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确的忠节观

陈确是明末清初一个普通士人,也是一个理学名家。作为明代遗民,他一方面继承着传统的忠节观念,主张官绅应以某种方式保持气节,不向新朝投降;另一方面,又对传统的忠节观有所叛逆,反对一死了之的殉节行为。他不赞成妇女改嫁,却反对妇女以死来表示她们对丈夫的忠诚;他不赞成官绅投降新朝,但反对他们动辄以死来作为效忠旧朝的唯一尺度。处在明清交替之际的普通士人陈确的忠节观,与明清之际思想界的整个状况有密切联系,反映了明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关系变化所带来的社会思潮     

科举与五代士大夫精神的缺失

在五代政治中,士人进行适应性转变的同时,也让渡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并主要表现为士大夫精神的缺失.从科举的角度来探讨,这种现象与五代科举的客观环境、士人的文化状况和士林风气密切相关,从而使北宋士大夫精神的重建成为必要.     

明代士大夫快乐精神的内在转向

明代士大夫快乐精神的源头有二:一是承继"孔颜之乐",这是儒家的精神命脉,以精神的快乐为终极追求;二是延续魏晋士人的快乐精神,这是杨朱甚或老庄的精神命脉.明代士大夫是孔颜、宋儒所倡导的"安贫乐道"的实际践履者,儒家快乐精神已经融入士人的精神血脉而得以有效的传承;但从白沙之乐到卓吾之乐的内在演变理路足已证明,随着明代社会的变迁,儒家快乐精神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向,既熔儒佛道于一炉,又日趋世俗化.     

岳飞之死与宋代文人政治的历史困境

岳飞之死乃是宋代政治的一大悲剧事件。一般认为是高宗、秦桧为与金媾和而杀害了岳飞,但从更深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岳飞实为宋代士大夫官僚集团共同谋害。他的死象征了士大夫从武将手中重新夺回兵权,恢复了自宋代立国以来的文人主导政治的传统。岳飞之死亦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是自北宋以来文人迫害武将传统的历史循环,显示了宋代文人集团极其狭隘的政治心胸。审视岳飞悲剧可以看出,士大夫们已经把维护本集团利益日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他们最终自陷于历史的困境而不能自拔。这也是整个所谓"宋型文化"失败的个案透视。     

荀彧之死——一个关于汉末士大夫“匡复之志”的隐喻

“历代论者多从个人心境、志向、谋略等角度解释荀彧之死。荀彧辅佐曹操,又坚决反对曹操晋爵、加九锡,以至于死,并非当时特例。依附割据群雄、待时而动,以期匡复汉室,并在群雄欲代汉自立时坚决维护汉祚,是东汉末年士大夫普遍的政治抉择。故而,荀彧的人生历程展现了当日士大夫之群体动向,荀彧之死隐喻着汉末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匡复之志”最终归于失败的命运。     

元代色目士人研究综述

萧启庆先生在《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第57页）第三章《论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汉化与士人化》中这样定义“士人”：“我所谓‘士人’,是一个文化与社会群体。从文化观点言之,士人必须具有正统儒学教育与士大夫文化,并接受儒家基本理念与伦常的规范。从社会观点言之,其人可能是显宦,可能是缙绅,也可能是布衣,但都属于一个菁英身份群体,受到社会尊崇。士人原是中原社会的产物,但是士人文化具有普世性,凡接受士人文化的异族人士都可视为士人。”     

从文徵明的经历看明中期吴中士商关系之渐变

明代中期尤其是正德以后,中国社会,尤其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社会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这种变化鲜明地体现于士人身上。吴中地区城市工商经济的发达,导致部分士人对生活方式作出了全新的选择,并由此带动了当地士风的变化。文徵明作为出身官僚家庭的传统文人,一向以保守、审慎著称,但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他也以各种方式参与当时的文化市场,并对商人、商业活动有着不同于以往士大夫阶层的全面评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吴中社会风尚的深层变革。     

