省的分省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揭示了这是一个始于顺治十八年、终于康熙六年的渐变过程,清代的省制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从旧到新的转变。本文又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分省过程结束后,"江南省"、"湖广省"等省名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迁驱动力研究

清代陕西南部地区的土地利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部分地区由原始林地转变为耕地。影响这一变化 ,或者说导致清代陕南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主要驱动力 ,除了人口的机械增长外 ,还有高产作物的引入、优惠的招垦政策和粗放的耕作习俗等。分析并研究导致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 ,对研究历史时期下垫面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陕西靖边五庄果墚遗址发掘简报

五庄果墚遗址位于陕西省靖边县黄蒿界乡小界村西北部,距离县城约30公里,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中心位于五个连绵的山峁上,相传该处曾有五户人家居住,因而得名五庄果墚。五庄果墚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以上,文化内涵以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遗存为     

西汉末年陕西人口数量研究

关于西汉末年陕西人口数量 ,以往不少学者的估算普遍偏低。本文根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各郡国户口数 ,主要利用“户口密度平均法”对弘农郡、武都郡、汉中郡、上郡、西河郡等兼跨今陕西与邻省之地的各郡户口数进行了仔细地分割 ,分别计算出各郡所辖今陕西之地的户口数。经估算 ,汉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 2年 )今陕西境内在籍人口共有90 2 780户 ,3597179口。本文还对当时未列入政府版籍的各种人口及数量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对汉末陕西境内实际人口数作了估算 ,认为汉末陕西境内实际人口数约为 4 2 0万人 ,最少不低于 4 0 0万人     

“西安省”考——兼论“大陕西”和“小陕西”

本文利用清朝官方原始档案揭示了在乾隆、嘉庆年间存在一个"西安省",并研究了它的名称来源及空间范围,认为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存在一个"大陕西"和"小陕西",前者包括了"小陕西"和甘肃两个部分,而后者即为"西安省"。本文同时揭示了清朝省会存在着不同的称谓。     

清代陕西农村畜养业的发展与牲畜产品输出

本文选取了清代陕西较重要的产业——农村畜养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的地域发展特征,牲畜市场的结构与分布,牲畜输出,初步匡算出清代陕西的年牲畜交易量。指出清代陕西农村畜养业具有普遍性的特点,遍在的农家耕畜需求以及作为交通工具役使,促进了农村畜养业的发展。另外,本地地近塞北,处于农牧分界地区,陕北部分州县半农半牧,故畜牧业发达。牲畜的交易与地方良种培育具有地缘优势,陕北"佳米驴",关中"秦川牛"、"关中驴"、"关中骡"在清代均形成地方品牌,是清代陕西对外输出的牲畜良种,在全国颇具知名度。这里每年牲畜交易十分频繁,牲畜市场发育最完善。清末陕西年牲畜交易量大体在20-40万头之间,牲畜税是地方商品中征收最多的税种,也构成陕西地方财政最重要的来源与补充。从这一点来说,它也是清代陕西地方经济发展有别于其它经济发达省区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的地域主体功能区规划等相关工作中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涉及甚少。在中国复杂多样的自然与人文背景条件下弄清文化遗产的空间相似性与差异性等特征,是面向未来"文化遗产保护区划"划定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本文以国家公布的国家级、省级与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为数据基础,从历史时期与类型两个角度对国家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聚集密度进行分析,并与中国自然地理区域与文化地理区域相结合,阐释中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