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国事共济会与国民会议

关于杨度、汪精卫等人于辛亥民军、清军的战事陷入胶着时成立的国事共济会,学界一直认为不得人心,因而短命,其组织、人员也语焉不详。仔细梳理比勘新旧各类相关资料,不仅能够求证国事共济会成员的身份作为以及该会与辛亥政局鼎革的复杂关系,还能深入探究国民会议(大会)发生演化的脉络及其对近代中国政制建构的长远作用。国事共济会虽然为时短暂,所提出的国体政体主题,却牵动南北各方的敏感神经。而其主张的以国民会议(大会)公决形式解决重大国事纷争,不仅成为南北和谈纠结不已的一大关键,而且对民初以来中国政制架构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接收清朝与组建民国(下)

南北和议告成,依法国务院成为统一民国政府的权力中枢,也是各方角力的关键。南京临时政府自认为是中国唯一具有正当性的共和政权,而清朝末届内阁总理全权大臣袁世凯变身统一临时政府大总统,千方百计将阁府部院当作民国的北方政府。民国从前清接下的不但是机构的烂摊子和财政的空架子,还有麻烦不断的大批旧员和层出不穷的人事纠纷。接收清朝旧署与建置民国新部的南北新旧之争相纠葛,频起风潮,新政府的成立及其运作举步维艰,作为责任内阁的国务院无形中被大幅度弱化和虚化。     

接收清朝与组建民国(上)

南北和议告成,依法国务院成为统一民国政府的权力中枢,也是各方角力的关键。南京临时政府自认为是中国唯一具有正当性的共和政权,而清朝末届内阁总理全权大臣袁世凯变身统一临时政府大总统,千方百计将阁府部院当作民国的北方政府。民国从前清接下的不但是机构的烂摊子和财政的空架子,还有麻烦不断的大批旧员和层出不穷的人事纠纷。接收清朝旧署与建置民国新部的南北新旧之争相纠葛,频起风潮,新政府的成立及其运作举步维艰,作为责任内阁的国务院无形中大幅度被弱化和虚化。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与上奏——答侯宜杰先生商榷文

侯宜杰先生的商榷文主要提出袁世凯"不可能在1911年12月27日以前奏请清帝退位",甚至在1912年1月16日《请速定大计折》上奏前,也没有必要动议清廷退位。而《正宗爱国报》1912年1月3日刊载的《清内阁致八旗都统衙门函》,与《请速定大计折》同时拟订,为后者的简约版,主旨正是动议清帝退位。实则袁世凯此举是被迫应对民军代表的谈判前提条件。唐绍仪辞去和谈代表后,清帝退位的暗中磋商即再度重启。     

伍廷芳与清帝退位优待问题之研究

伍廷芳在晚年隐居后受到革命浪潮的推动毅然投身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期间,伍廷芳作为南方全权代表先后与北方代表唐绍仪、袁世凯就清帝退位优待问题展开唇枪舌战。重点争论了退位清帝的名号、居所以及禁卫军编制等问题。清帝退位优待问题关乎民主共和体制根基的牢固性,伍廷芳坚持施行清帝退位、拥护民主共和,革命立场坚定。优待清帝的处理是伍廷芳综合南北实力,在稳定全局的前提下实现民主共和之选择。     

重审辛亥革命中的南北议和

2011年以来围绕辛亥革命中的南北议和展开的跨学科学术讨论设置了新的研究议程,其研究成果,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审视：（1）《清帝退位诏书》历史意义的认定,关键在于如何对族群和治理方式高度多样的清王朝统治结构的脆弱性进行更为准确的历史定位;（2）在解释南北议和的过程与结果的时候,有必要进一步贯彻国际体系和内外互动的视角;（3）在分析南北议和的具体过程时,法学规范分析视角的引入丰富了既有的历史分析,然而只有呈现规范本身的历史性、多元性和冲突性,并且描绘出规范在政治实践语境中的具体运用的时候,研究者才能获得更为整全的历史图景。(1)     

浅析唐绍仪出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之原因

唐绍仪(1860—1938)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内阁总理,其历史地位不言自明。通常来说,唐内阁被看作是民国初年"南北"妥协的产物,本文就将从唐绍仪与袁世凯、革命派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其出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的原因。     

1931年辽宁国民会议代表选举风潮——以东北大学为中心

1931年4月,国民会议代表的选举在辽宁备受关注,但事实上张学良已经拟好名单.在东北大学选 区,他授意校当局按其拟好的名单进行选举,引起该校师生的反感,选举结果也与张的期望相去甚远.张学良于是利用权势处置了“祸首”,并重新选举了代表,虽然最终达到了目的,但他的民望却受到损害.此次风潮虽有国民党分子的鼓动因素,但主要原因...     