“以谏为忠”与“以谏求名”——论晚明士大夫的谏诤观与政治生态

在晚明士大夫的观念中,将针对皇帝而起的批评,要求皇帝行止、调整某一政策,显现出较强纠错诉求的激越建言之举视为谏诤,那些因此类建言而受到贬黜、廷杖等处罚的官员往往会获得忠臣的名誉。对谏臣之忠臣名誉的铺叙,以及不恤生死之进谏心迹的自陈,反映出晚明士大夫群体以谏为忠的主流政治价值观。反思谏诤的言论普遍存在,则对士大夫以谏求名现象的泛滥倾向构成一种制约。晚明以群臣好谏,政治舆论活跃为凸显的时代特征,但是也要注意到,晚明谏风大盛的另一面,是士大夫群体逐渐陷入一种无法逆转的政治角色困境中,他们看似强势的话语权却经常游离于具体政治运作之外,无力振作,直至明亡。     

从对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

本文从介绍冯道其人入手 ,分析了五代至北宋时期对其评价的变化过程 ,指出这一过程也正是北宋气节观内涵发生变化的过程。“气节”作为一个道德和伦理范畴 ,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原始儒家的气节表现在忠于“道”。从秦汉到五代 ,士大夫基本上仍持原始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气节观。这种观念在宋初的延续不仅反映在当时人对冯道的评价上 ,还表现在宋初两位最受称誉的宰相———赵普和王旦 ,都被后人认为是“类冯道”。而到了北宋以后 ,法家的“忠臣”概念被纳入了儒家的“气节”范畴 ,“死事一主”的忠节几乎完全等同于气节 ,成为臧否人物的绝对标准。由此 ,不仅对冯道的评价已成定论 ,而且如何评价冯道 ,也成为士大夫是否有气节的标志之一。     

我本想为清王朝殉节,无奈小妾不肯!

一、历朝历代,无论殉节者多还是寡,不死的官员,总比死的多。不过,像清亡那样,殉节者如此之少,倒也有点不寻常 改朝换代之际,有前朝的臣子,在穷途末路之际,为王朝自尽,这就叫殉节。王朝消亡之际,如果殉节的人多,据说是表明这个王朝深恩厚泽,待士大夫不错。如果殉节的人少,就说明这个王朝不怎么样,官员士大夫对它没什么想头。     

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

元末到明初的地方社会,是一个乡豪权力支配的社会。明朝把地方势力纳入帝国的权力体系,培养起新兴的士大夫势力,在乡村中推行教化,逐渐形成士大夫文化主导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士人对于先世历史的叙述,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都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明代著名学者黄佐所撰《自叙先世行状》就是其中代表性的著作。从这类模式化的历史记忆中揭示其文化意义,有助于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转型之研究。     

《南山集》案与清代士人的心路历程--以戴名世、方苞为例

清人主中原后,针对激烈的反清情绪,对士人采取严密的钳束政策,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因其《南山集》的锋芒而致大狱,与戴氏有文字交的方苞也因作序而罹罪,虽幸免于死,但精神受到重创,为文风格遂变得迂回盘折。此案前后文风的转变,体现了清初士人由狂悖不驯到敛性皈依的心路历程。     

崇祯朝士论困局与明末政治文化解析——以对温体仁的评价为例

明末,阁臣温体仁曾长期独得崇祯帝的信赖与任用,而与其顺遂仕途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朝野上下对其旷日持久的弹劾与抨击。崇祯君臣之间产生了持久的意见反差与话语对抗,这构成明末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士大夫话语权通过广泛议政和会推选官得以高涨,而党争因素的时隐若现,又使得士人动机和立场受到质疑,崇祯帝着意压制乃至排斥士论。在强势振作的皇帝威势之下,崇祯朝士论虽喧嚣不止,却于朝政影响乏力,这一困局反映出明朝末年皇权专制绝对性与士大夫政治话语之间的对抗态势。     

