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托派”郑超麟坎坷一生

一个老资格共产党人,现在仍坚持托派观点 在健在的人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是罗章龙,第二个就是郑超麟。郑超麟与周恩来等人于1922年在法国共同创立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在苏联正式入党,李大钊参加了他的入党仪式。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记录员,罗章龙是正式代表。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有人说,郑超麟是中共的大人物之一,除了资格之外,大概因为他是党内“才子”之一。他后来同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但不是去当什么奸细、间谍,而是他不同意党的政治路线,坚持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即反对斯大林主义坚信托洛茨基主…     

郑超麟：中国最后一个“托派”

郑超麟（1901—1998年）,福建漳平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并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春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次年正式入党。1924年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什维克》。他曾参加过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曾出席中共五大,参加八七会议,是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理论家。1929年与陈独秀等人一起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出党,是托派重要领袖之一,曾担任中国托派中央委员兼托派中央宣传部长。     

中国托派不是汉奸

抗战前后,把中国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或者干脆把托派称为汉奸,在中国共产党内几乎成为"共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在党的文献编纂中逐步落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托派的汉奸罪名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经过多方的查证研究,众多党史研究工作者对此持否定态度,明确认为中国托派不是汉奸.1989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注释2这样写到:"……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郑超麟先生的更正

《炎黄春秋》编辑部: 你刊第四期有叶永烈写的《郑超麟与中国托派》一文,不褒不贬,只叙事实,颇为得体。所叙事实有几处出入,虽无关大局.但恐后人误信为真,趁我未死,尚能用放大镜细看,我便边看边摘出入之处,并加以订正。 叶文说:“3个月以前刚在上海获释”──按我是1979年 6月间获释的,11月间去武汉踏勘八七会议会址。应当说“5个多月前”。 叶文说:“后来来了一位四川口音的学生叫邓希贤”。──按邓希贤在橡胶厂做工,在我以前,不是在我以后。 叶文说;“这年3月18日,郑超麟和赵世炎、王若飞等18人赴苏学习,周恩来同行。”按此次赴苏,从法、…     

陈独秀蒙受『汉奸』冤案始末

1937年11月14日,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康生回到国内。29日到达延安,受到张闻天、毛泽东等在延安的几乎所有领导的欢迎。王明回国不久就指责中共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托派是军事侦探的组织,主要是两面派的办法,运私货的办法,……我们要特别注意。”后来王明还在其《中共五十年》中说:“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     

三十年代上海的一次飞行集会

1929年,我从莫斯科回国。对于我们这一批回国的人,莫斯科不大放心,联共方面通知中共中央,说这批人虽然不能确定是托派,但有托派思想,要中国共产党加以注意。当时李立三是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任中央组织部长。李立三要中央组织部办一个训练班,把我们集中起来学习,了解一下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实际就是进行审查。     

陈独秀一案有了新说法

过去一说起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从中共“一大”到“五大”连任五届的总书记陈独秀,就说他是造成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是“托派”,并被开除了党籍。他的名字一直只能排在中国共产党的坏人之列,绝不能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人并提。因此,有人称陈独秀问题是     

陈独秀的儿孙们

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在中国独领风骚。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他连任前五届中央委员长、总书记,后来被开除出党,接着成了中国“托派”首领,再后来他被国民党逮捕,坐了4年多监牢,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提前释放,辗     

郑超麟对八七会议史实的几点看法

今年8月，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八七会议”的70周年，已96岁高龄的郑超麟先生，是参加这次会议唯一的健在者。作者根据郑超麟的有关文章，对“八七会议”一些不准确的传说，作了符合历史的说明，现发表供读者参阅。     

后期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早在1929年11月15日就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出党。此后,他参与并领导过中国托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始终处于极尖锐的对立状态。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在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否有过改善的迹象?究竟有没有得到改善?近年来,众     

伊罗生与《中国论坛》

伊罗生与《中国论坛》唐宝林伊罗生与《中国论坛》,涉及到３０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等多方面的关系,可是过去写中共党史,都不提它。我研究宋庆龄、中国托派史时,作了一些探索,由于材料有限,也没有很深入。最...     

