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老顽童”的生意与生活

电话响起,我有点意外,这是方励第一次主动打过来。给他打了一个月电话,占线、无人接听、在机场或是在去机场的路上、每次都要问“你是谁”, 电话中他总给人傲漫的感觉,基本上不超过十秒就会结束,没有一点寒暄,“现在忙”,然后查无音讯。     

老市长汪道涵

上海的老市长汪道涵是一个学者型的高级官员。无论走到哪里,儒雅的汪道涵总是手不释卷。用他自己的话说：“读书就是生活。”     

喜晤庄灵先生

2004年6月19日,忽接安顺晚报记者小厂电话,说她陪台湾张先生访华严洞,说起我曾写过有关抗战期间洞内贮藏故宫国宝的文字,张先生想见见我。她随即将电话交给了这位台湾朋友。我问,洞口有当时主持此事的庄慕陵先生的题字,不知见到没有?他说：那就是先父!我这才明白把“庄”错听成“张”,这是庄先生的哲嗣来了。顿觉无比高兴,欢迎他来筑时下访寒舍。     

纵横台湾商界和政坛的辜振甫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４日至１９日,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夫妇率海基会参观团到大陆参观访问。在上海期间,辜振甫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举行了会谈,这是自１９９３年４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首次“汪辜会谈”后两人的又一次握手。同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也在北京会见了辜振甫夫妇。一时间,辜振甫以及他的大陆之行备受瞩目。商界巨富台湾“经济外交”的主力今年８２岁的辜振甫出生于台北,但他的祖先是河南一带的中原人氏,后迁到福建的惠安、永春等地,再又迁到台湾彰化的鹿港镇。辜振甫的父亲辜显荣在日本占领台湾期间,…     

“铁窗泪”背后的故事

2007年11月21日下午，远在新疆做巡回演出的著名演员迟志强给我打来热情的问候电话。迄今为止，我们之间这种延续友谊的“电话问候”已快5年了。第一次认识是2003年10月21日，迟志强来江西演出，我慕名前往靖安宾馆采访了他。面前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大明星，脸庞少了年轻时英俊的线条，体形多了人到中年的“圆”。     

访美杂忆(二)

一次学院电话总机的接线员在我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张字条,说有一位持德先生打电话找我,要我回电话。我按所留的号码拨通了电话。从听筒里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我是卡罗尔的校友,听说一位中国学者来卡罗尔任教,我很高兴,想跟他认识一下。”我高兴地请他来我的住所。见面一看,是一位头发斑白而精神党锐的老者。他说他是1924年从卡罗尔毕业的。我听了很吃一惊,因为1924年我还没有出生,而他已大学毕业了。我问他多大年纪了。他笑而不答,说过几天就知道了。从谈话中知道,他过去也是一位教师,十多年前已退休。因为是校友,他一直关心…     

人文精神的重建

93岁的侯仁之站在对面,一手扶着桌子,一手托着电话的听筒，正委婉而歉疚地推却又一次的约稿，“不行了，我真的写不了了。我的身体真的不好，对不起啊……”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口水不自觉地流下来，流到桌子上。于是他的一位已然60多岁的学生就抢上前为老师擦掉嘴边的残迹。这是2004年的3月15日，我在北京大学燕南园候老先生的家中所亲历的一幕。     

真心朋友

“喂,到了没有啊？”我在电话这头问道。 “还没有啊,再等一会儿吧!”对方回答。电话那端的“他”就是被我视为真心朋友的小徐。     

绝密任务的摄影始末

在山东省沂南县文化馆,有一位６０多岁的离休老干部叫刘醒民,在他那平凡的人生历程中有一段相当不平凡的经历：１９５５年４月,万隆会议召开前夕,退踞在台湾的国民党为阻挠以周总理为首的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派出了大批的特务,企图暗杀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４月８日,周总理一行乘专机突然神秘地出现在昆明。就在这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波诡云谲、险象环生的局势下,原昆明军区摄影记者,当时只有２３岁的刘醒民,担负起了一项神圣的使命。１９５５年４月８日深夜,漆黑的夜幕为昆明这座春城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昆明军区文化部里,忽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正在睡梦中的昆明军区摄影记者刘醒民往事回顾惊醒,他连忙拿起电话：“喂,你是哪里？”“我是秦基伟,请通知刘醒民同志接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严肃的声音。“首长,我就是,有什么指示？”刘醒民用手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是副司令员的电话。“明天上午９点到司令部找我,有绝密任务。”没等刘醒民问完,电话便挂断了。放下电话后,刘醒民心里既激动,又忐忑不安,他想,这绝对不是一般的任务,因为在平时的摄影报道中,从来没有过副司令员亲自通知他的先例。第二天早上９点整,刘醒民准时来到秦基伟将军的办公室,值班的警卫...     

