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联总处对战时银行机构的法律监管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四联总处”通过一系列立法活动加紧对银行机构设置、业务范围及业务检查等工作实施监管。监管目的在于维持战时金融经济运行的稳定,保障战时国家财政经济的金融需求,有意强化中央银行职能,以建立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体制,对战时中国金融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受国民政府实行的多元化银行监理体制的影响,机构设置重叠,事权未能统一,四联总处对银行的监管力度与监管实效明显不足,致使战时通货膨胀日益加剧。     

四联总处与抗战初期上海金融市场变动

抗战爆发前,中国整体金融经济发展势头表现良好,已形成上海金融中心。金融实力侧重于华东地区,表现出银行存款过多、资金流动不灵活、实业建设投资较少等特点。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意图实行工业地理格局大迁移以及相应的金融机构布局调整。为调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等金融力量应对战时金融所需,国民政府在上海初创四联总处,借此提升中央金融管制权力。四联总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稳定金融市场的目的,央行获得管控中行外汇的主动权,统筹四行资金贴放工商业建设,铺设四行金融网将金融力量转移到内地。国家金融中心顺利从战前上海整体转移到内地大后方重庆,开展抗战金融的特殊运作模式。金融力量与战时中国共同进退。     

蒋介石与四联总处

四联总处是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的简称,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成立的四行联合办事机构,经过改组在1939年10月开始成为蒋介石直接控制的金融经济管制机构。蒋介石通过四联总处为维系抗日战争中、后期的金融经济免于崩溃做了各种努力,并对金融业进行了一系列管制和重大改革。本通过收集到的四联总处和财政部档案中蒋介石的手令、面谕和电报等,对蒋介石如何掌握四联总处,又如何通过四联总处实现金融管制试作述评。     

《四联总处会议录》出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的《四联总处会议录》最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四联总处全称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抗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为集中经济力量 ,以应付经济危机 ,于 1 937年 8月在上海设立四行联合办事处 ,同年 1 1月迁武汉 ,1 938年秋迁重庆 ,1 939年 1 0月正式改组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抗战胜利后回迁南京 ,1 948年 1 0月撤消。四联总处以理事会为最高权力机关 ,理事会由中央银行总裁、副总裁 ,中国银行董事长、总经理 ,交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总经理及财政部、经济部代表组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     

孔氏家族与中央信托局

1927年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四大家族直接控制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简称“四行二局”),在抗战中(1939年)成立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四行二局”联合办事总处,逐步形成了官僚资本的统筹机构和大本营。 四大家族中以孔祥熙为代表的孔氏家族,掌握中国的财政金融大权为时最久。1933年,蒋介石与宋子     

太平洋战事发生后国统区金融经济变动情形

本史料刊于四联总处秘书处编印的《金融专报》第三13号,较详细地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我国各地特别是大后方各主要城市金融经济的影响,对研究战时中国金融经济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抗战时期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等关于滇缅路物资运输问题的相关函电(1940.1-1941.10)

1940年9月日军强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一时间成为抗战物资输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国内各机关单位进出口物资均集中于此.本组史料集中反映1940年至1941年间滇缅路战时物资运输情形,以及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等机构应对该路禁运后存缅物资抢运与开禁后运输供不应求等情各举措.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银行监理体制探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经济金融的需要,实行由财政部、四联总处、中央银行等多家机构先后共同参与的多元化银行监理体制,对战时状态下的银行发展与经营安全进行了大规模的设计与监理,对我国战时金融稳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战争局势与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它们的监理对象、监理力度和监理目标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动,各部门的职责与权限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事权未能统一,矛盾十分突出,致使监理实效不足,对我国战时金融市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引发通货膨胀日益加剧。     

中美调整租借物资管理模式的尝试与局限

中国战时生产局成立于中美关系因史迪威事件而产生裂痕的危机时刻,在中美两国调整租借物资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的支持下,中国战时生产局统一援华租借物资的申请权,并取得制成军械以外租借物资的运输分配权和在华接收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美双方因争夺租借物资管理权而产生的尖锐矛盾。但美方坚持保留存印租借物资的所有权和处置权,依照自身对战争形势的判断不断拨让援华租借物资,并由此介入中国内政,在援华租借物资的管理上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美国军方把持租借物资管理权的态度尤为强硬,与白宫方面存在显著分歧。中国战时生产局成立后,中美双方恢复了租借事务上的密切合作,但美国并未因此加大租借援华的力度。这不仅揭示了战时中美军事合作机制的缺陷,而且反映出中国在美国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位。     

近代邮政时期的“上海邮政总局”大楼

上海是我国近代邮政策源地之一。清光绪四年（1878年）,总税务司赫德建议设送信官局,清政府总理衙门以其议商之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复拟开设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略仿泰西邮政办法,交赫德管理。     

抗日战争时期的兵险

中央信托局举办的战时兵险为国内外重要抗战物资的运输及后方工矿生产事业解除了后顾之忧,使其得以安心运输与生产.大量兵险法规章则的制订与施行表明当时经济部门对管理规范化和制度化非常重视.战时兵险的运作充分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且与其他财经措施相互配合,产生了超出"保险"以外的稳定效应.国营、民营保险机构精诚合作,共同经营战时兵险.这种互利双赢的模式说明,民国时期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关系除了基于利益矛盾的冲突,还有其他可能的面向,而这是学界以往所忽视的.     

