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军团与帝国经济

罗马军团是帝国征服四方、维持统治的工具。但是,在罗马历史上,由于罗马军团的特殊背景使其不仅影响了罗马帝国的政治走向,也在帝国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马帝国的士兵有着可观的收入,也是巨大的消费群体,使得他们促进了边疆驻扎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帝国初期的城市化运动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罗马帝国前期城市建设取得瞩目成就的原因

罗马在城市建设方面所取得成果是帝国伟大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建城伊始到帝国晚期,罗马城内都有着持续建设项目,但是纵观整个罗马城的建城史,在帝国前期罗马的城市建设达到了顶峰。帝国前期罗马城市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与当时罗马帝国的国家稳定繁荣、军事实力强大以及建筑技术的进步有着重大的关系。     

罗马帝国城市女庇护人探析——兼论帝国时期公共生活中的性别关系

本文对古罗马社会的城市女庇护人进行考察,并以此为基础对罗马帝国时期公共生活中的性别关系和罗马上层女性的社会地位加以分析探讨。共和时期,罗马人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与其他地区城市建立了庇护关系,有权势的罗马贵族成为城市庇护人。进入帝国后,除男性权贵外,上层女性也被选为城市庇护人。女性当选城市庇护人可看作罗马社会对上层女性的认可。然而,对城市女庇护人及其家庭情况的考察表明,城市女庇护人较高的社会地位离不开其家族男性权力的支撑,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在上层社会的两性关系中更加隐蔽,藏于上层女性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表象之后。     

应当重视拜占廷史的研究

拜占廷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历史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拜占廷帝国是以古希腊、罗马为中心的地中海文明区历史最悠久的大帝国,是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直接继承者,是传播古典文明的中心。     

罗马对外扩张的历史影响

罗马的对外扩张是世界古代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它对罗马乃至地中海世界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对外扩张导致了帝国的形成 ,帝国的形成却为罗马历史的前进平添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但对罗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约翰·西利、爱德华·弗里曼的古今比较及其帝国观念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英帝国问题讨论中,基于古典历史诠释的古今比较介入其中,为论证英帝国统治合理性及构想英帝国发展方向提供新的依据。其中,罗马帝国与古希腊殖民化的历史被用来支持两种帝国观念。约翰·西利和爱德华·弗里曼分别是两种帝国观念的代表：前者通过使用“罗马类比”,证明了英属印度存在的合理性,并认为未来的英帝国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国家;后者基于类比古希腊殖民化的历史,强调英帝国应当发展成松散的联盟体系。历史观念的差异,尤其是对古今关系的不同认识是两位历史学家在思考英帝国问题时运用不同历史类比的重要原因。     

古代晚期的红海贸易

3世纪危机前的红海贸易与古代晚期有很大的不同:帝国时期总体上相对模糊的贸易政策,到了古代晚期却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干涉。具体而言,2世纪中期到4世纪早期,转折时代的红海贸易不断随着近东局势的变化而适应和调整着。4世纪,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在这片地区重新塑造了秩序,并且稳定了东部地区的经济,使得红海贸易在古代晚期都非常地繁荣。5世纪是一个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所不同的时代。这段时期罗马参与红海地区的材料较为有限,帝国南部地区的冲突与紧张局势不断发生,例如埃及东部沙漠,阿克苏姆与希木叶尔。这段时期罗马在红海地区的利益受到了蚕食,但是红海贸易整体发展平稳。阿纳斯塔修斯与查士丁尼两位皇帝比历代皇帝更加关注红海贸易。随着对波斯的战役不断发酵,红海成为与远东地区连接唯一的路线。最后,两个帝国因为对于阿拉伯扩张以及政治和政策所驱动进行了战争。尽管6世纪是一个罗马对于红海地区加强的时代,但这段时期的红海贸易并没有比其他时代更加繁荣。而随着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印度贸易改道波斯湾,红海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了。     