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下的“民意”建构——以1931年国民会议为中心

1931年5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为确立训政体制的合法性,主导筹办国民会议。在此过程之中,国民党试图掌控民意,而民众团体及反对力量则寄望于国民会议来制约独裁。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成为民意汇集的主要渠道。然而在此前,国民党政府通过对职业团体的整顿改组,重建了民众组织体系。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确定职业代表制为主要方式之一。在职业代表制的掩盖下,职业团体虽有代表与会,但绝大多数席位被党政要员占据。此类代表虽名为职业代表,实际上为国民党所圈定。实施的结果是,职业代表制使国民党在避免政党竞争的情况下保持了对选举事务的安排以及对国民会议政治方向的掌控。这种民意建构虽体现了民主的象征意义,但并未带来民主的实质性发展。     

宪法危机与1919年南北和谈

1919年议和前后南北政府混乱的宪法依据,以及双方各利益集团的不同考虑,凸显出南北议和的一个难点:宪法问题.也正因此导致第二次南北和谈缺乏一个能够统摄各方的中心,并使南北军阀在和谈前期达成的利益妥协不能实现,和谈最终陷于瘫痪.     

张黎 一场革命一场梦

历史上,南北和谈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已经开始,但在《辛亥革命》中,它被放在孙中山归国之后,导演只能无奈接受     

伍廷芳在辛亥风云中

他的经历,就是半部近代史。华人中诸多的“第一”,都为他所创造。他是中国报业的先行者之一,创办了近代第一家中文日报,“为吾国日报之鼻祖”;     

辛亥以后的袁世凯

我从清末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即在他的属下,直到他死亡为止。这里,就记忆所及叙述辛亥以后袁世凯的一些事迹。惟以时隔五十年,遗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幸知者补充订正。     

唐绍仪与袁世凯的合与分

唐绍仪是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和袁世凯有着近三十年的友谊。袁世凯发迹朝鲜、显名北洋,直到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唐绍仪在其中都起了重大作用。     

日本与护国战争期间的南北妥协

护国运动爆发后,护国军方面始终反对帝制,但对待袁世凯的态度因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并非一成不变。日本为全面掌控中国,决定利用护国运动之机实施"倒袁"政策,在华扶植亲日势力。日本有意识地密切与护国军的联系,提供借款、军械,增强护国军实力及信心,强化护国军的倒袁立场,以巩固南北对抗的基础。袁世凯取消帝制后,护国军目标得到部分实现,南北妥协的可能性加大。日本对护国军进一步施加影响,压制英国的调停意向,增大了南北妥协的难度,并致使冯国璋主导的南京会议归于失败,冲消了袁世凯去世前南北实现和解的最后可能。护国战争期间,南北不乏实现妥协之机,双方最终止于局部停战,日本是贯穿其中的阻碍因素。     

神秘枪声吓掉总理职位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唐绍仪成为民国首任总理,他的民主作风却与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格格不人,掌握实权的袁氏大为恼火,二人矛盾渐渐激化。     

记访问辛亥老人徐乐三

1966年,我在内蒙古师范学院（校址在呼和浩特市）外语系三年级学习。由于很喜欢祖父罗飞声（字锐青）烈士“半世论交求古剑,一生低头拜梅花”的诗句,我就将其写在了日记里。不知此事如何被他人得知,致使该诗被扣上了“反动对联”的帽子,进而又被上纲上线,将“求古剑”解释为“武装复辟”。因此,我祖父被污蔑为“与袁世凯同伙,因内争而死”,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

与通行的认识有别,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并非如张国淦所说,提出于1912年1月16日,而是1911年12月27日前。在由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因唐绍仪辞去议和总代表陷入停顿后,袁世凯很快就重启清帝退位动议,并且取得明显进展。期间在国民会议问题上与伍廷芳的反复纠缠,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彼此心照不宣地演双簧施展障眼法。由于清帝退位之议尚未水到渠成即被意外披露,在清朝内部引发激烈反弹。刊布一个月前的《请速定大计折》,旨在使清帝退位不再是清方的难言之隐,从而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北大核心CSSCI

与通行的认识有别,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并非如张国淦所说,提出于1912年1月16日,而是1911年12月27日前。在由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因唐绍仪辞去议和总代表陷入停顿后,袁世凯很快就重启清帝退位动议,并且取得明显进展。期间在国民会议问题上与伍廷芳的反复纠缠,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彼此心照不宣地演双簧施展障眼法。由于清帝退位之议尚未水到渠成即被意外披露,在清朝内部引发激烈反弹。刊布一个月前的《请速定大计折》,旨在使清帝退位不再是清方的难言之隐,从而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     

徐世昌与1919年南北议和

徐世昌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积极采取措施推进南北和会的召开,以期巩固其总统地位和实现南北和平统一。在徐世昌的推动下,南北和会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开,由于各军阀之间利益的矛盾和其本身利益的多重性,南北和会最终于同年5月13日以破裂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