李泰祥曲未终人已远

他的身上有“士气”,优雅、豁达、格局阔大,以中文之“雅”营造了民歌之“风” 告别2013年12月27日,下午两点,在台北新店慈济医院的安宁病房,南京媒体人黄佳诗见到了弥留之际的李泰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     

将军,您的铁军情怀感动后人

<正>农历小寒这天深夜，战友发来“原舟嵊要塞区政治部主任邓福成将军病逝”的消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立即联系将军的儿子邓大海，他在电话中哽咽着告诉我：“老人不幸感染新冠病毒，2023年1月2日中午住进上海长海医院，下午情况急转直下，经抢救无效于16时25分走了。”您去世的消息传开后，网上一片悲切。伫立茫茫大海边，面对千万朵此起彼伏的洁白浪花，我知道这是成千上万的战友在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悼秦川

李锐来电话告诉我,秦川走了。老朋友又少了一个!我觉得很难受。太突然了!不到半个月之前的一次春节团拜会上,我们还在一起谈笑。那天他来晚了,坐在另一桌。我走过去打招呼,说:“首长,你今天迟到了。”他也称我首长,多少年来我们总是这样开玩笑的。这样的亲密,只有一次引起了旁人的好奇。那是1980年冬审判江青的旁听席上,我比秦川后到,照样这么打招呼。王光美坐在我们前一排,都是熟人,她回过头来笑着问道:“怎么你们,到底谁是谁的首长呢?”我说:“当然他是我的首长。”我告诉她,50年代初期,我们同在中宣部宣传处,他是处长,我是副处长。我们是…     

三次才搞定的小东西

“浪费了两次机会．”左凌仁说．“我才成功环志了这个小东西．”他说的是一只黑喉石鹍．在成功环志它之前．他失败了两次。第一次他半途而废．据他说是因为不忍心折腾那只小鸟;第二次则是操作失误,让鸟儿从他手里溜了．这让他很不好意思,因为捕鸟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鸟没有环志就飞走了,意味着浪费了别人的劳动。     

谭震林在《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重要文章的经过

正一1981年6月10日上午,我刚走进红旗杂志社办公大楼,在楼梯口遇到了总编辑熊复。这是他近期出国访问归来后第一次和我见面。他叫住我,和我热情握手,笑着对我说:"我已经在电话中和谭震林同志说好,明天上午,我去他家看望,向他约稿,你和我一同前往,为他代笔写一篇纪念建党六十周年的文章,准备在《红旗》7月纪念专刊上刊用。"     

是谁削割了孩子的自信

电话约定后,一位父亲找到我:“马老师,我是专门为孩子来咨询的, 这回您可得帮帮我的忙了,真把我们难住了。您说该怎么办?”我请他坐下来静静心:“别急,孩子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的孩子念初一,是个男孩子。性情上慢慢腾腾,畏畏缩缩,对学习没有热情,没有信心,学校刚刚考完试,这个小子他才考了个一位数—9分。您说这可怎么办?”看得出,他脸上的笑容     

我与桑兰的对话

“桑兰”这个名字,想必是举世闻名,她的事迹更是妇孺皆知。桑兰是一位著名的体操运动员。一次意外使她被迫结束了体操生涯,但她依然“著名”。她永远灿烂的微笑、坚强的毅力深深感染了每一个人。她的精神使我钦佩不已。她是我的偶像,是我一直坚持努力学习的动力。今天,我终于忍不住拿起手中的电话,满怀激情地拨打起电话。只听见“嘀嘟,嘀嘟”几声,电话通了,桑兰接起了电话。我问:“请问是桑兰吗?”“是啊,你是哪位?”话筒里传来桑兰甜甜的嗓音。我激动地说:“我是一名中学生,我很喜欢你、敬佩你,我非常欣赏你坚强的品质,虽然你是一个残疾者,…     

我因不敢为她说句公道话而遗憾终生——悼念贺惠君同志

1998年7月,我正住在北京我的女儿家里。有一天晚上,我接到李致同志的电话,说贺惠君同志去世了,我除了委托他替我送花圈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为这个噩耗惊呆了。我放下电话,不禁长叹一声：“晚了。”女儿听了,不知何意,我也不想告诉她。我回到我的小房里,不住地说：“晚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二十六年蒙冤去 三十六年慰忠魂——回忆逆境中的粟裕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展开了对粟裕的批判,这是对他最大的一次伤害。当时我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会议的通知、文件、简报等都是我呈给他的。突如其来的批判斗争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任务是总结解放后八年来的军事工作,结果却与毛主席的指示背道而驰,批起刘伯承、肖克的“教条主义”,粟裕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来了。事前,粟裕一点不知道。接到开会通知后,我向他报告5月24日上午到中南海居仁堂开会。粟裕问我什么内容?我说,通知里没有说。按照惯例,往常开会都要说内容的。这是一次有元帅们参加的50多人的小型会,在粟裕…     

丈量到藏北

高东风感慨：他回到城市,从嘈杂喧哗的人群中走过,却发现自己不曾留下一点痕迹,好像从未存在过。当他在路上,一脚油门,车从土路上奔驰而过,带起的土烟在半山一条线飘着,“这是我人生的轨迹”这可能是高东风最后一次进藏了：作为一名国家一级的风光摄影师,四十多年来他4次进藏,踏遍高山荒漠。如今他年逾五十,决定最后“再疯狂一次”。说这话的时候,高东风笑称自己是“酱油人”。这一趟让他浑身晒得黢黑,他后来在办公室“捂了”两个月,伸出手,手背上还是浅褐色的晒斑,细细密密。临行前,很多老朋友听说他耍单人单车走这一趟,眼睛都瞪得很大。后来他对我说,他矢口道人家心里想着：“老高疯了。”     

深情怀念毕列爵老师

印度洋海啸大灾难发生的前4天———2004年12月22日清晨,毕列爵老师在武汉与世长辞。他是湖北浠水县人,享年88岁。当天晚上,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胡征宇同志用电话传来这一噩耗,令我悲痛不已。我同毕老师交往60多年,除“文革”的一段时间外,我们师生之间几乎未曾断过联系。那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