试论罗马王政与共和国初期的军事组织

罗马王政时期军事组织构成问题,是罗马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古代罗马共和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个世纪里,由地处第伯河一隅的小小城邦国家,发展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奴隶制大帝国,是与罗马王政与共和国初期发达的军事制度、严密的军事组织系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拟在研究古典作家的有关著述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论证早期罗马军队的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     

由治权到帝国——从拉丁文“帝国”概念的衍生看罗马人的帝国观

现代西文中与帝国相关的所有词汇多出自同一渊源,即古罗马官员掌握的治权(imperium)。治权概念随行使范围的空间扩展而内涵延展,从罗马官员的权力到皇帝的权力,从罗马人民的权力到罗马国家的统治,从区域性的统治到对整个世界的统治。imperium词义的演变说明了罗马国家蓬勃的发展态势,帝国的成长与帝国观念的更新共同演进。罗马人在很长时间里体认的是一个权力帝国,这一权力帝国的基础在于对其他地区和族群行使治权。罗马人怀揣抱负,相信以军事手段制服对手才是罗马立国图强的最佳出路,这与自蒙森以降视罗马为防御性帝国的传统观点截然不同。     

关于罗马-高卢城市兴起的几个因素

罗马的高卢行省深受帝国城市化运动的影响,在城市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独具特征。在某种意义上,高卢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带动了整个帝国城市化运动的发展。促进高卢城市兴起有几个因素,即高卢原有的城市因素——奥必达、希腊殖民地的城市因素和罗马化的城市因素,对这些因素在高卢城市兴起的历史进程中彼此继承改造的关系、融合的过程和具备的创新意义等展开具体分析,有助于认识高卢城市兴起的基本条件和历史动因,进一步加深对罗马帝国城市化运动性质的理解。     

罗马帝国早期西班牙行省宗教崇拜罗马化刍议

从罗马共和中期到帝国早期,西班牙行省逐渐发展成为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罗马化程度最彻底的行省。宗教崇拜罗马化是西班牙行省罗马化的重要方面,对于帝国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宗教崇拜的罗马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罗马多神教与当地宗教的融合;罗马皇帝崇拜的兴起与发展;基督教的传入与发展。     

土耳其安塔利亚 静听时光的回响

正横跨亚欧两大洲的土耳其是个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度,伊斯坦布尔、卡帕多西亚和棉花堡几乎是中国人赴土耳其旅行的三大热点目的地。可对于大多数的欧洲游客来说,土耳其最富魅力的旅游度假城市却是安塔利亚。安塔利亚位于地中海的蓝绿海岸,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从东罗马时期起就是地中海的重要港口,罗马、拜占庭、塞尔柱、奥斯曼等帝国轮番入主,使     

查理曼称帝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塑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在罗马加冕称帝,在欧洲西部复兴了罗马帝国。如何选择帝号、如何获得合法性,是时隔三百余年之后复兴的西部帝国所必须要面临的重大挑战。查理曼如此,他的后代们也是如此。因为分割继承的传统,帝国的疆域变动不居,总体趋势则是越来越小。至9世纪中叶,皇帝路易二世实际上仅仅控制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此后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控制罗马城的加洛林王室成员即可称帝。在这个过程中,对罗马教宗的控制与依赖,携手并进,使得加洛林帝国实际上演变为神圣罗马帝国,即依靠加洛林统治者在罗马被罗马教宗加冕,成为名副其实的正宗皇帝。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复兴的西罗马帝国还属于自4世纪末开始的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漫长进程中一个独特的阶段。     

罗马帝国衰落的起点——以琉善对公元2世纪罗马社会的认识为中心

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并非如后世学者所断定的那般全面昌盛。吉本称这一时期为"黄金时代"。其实,这种说法略有不妥。从彼时罗马人的视角去考察,可以看到帝国更加真实的面貌。琉善这位2世纪帝国的重要学者,敏锐地观察到繁华背后的衰败因子。深入分析解读琉善的作品,总结其眼中的罗马社会风貌,探索罗马帝国衰落的起点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从琉善的作品中,可以看出2世纪的罗马社会业已沉醉于浮华生活,失去了以往奋发向上的精神气质。罗马帝国精神层面的衰退早在公元2世纪就已经出现了。     

