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瑄:国民革命时期武汉政坛的活跃人物

李国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名革命活动家李求实(原名国玮)的堂兄。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是全国革命中心武汉政坛上一位极其活跃的人物,为党的事业和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再探讨——国民党中央与济案后反日运动关系辨

济南惨案后国民党领导了各地民众的反日运动,但这种领导是被迫而为之的。国民党中央考虑,与其放纵民气,使善于发动民众的中共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或因压抑民众致使民心丧尽,不如把反日运动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在反日运动的前期,国民党对各地反日运动有所协助,但更多的是控制和敷衍;《济案协定》签订后,由于日方的压迫以及对国内局势变化的考虑,终于将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日运动打压了下去。国民党中央应对反日运动的手法粗糙,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其反帝立场已大为后退。     

国民革命时期长沙市商民协会会所被毁案

1926年12月长沙市商民协会正式成立后,促使湖南商民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次年1月因苏广业店员联合会提出改良店员待遇要求,遭店主反对而导致劳资纠纷,商民协会参与仲裁时偏向店主一方,致使店员产生强烈不满而引发捣毁市商民协会会所案发生。在查处该案过程中,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虽竭力调解,但市商协对该案未得到迅速处置深为不满,以组织全体商家游行和罢市相威胁。省党部迫不得已,接受了市商协提出的改组店员联合会和惩处为首分子等一系列要求。其最终结果,不仅使总工会和苏广业店员联合会深感受到压抑,而且也并未使商民协会感到完全满意,似乎劳资双方都不无怨言。     

国民革命时期安徽若干历史问题辨正

国民革命时期,安徽政象复杂,许多史实扑朔迷离,不易厘清。现存史著在重构此段历史时,存在不少史实上的错误,亟待纠正。     

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济南惨案发生之后 ,上海等地各种反日会组织的成立及其反日运动都是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指导下进行的。根据日方要求 ,国民政府下达的“取缔排日令” ,并不具有全面禁止反日运动的强有力的管制力。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在于反对和管制反日运动本身 ,它反对的是“超越管制力的反日运动”。国民政府对反日运动的立场是国民党政权成为实际统治势力以后所经历的一个保守化过程。从这一点讲 ,国民革命作为社会革命有其局限性     

国民革命时期“反革命罪”提出的经过

1927年,在大革命的风暴中,“反革命罪”被第一次作为刑事罪名列入法律．无论是被从宽发落的陈嘉谟、刘玉春,还是法令的制定者,也许谁都不曾料想,会由此演绎出那么多疾风暴雨的故事。     

国民革命时期商民运动的成效与缺陷

国民革命时期商民运动的开展,对于中小商人组织程度的提高,促使广大商人摆脱在商言商的束缚,关心政治,支持和参加革命,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成效;与此同时,广大中小商人的反帝爱国热情也空前高涨,积极参加了各次反帝爱国斗争,成为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商民运动也存在着若干缺陷,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国民党制定的商民运动方略较为偏激,将洋货业商人等同于买办,并认定商会是反革命团体,均作为革命的对象,导致在商民运动期间引起较大纷争。另外,商民协会既是商民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但同时透过该组织也可具体看出商民运动还存在其他诸多缺陷。     

北伐时期武汉裸女游行风波

1927年初,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了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     

五四时期吴佩孚的崛起与直皖斗争性质的演变

五四前,直皖斗争主要表现为北洋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五四运动发生后,吴佩孚乘时崛起,其主张及行动赢得了各方人士的赞许,他所代表的直系成为人们推翻皖派势力的依托力量,直皖的派系斗争融汇于人民反对皖系的时代洪流之中,使得此后的直皖斗争不仅仅具有派系私争的性质,而且带有了某种“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维护国家主权”与“损害国家利益”斗争的进步色彩。     

“无情鸡”事件：国民革命后期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

1927年初,因曲江商会一纸电函而引发解雇工人的“无情鸡”问题,由于工会、商会、国共两党等诸多势力的介入,最终演化为一场持续50余日的劳资冲突。这一事件不仅集中反映了国民革命后期广州工商两界在利益冲突中迥异的心态及行为,而且,也体现了国共两党对待劳资问题政策的差别,折射出以“阶级协调”标榜的国民党政权在社会整合中为抉择在劳资之间的“公正”立场而面临的两难境遇。从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两种理念交锋而导致以劳资合作来应对此次纠纷的事实中,亦可知中共对工人政治与阶级动员能力是有限的。     

《女界钟》:解读国民革命思想中性别意识的重要文本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部系统介绍女权思想的著作《女界钟》,首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女性参政的思想。《女界钟》批驳了女性不宜参政的生理差异决定论,并从女性参政权与女权、女性参政权与国民革命两个方面讨论了女性如何参政的问题。诞生于辛亥革命前的《女界钟》带有过渡时期的某些特点,亦中亦西,希图摒弃传统追求现代。     

西柏坡时期的中央特会科

多年来,由于保密等因素的考虑,中央书记处特会科的历史一直被尘封。2012年年初,我有幸采访到当年特会科成员成正荣老人,他虽年事已高,但思维清晰。尘封已久的历史,在老人从容的讲述中,终于浮出水面。     

浅析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兴起的特点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妇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时期广大的中国妇女以前所未有的革命姿态,英勇地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呈现了与传统妇女所不同的新局面,开辟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为此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使妇女解放运动呈现出新的特点。     

试析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革命外交取得成功的原因

内乱招致外患,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外交在内战期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何妥善处理“外患”,以期顺利平定内乱、维护国家统一,140年前美国内战时期的外交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五四时期的妇女经济独立思潮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涉及到妇女解放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女子经济独立问题,讨论得较为深刻。本文试图就这一思潮作一探讨。一妇女经济独立不仅仅是女子有一份工作,有经济收入,不依靠男子,而实质上是一个“人人有劳动权,人人有生存权”(《妇女评论创刊宣言》,《陈望道文集》     

大革命时期的湖北农民协会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激烈的革命运动。其中农民运动开展得尤为壮观。湖北地处华中，信息灵通，交通便利，拥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加上农民生活痛苦，从而使湖北的农民运动得以蓬勃开展，成为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之一。     

同盟会，国民革命的联盟——关于同盟会的性质问题

本文认为同盟会的性质不是如过去学术界所说的为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全国各阶级革命群众的联合政党、国民革命的联盟.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从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来看,它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也代表了包括地主、工人、农民在内的当时一切反对西方列强侵略,要求推翻清朝,振兴中华,改变现状的人们和阶级的利益.2、从同盟会的成员来看,既有资产阶级,也有地主、工人、农民和其他各阶级及其知识分子.3、从同盟会领袖孙中山的思想来看,也不是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讲话,而是代表了全国各族各阶级,尤其是工人农民的共同利益.     

学生亚文化与北洋时期学运

北洋时期中国校园孕育出特色各异的学生亚文化。学生运动与学生亚文化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亚文化的多元决定了学运起落与内涵差异。在师生关系上,教师并不一定处于主导位置;在政党与学运的关系上,学生也并不总是受动的一方。国共两党均重视学运。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如何定性由具有双重身份且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的党人开展的学生工作,还可商榷。学生运动有先天缺陷,政党对学生的运动也与时转移。但认真剖判各界认知,可知时人对学运主流仍是肯定的。     

略论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式整军运动

1947年冬至1948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利用作战间隙普遍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有领导有秩序的大规模民主整军运动。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官兵的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力,增强了军队的内部团结,为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其基本精神和经验对做好新时期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