陈独秀在监狱的研究生涯

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内部叛徒出卖,陈独秀于当晚在家中被国民党上海警察逮捕。1933年4月20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权15年;后经他上诉,才被改判为8年,剥夺公权则部分撤销。 远在“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就把监狱与“研究室”等同对待,他说过:“出了研究室就入了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窒”,“这才是人生最     

陈独秀研究二题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出党,开除彭述之等出党,开出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党,这在中国共运史上是空前的;在第三国际史(1919-1943)上也是特例,这是后来史称为“立三路线”时期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的造次。其实,1929年的中国托派仅处在反对共产国际援华政策的层面上,还没有直接干扰中共的政策和策略的可以称之为组织行为的活动,那么为何要用开除党籍来惩罚这位中国其产党的创始人呢?     

中共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

每当提到托洛茨基或以他为首的“托派”,人们往往是谈虎色变。盖因自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的近80年时间里,在整整几代人心目中,托洛茨基或“托派”都是反动或反革命的代名词。这并不奇怪,因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地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的定性,在毛泽东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中,甚至有“汉奸托派”这样的字眼,而《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也是戴着“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在1947年被处决的。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但是,从这一决定中仍可以看到,王实味是平反了,但托洛茨基并未昭雪,因为王实味是个好同志的前提,恰恰是他“没有”“参加托派”,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死有应得了!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日报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张日报,是1925年6月4日由瞿秋白在上海主办的《热血日报》。《热血日报》编辑委员会由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组成,瞿秋白担任主编并题写报名。报纸8开4版,设有社论、国内要闻、国际要闻、紧要消息等栏目。     

抗日名将于学忠和共和国将军郭维城的革命友谊

正我的堂哥郭维城少将(1912—1995),辽宁义县人,满族。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同年入东北军,先后任张学良机要秘书、鲁苏战区秘书室主任、政务处处长等职。1942年任新一一一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后任山东行政委员会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齐齐哈尔铁路局局长、西满护路军司令员、东北野战军铁道运输司令员、衡阳铁路局局长等职。1952年任中朝联合新建     

左权的烈死与子虚乌有的“托派“嫌疑

●八路军名将左权将军是中共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最高级别的将领。左权牺牲前曾被视为“托派”,虽然他仍受到重用,在红军及八路军时期屡建战功,但长期背负这一沉重的包袱不能洗刷清白,使他极为苦闷。在《左权的烈死与子虚乌有的“托派”嫌疑》一文中,对左权的牺牲提出了疑问,并对其“托派”嫌疑的由来及相关问题作了回顾。     

王明为何反对陈独秀去延安

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有条件地让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于洛川会议上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包括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这成为陈独秀出狱以及回到党内工作的契机.当时,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了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的三个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郑超麟的翻译生涯

1997年中央电视台播映的大型文献片《邓小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第一集有一段介绍邓小平在法国生活,播音员的解说词：“在这里（指法国哈金森橡胶厂）他结识了汪泽楷、王若飞、郑超麟等一批当时的先进青年,并和他们同住在一间工棚里。在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并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江泽楷、王若飞早已去世,郑超麟则于1998年以98岁高龄辞世。这部电视片播放时,郑超麟是住在这间大工棚里赴法勤工的中国人中仅存的一位古董级（或国宝级）的人物。就在第一集《早年岁月》中,作为历史见证的世纪老人…     

“捕捉”细节

正细节,细枝末节也。我却以为细节是作品的"肉"。光有"骨头"没有"肉"的作品,是无法感人的。大约正是看重细节,所以我在采访时,总是不断用耳朵和眼睛"捕捉"细节——不过,需要一根敏感的神经。用耳朵"捕捉"细节,体现在采访时不断发问,挖掘细节。比如,我在采写陈独秀的秘书、九旬长者郑超麟先生时,"盘问"起关于陈独秀的种种细节。他略作沉思,回答道:"陈独秀讲一口安庆话。怎么想就怎么说。习惯动作是用手拍脑门。不大讲究衣着,但很干净。长袍、马褂都穿,帽子不常戴,难得穿西装。烟瘾重,但不抽香烟,而抽雪茄。文章写得快,有学问,但口才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