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中共中央拟迁淮阴经过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坚决斗争。特别是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联合民盟等民主党派,经过20多天的激烈斗争,最终就当时全国人民所普遍关心的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军事及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大会议题同国民党达成了全面协议,为战后中国设计了一副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治蓝图。当时,中共对此成果的取得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其看来,“政协就是党派会议,在     

李大钊的两件珍贵文物

<正> 在李大钊故居纪念馆,陈列着一对珍贵的樟木箱,这是李大钊同志1924年1月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时买的,后来一直由他使用。大钊同志牺牲后,由李夫人运送回家。 192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对于党的这个决策,大钊同志非常拥护。因为早在“二大”前,他同邓中夏等六人就联名写信提出了一个“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提案,旗帜鲜明地宣传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又召开了讨论关于国共合作     

民国惟一一次国土调查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土调查,是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５年４月开展的。 北伐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及各省联系会议（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５日）曾决定实行“二五减租”,但因国共合作破裂而中断。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虽然于１９３０年通过了《土地法》,但缺乏实行的决心和能力,以至公布多时而没有实施。在强大的舆论和形势压力下,１９３４年１月,国民党召开了四届四中全会,会上有三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提案：第一个是由陈果夫。张继、陈立夫、张道藩、覃振等人提出的《推行本党土地政策纲领案》;第二个是刘峙、朱家　张群、李敬齐、焦…     

蒋经国留苏前后的蜕变

从鲁迅的一段话说起 鲁迅先生1934年11月21日写有《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的名篇,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揭露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但在文章篇首却有一段评述国民党当初“联俄联共”的文字。鲁迅不认为国民党原先不过是“利用他们”,因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比     

开封县征收“河南省剿匪戡乱特种捐”始末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悍然撕毁《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重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是年秋,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财政厅决定开征“河南省剿匪戡乱特种捐”（以下简称“特种捐”）,以弥补地方财政之不足。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财政厅公开使用“剿匪戡乱”字样,在国统区的财政部门中尚属首例,从而更加暴露了国民党河南省当局反共反人民的本来面目。     

从党的二大到三大——百年统战史的起点

毛泽东誉为中国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其他两大法宝是武装斗争和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实现自身团结和争取联合和扩大同盟军的战略和策略。在党的百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建立和发展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改革开放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为党完成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广泛凝聚共识和智慧,提供了不竭力量,成为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     

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一场"民主选举"闹剧

1933年,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了欺骗群众,愚弄普通党员,装点“民主”,决定在汉口特别市党部举行所谓的“民主选举”．产生正式的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不料汉口市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民主选举”变成了贿选,选举场变成了武斗场,暴露了国民党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本质。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民主主张与实践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过长期曲折道路并在思想上、政治上成熟起来的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党在历史上最重视民主政治的时期之一。抗日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非常重视民主问题。他说：“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为了实现民主,党中央一方面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地实行了民主政治;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这两方面都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丰富的经验。1945年7月,毛泽东对来延安访问的黄炎培发表了中共决定以民主政治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著名谈话,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各民主党派精英进入解放区始末

50年前,在国民党统治行将崩溃的前夕,中共中央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向多年与中共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发出“五一”号召,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及施政纲领等大计。当时在国统区、香港等地与蒋介石进行艰苦斗争的民主人士欢欣鼓舞,积极响应号召,辗转到达河北及东北解放区,以后又到北平,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从此,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多党联合,开始了共建新中国的崭新局面。本文回顾了这一段不平凡的历程。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导召1948年上半年,随着…     

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

抗战时期,大学校园既是国共较量的重要舞台,也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学界分合的背后,除了政治理念的明争,亦有派系因素的潜存。学界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在紧张和对峙的既有认知之外,更有亲近与同情的面向。战时大学党部中,西南联大区党部办得最具声色,约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但联大同时也包容其他党派的教授与学生。联大教授群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正是不同党派知识精英在西南联大的共存和共处,才建构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民主堡垒”。     

苏联的“加速经济发展”战略与当前对外政策的调整

随着世界局势的不断变化,苏联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不久就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紧接着在同年10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又提出了政治性纲领——新党纲草案和经济纲领——下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以及     

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并通过了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的背景下由非国民党人士起草的,因此,与此前国民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比较,存在着一些重大区别。这些重大区别表明：与“五五宪草”不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民主性质或色彩。这些民主性质和色彩是中共、民盟以及全国人民和国民党斗争的结果。     