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论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这是向前看得出的认识。宋元变革论则向后看,从宋代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走向。宋元变革论,准确地说是南宋至元变革论。本文追溯了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运用地域切割理论,把视点聚焦于江南,从南朝到南宋的联系上,揭示一直遮蔽于中原政治光环之外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的重要性。并且在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基础上,从科举登第后士人命运的角度切入,指出制度上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产生的流弊,加之进入南宋后的"员多阙少",使绝大多数科举登第后的士人停滞在选人这一低级官僚的层面。严酷的仕途现实让士人失望、绝望,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多元化。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更为促进了这种趋势。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引领了社会转型。文化下移,教化普及,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积淀。通过对时(南宋)、地(江南)、人(士人)三要素互动的考察,来俯瞰中国如何走向近代的轨迹。     

中国近世士人文化研究的“心史”倾向——评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系列著作

<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传统社会尤其是宋以来"士"的嫡系后裔,他们对宋以来的科举士大夫阶级有强烈的认同意识,在思想和精神上可谓"血脉相连"。所以,任何对传统社会尤其是对宋以来近世社会之士人阶级的研究和论述,几乎无一不渗透着研究者本人身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命运之感以及他对"中国问题"的     

晚明官员的建言去官与起复封赠

晚明士人群体好谏诤,因建言而导致去官者众。针对这种情形,在朝群臣一再要求皇帝起复去官之人,或者封赠逝者,此类呼吁往往在朝廷出现政治变局与皇位更迭时,获得落实。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士大夫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士论砥砺,皆暗含着鼓励臣下直谏的思想。起复、封赠之议也反映出晚明中、下级官员与高级官员间的政治隔阂愈深,君臣关系隔膜愈甚的情形。但是,试图挽救晚明朝廷危局的主体终究是那些敢于建言,不惜去官,以及待诏起复的士大夫,他们无疑是晚明那个时代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实践者。     

中间派与国民参政会的缘起和第一次宪政运动

国民参政会召开与抗战前以中间派为主体的宪政运动分不开。第一次宪政运动以"五五宪草"为背景,围绕开放党禁、强化国民大会议政会权利问题;目标与内容是战前宪政运动的延续,更多体现了中间派的政治主张,也体现中间派对国民党、对国民参政会态度的变化。     

阎锡山的“国民革命”及其军事政治工作

松懈和解除“党禁” 阎锡山从辛亥革命掌握全省军政大权以后,与广州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一向不与联系,追随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实行“党禁”。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北洋军阀政府与阎锡山对共产党的仇视,更甚于对国民党,所谓“党禁”亦严甚于前。1923年,广州国民党准备北伐,孙中山特派樊钟秀从广东先期到河南、直隶间,作为铲除北洋军阀的先遣军,又密派丁惟汾等到北京,组织国民党分会:“黄河流域大同盟”,领导所组织的华北各省、市党务。丁在北京,又派李世军到甘肃兰州,王振钧到山西太原,分别进行工作,王并策动过     

禅宗对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影响

文人画即士人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以区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北宋前及宋初官僚和文人参与绘画活动的也不乏其人,但其画风与画工的作品无异。北宋中后期,文同、苏轼、黄庭坚等名家活跃在画坛上之后,大扬文人画的声势。苏轼首次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推出王维甚至顾恺之作为此系统的创始人,强调绘画要有诗一般的意境,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要求意境萧散简淡,主张即兴作画,兴之所至取其意气创作,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的历史书写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史有着浓厚兴趣,就纪年方面,他们把古埃及年代与先秦纪年接榫,在书写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如林则徐在书写埃及史时故意不用武则天纪年。就物质层面,晚清士人对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特别关注。就典籍层面,晚清士人被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人误导,误以为承载古埃及文明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阿拉伯人焚烧,从而对阿拉伯人口诛笔伐。就文明层面,晚清士人在埃及文明哺育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将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说"进行改造,构建出埃及文明源于中国的说法,这样的西学中源循环说为晚清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提供理论依据,唐才常、王树楠等人认为西方文明实际上最早发端于中国,我们只是"礼失求诸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