罗马帝国沿海路向东方的探索

罗马帝国沿海路向东方的探索,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红海水道为基地展开的,而帝国的繁荣则是罗马人航行东方的物质基础。公元一世纪,罗马人已注意到了印度与中国的贸易交往;公元二世纪,罗马人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孟加拉湾东海岸地区和整个印支半岛,并从海陆两路到达中国,同中国建立起了直接的贸易关系。希腊一罗马世界对中国的知识亦随之大为发展;公元三世纪末以后,随着帝国的衰落,特别是七世纪中叶阿拉伯伊斯兰势力的兴起,罗马人乃至整个欧洲从海路向东方的探索被完全阻断。罗马人沿海路向东方的探索,对古代中西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论罗马征服和统治意大利的政策

罗马从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至公元前3世纪中期,对意大利半岛进行了全面的征服,由台伯河畔的一个蕞尔小国发展成为号令整个意大利半岛的霸主。罗马在征服过程中能够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及时调整统治政策,对被征服的各地区、各部族采取“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的政策,即在被征服地区建立“同盟城市”、“殖民地”和“自治城市”等手段来缓解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问的矛盾,使其源源不断地为罗马的南征北战提供兵源与财力,为罗马顺利征服意大利半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无远弗届":罗马帝国早期疆域观的变迁

罗马人大规模的领土征服从共和国中期一直持续到公元1世纪初。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知识精英头脑中的世界观念以其高度的包容性和无边界性为主要特征。尽管"边界"一词在不同史料中拥有多个定义,但罗马帝国早期缺乏清晰、固定的实体边界背后,呈现出的是"无远弗届"的疆域观念。这种模糊的边界观反映了罗马霸权形成过程中,权力与领土之间相对松散的关系。从公元1世纪晚期到2世纪中叶,罗马世界变得愈加整合,帝国的疆域轮廓也更加鲜明,这种变化呈现在同时代罗马作家的作品中。不过,维吉尔笔下"无远弗届"的世界观依然有较强的生命力,至少持续到公元3—4世纪。     

破坏圣像运动与八九世纪的东西方政教关系

公元八九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破坏圣像运动引发了基督教世界的分化和分裂,对东、西方政教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出于各自利益,东、西部教会对帝国当局的破坏圣像政策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东部以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为代表的主教团体对皇帝宗教政策予以妥协,西部罗马教会则持反对的立场。东西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促成了罗马教廷与法兰克王国的政治联盟,加速了罗马与拜占庭帝国的分离。东、西部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东部教会当局服从拜占庭政权,皇权与教权相结合的结构得到巩固;而西部罗马教会则脱离了拜占庭政权的控制,并逐步走向政教二元并立的发展道路。不断激化的教会最高领导权之争为东、西部教会的最后分裂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撒马尔罕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及学术考察

在历史上,撒马尔罕是中亚地区的文化中心,是中亚地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处于中国通往印度的交通要道,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为14-15世纪帖木儿帝国的首都。古希腊和罗马的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描述亚历山大远征中亚的著作中,首次提到过撒马尔罕。古希腊和罗马的史学家如阿里安（Arrian）、科文特（Quint Kursiy）、普鲁高尔赫（Plitarch）、     

浅谈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家庭教育

罗马是西方文明的起源,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几千年来,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丝毫没有减退人们对罗马历史的追寻和热情。罗马对后世西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罗马的教育,作为罗马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一个民族前进的方向和脚步。现有的书籍文献,在论述罗马教育时,大多与古罗马的历史阶段（王政时期、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相结合。而本文则是把古罗马教育与历史分期结合起来,通过对罗马共和国时期（BC510年-公元BC30年）家庭教育的研究,加深我们对西方早期家庭教育的认识,从而体会到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民族未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