二次革命前国民党组织的分化

民初国会选举后,为了破坏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多数地位,袁世凯使出了种种卑劣手段,对国民党分化瓦解。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提供巨额经费,诱使国民党人另立山头。在袁世凯诱惑下,国民党中的志行薄弱者纷纷脱党,另组政团,与国民党分道扬镳。率先从国民党中分裂出来的政团是孙毓筠“主倡”的国事维持会,1913年2月17日成立于北京,主要发起人还有王芝祥、王人文、扬曾蔚、于右任、章士钊等。该会以“维持大局、俾国家得抵于和平统一”为宗旨,具体纲领有三项:一、维持立法与行政之冲突;二、维持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冲突;三、维持政党与政党之冲突(《申报》1913年2月25日)。国事维持会要求会员在言论行动上“不得挟持私见,有所偏倚。”(同上,2月15日)但在实际上,它却完全站在袁世凯一边。正式国会召     

“国统会”与“国统纲领”

近来有关陈水扁“废统”的新闻非常多。到底什么是“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呢? “国统会”和“国统纲领”是李登辉时期确立的。当时,他想借“国统会”的成立表明自己在“统独”问题上的立场,让岛内外放心。以便有足够的精力对付国民党内非主流势力。1990年10月7日,台当局以任务编组方式在“总统府”内设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简称“国统会”), 负责两岸统一大政方针的研究与咨询。1991年2月23日, “国家统一纲领”(简称“国统纲领”)获得通过。它有两大要点：一是强调中国必须统一,海峡两岸应“共同重     

张奚若:从民主革命斗士到新中国教育部长

在同国民党政权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张奚若的言行和胆识真是可圈可点,一副令人钦佩的“斗士”形象。国民参政会上,他话锋犀利,历数国民党腐败和蒋介石独裁,在场的蒋介石试图阻止并提醒:欢迎发表意见,但用语刻薄不好。张未加以理会,继续慷慨陈词,此后便以“无政可议”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在西南联大的演讲,他直言不讳:“如果我有机会见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就请他滚蛋。”作为新中国第二任教育部长,张奚若依然保持着透明、坦诚的个性,著名的“十六字”诤言振聋发聩……     

“党外布尔什维克”郭春涛

赴法勤工俭学,与许多共产党人相识相知;参加国民党“一大”,成为国民党第二、三、四届中央委员;40年代发起组织“小民革”“、民联”“、民革”,加入知名民主人士的行列;解放战争时期,冒险从事地下策反,秘密营救张澜、罗隆基;新中国成立后,出任第一任参事室主任。这独特的身份演变表现了郭春涛独特的人生之路,展示了“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风采。     

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建设与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

抗战初期,国民党有过一段重振革命精神的短暂时刻。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等重要文件,对推动全国人民一致抗战,反对投降主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国民党执政十年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谈王稼祥对红军政治工作的重大贡献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是一九三四年二月,由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二月七日王稼祥在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这个论断之后;朱德、周恩来先后在会上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他们高度概括了政治工作在我军建设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是在各革命根据地反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的决战时刻召开的。王稼祥在会上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阐述     

试析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发布的一个全面的政治纲领,是当时国民党内政外交方针的集中体现。在一个时期内,它曾经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就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内容实质及其政治影响作一探讨和分析。一1938年3月,在全民抗战的高潮中,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督促下,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党务问题和施政方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内容包括总则、外交、     

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以战后"联合政府"的弃取为例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将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刷新：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中的成熟与实力的空前壮大,战时客观上形成的“一国两制”政制和发展起来的中间党派,使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几乎达于均势,为战后“联合政府”政治的生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战后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以美、苏为首形成的世界两大均势集团和两个大国主导下战后形成的世界和平共存格局,也为中国“联合政府”的政治取向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环境;战时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削弱、战后社会与经济恢复的困难和国内外全新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国民党可能的或可行的选择必须是放弃传统的一统模式,选择“联合政府”与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然而,当时处于国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内过高估计自身的力量,过低估计战后中共与中间民主势力的力量。对外寄望于传统的“以夷制夷”的侥幸外交,进而做出了背离时代与脱离现实的错误抉择：选择了内战与独裁的传统“统一”观。结果,中断了中国民主政治或“一国两制”发展的历史进程,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团结奋进、民主兴国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