清代咸同年间湖南东征局兴废考析

清代咸同年间,曾国藩挥师东征太平军,因户部库储空虚,酌拨维艰,不得不自筹军饷.为此,曾国藩精心策划,在两湖督抚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在湖南设立东征筹饷局这一临时性机构.东征局创办数年,济饷成效显著.湘军攻克江宁后,曾国藩筹划撤局,却因多省觊觎局饷,最终局名虽裁,而厘税加征做法却基本保留.东征局这种祖制之外的权宜机构,其兴废历程揭示了晚清战时财政运作备受牵制的复杂面相.     

上海私营金融业的联合之路:由联合放款、联合经营到联合管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同层次的私营金融业在走向公私合营的共同目标中,所需的时间、具体的过程有着较大的区别。上海私营金融业曾两次组织对生产与其他经济事业的联合放款,此外规模较大的银行较早实现了公私合营,而数十家中小行庄公司则通过组成四个联营集团进行多种业务的联合经营并逐步过渡到两个联合总管理处,实现了从业务到人事、财务、组织多种形式的联合管理,最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与大银行共同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政府对上海地区数量众多的私营金融机构采取了导向联放、联营和联管的循序渐进的谨慎政策,是符合整个中国金融业历史实际的正确之举,体现了中国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     

阿克苏局咸丰大钱版式欣赏

咸丰年间,因八国联军入侵和太平天国起义等内忧外患,导致清政府国库空虚、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稳,为解决财政困难、缓解压力,清政府于咸丰三年（1853年）年十一月在全国铸行大钱。阿克苏局铸咸丰大钱始于咸丰四年（1854年）,咸丰八年（1858年）停铸,铸咸丰大钱前后不足五年。现将本人近几年收藏的阿克苏局咸丰大钱介绍如下：     

论抗战时期的西南运输总处

本文利用大量原始资料,对西南运输总处(1937．10—1941．12)这一抗战前期南京国民政府最大的国际运输机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除引言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重点阐述了广州陷落前西南运输总处的基本状况;第二部分全面论述了昆明时期的西南运输总处;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西南运输总处的整顿和撤销;第四部分分析、探讨了西南运输总处的战时功能及经营运作上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指出：西南运输总处对中国的抗战起了重大的作用;西南运输总处运输不力、效率不高有其自身及外在两方面的因素;英法等国对中国过境运输所采取的政策和立场,影响和制约了西南运输总处运务的展开。     

“康熙通宝”满汉文河制钱的版式

清代顺治、康熙年间(1644—1722年),河南局全称为河南省局,因局址在开封府南关,也称河南开封府局,顺治四年题准开铸。六年因怀庆有铜、煤而移至怀庆府。设炉18座,十四年停,十七年又开,铸行满汉文"河"字制钱。康熙年间,全国有20多处官炉铸钱。初期沿顺治旧制,每文钱重一钱四分(也称重钱),到了康熙二十三年,因铜价日昂,民间大量销熔     

中央信托局筹组再保险机构史料一组

为解决国内分保问题,减少保费外汇之漏卮,国民政府财政部于战后拨付基金,饬由中央信托局联合中国、太平洋、中农三保险公司筹组再保险机构,中信局则坚持在充实该局原机构的基础上独揽此项业务。     

官商关系与清末民初湖北纱布丝麻四局承租权的流转

清末民初,以官办企业的衰败为动因,以政府振兴工商实业的政策革新为契机,湖北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个官局实行了招商承租.四局承租权随后在多个民营企业依仗当政官僚的庇护争相角逐下辗转易手,四局承租权的流转历程,既是几个民营企业凭借官商私谊及其背后的官权保护依次争得"官业"承租权,进而快速孵化、诞生、成长的过程,也是这些民营企业一个个在官商私谊与官权干预侵害下丧失"官业"承租权,进而相继解散的过程.四局在此期间生产管理和经营绩效均取得一定进展,但最终还是在承租权为当政官僚所左右的频频转移中走向了没落.四局招商承租举措由此在实施过程中与政府振兴工商实业的政策初衷发生背离.     

寿勉成关于中央合作金库的一组函札

民国时期国家官僚资本金融组织的基本框架为四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中央合作金库)。中央合作金库于1946年11月1日在南京正式开业,理事长陈果夫,总经理寿勉成①。南京图书馆藏寿勉成函札底稿一组,发函时间在1946年9月30日至11月8日之间,内容多为对各方求职的回复,对于中央合作金库人事、业务方面事宜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