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民负责——关于南京人民政权建立初期的琐忆

回到南京的原谈判代表董必武感慨万端。他深情地对南京父老说: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江南三月,草长莺飞。在南京解放52周年纪念即将来临的日子里,记者怀着崇敬的心情,陆续采访了这一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震惊中外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们当中,有当年挥着驳壳枪,率部冲人国民党总统府的解放军军官,有为南京的解放作出巨大贡献的地下党负责人,有当年向往     

谢琼香:不让须眉的革命女杰

正1932年1月,福建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迎来了一位从马来西亚共产党回来的叫谢琼香的女干部。她先后在福州、厦门中心市委工作。勇敢机智,胆略超凡,每次都能漂漂亮亮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福建的老百姓把活跃在白区和游击区里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习惯地分为3种:把出身工人、农民的党员称为"土共";把来自城市及学校的知识分子党员称为"洋共";把从马来西亚、新加坡回国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员称为"马共"(其实他们的身份已转为中共)。人们跟谢琼香接触多     

杨苡:有些地下党朋友信任我

母亲来南京陪罗沛霖去上海,是在母亲他们回天津前在南京小住那段时间。1947年4月,母亲和杨敏如、罗沛霖他们一家到了南京。前面说过,复员返乡不是件容易事。回南京,中央大学是比较早的一拨,我哥他们编译馆迟了好久,我姐一家和我母亲不是跟单位而是自己走的,那时抗战胜利已快两年了。他们的行程是地下党孙有余安排的,在重庆时母亲对罗沛霖的事很支持,把钱都交给了地下党做活动经费。     

武汉解放前后我所经历的二三事

1948年9月,我任江汉军区中共鄂中地委天汉县委城市工作部的秘密交通员,来往于武汉至天门县的农村,主要任务是接送从上海、苏州、南京、武汉来的地下党的学生干部。这些同志的身份暴露或被敌人怀疑,已经列入了“黑名单”,戴上了“红帽子”,如不迅速把他们转移到较     

南京胜利会师后面临的困惑和挑战——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之十二

<正>迎接解放军渡江1949年4月中旬起,我们最大的任务是怎样把解放军接过江来。一方面依赖统一战线的力量,使得炮台、海陆空军的官兵们决定拒绝上级关于向我解放军开炮的命令,及时插白旗投降,反戈一击;另一方面,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们要设法把南岸的船只驶到北岸去,供解放军渡江。小船是不能载成千上万的战士渡江的,只有利用所有的小轮船,但这也不够,特别是重武器的运输需要大船。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铁路工人想出了办法,把栈桥火车轮渡利用上了,     

宁沪地下斗争亲历记

1946年,国民党集中大军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保存干部实力,中原局组织部通知我,于4月间和爱人王锡珍(化名陈幼民)同志一道化装突围,后又决定让他运盐接济中原解放区。到南京后,运盐工作告一段落,王锡珍于9月去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接洽,拟前往解放区。到办事处后,钱瑛大姐一见王锡珍,十分高兴地告诉他:组织决定将他留在南京,负责和大后方随国民党光复迁都回南京的一大批我党党员和民主人士联系,这些人是分布在国民党的党、政、军、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重要人物,他们从重庆大西南到南京的时间都有一年或半年以上,无合适人选去联络。钱大姐…     

周恩来与谢和赓夫妇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南京失陷 前的1937年末,地点在武汉 那时,我已是蒋介石大本营的秘书兼白崇禧总参谋长的机要秘书。周恩来作为中共派驻国统区的代表,负责着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面工作。我们初次见面,他就象兄长见到小弟弟一般,和我热情握手,亲切拥抱,使我一点不感到陌生和拘束。他的记忆力很惊人,早已从北方党和广西地下党向中央的汇报中,了解了我的经历。知道我在1926年大革命时参加过桂林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加入过“社会科学家联盟”和“反帝大同盟”等进步组织;1933年春被北方党派到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将军筹组民…     

福建地下党冤案平反的一波三折

一、地下党冤案的由来1977年8月,福建省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时,清查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黄国璋,泉州地委副书记许集美的问题时,有人认为他俩原来都是闽中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遂对这个组织的其他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政治历史问题,莫名其妙地进行了“专案审查”。1978年6月13日,福建省委以《闽委〔1978〕综字62号文件》向中央报告,“现已基本查明：在全案审查的二十五人中……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完全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南（已故,原闽中特委副书记,解放后任省教育厅长）等人都是…     

方志敏的最后知音——胡逸民

1935年1月27日,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的方志敏,在江西怀玉山区给国民党打散后被捕。　　1月30日他被解送进了南昌北营坊看守所,在这里,相识了原国民党中央监狱长胡逸民。　　这个一生营造过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徐州军人监狱、汉口军人监狱,曾被称为“北伐军中刽子手”的人,是怎样和方志敏结为“生死之交”的呢?　　1933年国民党在庐山制定了第五次“围剿”计划。会后,希特勒派来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携妻子回到南京。正好胡逸民的同乡、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胡春小姐,在其家里当家庭教师,于是趁其不备取得了会议的绝密文件,将它转…     

浪淘沙·缅怀唐彪——“彼妹者子，何以告之。”《诗经·廓风：〈干旄〉》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筹建人之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副馆长,离休干部唐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4月28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7岁。     

赣东地下党员西进经过

一九四九年九月,原中共赣东北区党委接受支援解放贵州任务后,与地下党江西工委(即湘赣边工委)会商决定并经中央批准:为了迅速解放贵州,带动大批江西新干部支援新区工作,抽调赣东地下党员四十人随军西进到贵州。峥嵘岁月,三十二载。然     

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

我父亲15岁时投身革命,经族叔王任叔(巴人)介绍结识了王伯伯(王元化先生)。他长我父亲四岁多,当时是上海地下党党员,文章也写得好,我父亲视他为兄长和朋友。父亲后来赴苏北参加新四军,全国解放后转业回到上海,我们家和王伯伯家开始频频走动。     

革命家庭的难忘岁月

1924年5月,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陈和鸣是一位进步青年,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他考取安徽大学一年后又转到国立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由中共枣阳地下党组织供其上学.抗战后大学毕业,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设计长江水利图.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父亲回到枣阳任政治科第三科科长.有父亲的身份作掩护,枣阳地下党组织经常在我家开会,讨论地下工作,那时我还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学生.     

我在浙江省委宣传部工作的三年——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之十五

<正>我从上海调到浙江，完全是由于照顾夫妻关系。浙江虽然是我的故乡，然而认识的干部并不多。浙江省委决定成立宣传部，我任副部长。同时去的还有黄源同志，他是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工作的，宣传部干部多是陌生人，来自五湖四海，素不相识，我感到这样反而是好事，比在南京好得多，总不致于再有人会说我有“地方主义”了吧！宣传部设有理论、工矿、农村、广播报刊、科学文艺等处，     

红军长征途中的四川地下党

大革命失败后,遭受国民党疯狂镇压的四川地下党,在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尚存的四川地下党组织和隐蔽下来的党员,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气和智慧,积极发动群众,掩护红军、宣传红军、配合红军和参加红军,为迎接红军入川,帮助红军在四川度过一系列危机做出了贡献。     

红军长征途中的四川地下党

大革命失败后,遭受国民党疯狂镇压的四川地下党,在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尚存的四川地下党组织和隐蔽下来的党员,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气和智慧,积极发动群众,掩护红军、宣传红军、配合红军和参加红军,为迎接红军入川,帮助红军在四川度过一系列危机做出了贡献。     

一把日军“百人斩”凶刀的追踪调查

正作为电视台记者,在我的采访生涯中,迄今共有8次赴台湾工作的经历。由于工作内容多为历史题材,我在台湾采访过许多人物,收集过众多史料。但追踪调查一把日军"百人斩"凶刀的经历却让我刻骨铭心,永志难忘。80多年前,在中国的南京,侵华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当时,有两个臭名昭著的杀人凶手进行杀人比赛,其中一人杀人的最高记录是106人,另一人是105人。然而,几十年以后,一把南京大屠杀中杀107人的日本军刀在台北被发现,这个杀人的数字超过了当年杀人比赛的最高记录,让人震惊。这把罪恶屠刀     

南京警察罢岗事件

1949年2月4日,南京街头出现了惊人的一幕:全市的交通岗和守望岗上见不到一名警察,巡逻队也不见了,交通秩序一片混乱。这就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划的南京警察罢岗事件。     

草岚子监狱里的“OX”

近期,有幸拜读刘昭著《在草岚子监狱里》一书。该书讲述了30年代初中共北方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坏,被捕的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坚持斗争的英勇事迹。书中不断提到一位叫“OX”的人。这是狱中我地下党给一看守人员取的代号。“OX”的真实姓名叫牛宝     

丁玲在延安的“洗礼”——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

丁玲需要革命决心奔赴陕北1936年10月初的一天,丁玲在西安的一家小旅馆里闷闷地呆着。她来西安已经有好些天了。她在这里急切地等待中共地下党派人来和她联络然后把她送往延安。可是一连等了好些天仍不见有人来,因而有些着急烦闷。恰在这时,中共派往南京去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