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三十年,我做了三件事

<正>在武汉的这30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在武汉的整个发展过程,实际上可以说是见证了内陆特大中心城市武汉30年来的巨大变化。30年前来汉,30万起家成立汉港合资公司我应该是来内地做贸易比较早的一批香港人。早在1984年,我就已开始从事一些把香港的建筑材料卖到内地的贸易。当时内     

从文华中学走出来的“中国童子军代表”

进入武昌文华中学读书 我是1930年从老家河南商城县来到武汉的。民国初年,我的祖父僖仲公在王占元主鄂时任湖北厘金局长,因此我们这个家庭和武汉颇有渊源。每逢家乡有事,我们就跑到武汉来住。当时我的父亲鼎年公已经过世了,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一起生活。     

城市规划专家孙宗汾的不凡人生（下）

<正>投身武汉城市规划建设自1946年秋,孙宗汾从北平老家来武大继续学业,就喜欢上了武汉这座城市。后来,他从报刊上看到有关三峡工程构想和长江大桥初步研究的报道,更是大受鼓舞,期冀毕业后学以致用,为建设大武汉效力。1953年国家启动“一五”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号召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归队,孙宗汾便申请从市青联调入城市建设委员会,此后在不同层面从事城市规划建设近40年,前20余年与鲍鼎先生一起共事。     

让城市景观来讲述武汉故事

<正>我最初来武汉是2004年,当时是为了参与武汉市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月湖公园的设计,也是从那时起,我多了一个身份——武汉市政协委员。这十几年来,我和我的团队——香港泛亚环境国际控股公司的同仁们,见证并参与武汉的城市建设和发展,这令我感到非常幸运和自豪。我的工作是做城市设计、景观设计。十几年前,在我印象中,武汉的环境仍停留在     

珞珈山上的话剧演出

正1947年6月,武汉大学发生"六一惨案",学生运动一度处于低潮。8月中旬起,武大助学运动开始发动,地下党组织依靠进步社团组成武大助学筹委会,并与武大教授会、武汉社会民主人士、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公社等取得联系,争取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当年底,武大地下党总支建立,在学生中开展读书活动,组织读《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这期间有人读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以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余昌祥口述自传

正一我家从祖父那一代开始,清末的时候就从武汉到南京来了,那时候做小生意。我是在南京长大的,就住在现在中华门外的大报恩寺后面。我4岁就在那里住,一直住到1967年,单位里给了我一套房子,我就搬家了。现在那个老房子还在,因为我一个人不能住了,那里只好空着,就在朝天宫西街,黄鹂新村。我的亲生父亲叫余必福。因为舅舅家没有男孩子,我4岁时过继     

土家歌舞放奇葩——回忆长阳县歌舞剧团的创建与发展

<正>我于1959年夏从武汉军区文工团转业到长阳,出任县歌舞剧团的首任团长,直到1981年春调宜昌地区歌舞剧团,在那里与土家人民共度了20几个春秋。今就忆之所及,历叙往事,以资存纪。并谨以前国家民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为剧团的题词,作为本文的题目。长阳县歌舞剧团是1959年8月在县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基础上组建而成。开始全团仅有10余人。不久,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从省话剧团调来了一位导演,又在武汉吸收了几个社会青年,到1963年上半年发展到30多人,     

与武汉合伙共创新世界

<正>价值认同感让我与武汉结缘199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开春之际,邓小平从武昌到深圳一路南巡。武汉随即被批准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这意味着,武汉站到了中国第二轮改革的潮头。这一年,香港新世界集团董事局主席郑裕彤先生北上武汉,放眼张公堤外的荒野说"可以在这里建一座新城",从此开启了汉港深度合作的先河。这一年,我加入了新世界集团,并因此     

我在香港30年

正一、孤身一人闯香港我做香港永久居民马上30年了。这30年来我们与香港这座城市一起成长,见证了香港30年来的历史。80年代初,祖国大陆刚刚改革开放,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我想到了去香港发展。1982年,我带着我5岁的女儿到过香港一次,当时就想留在香港。但想到一个人在外打拼,还要照顾女儿,在香港很难生存下去,就把女儿送回内地我母亲家。1984年,我又重新申请,再次来到香港,当时还是个年轻的     

武汉工商界迎接解放

1949年3月初,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钱瑛通知我到香港去学习城市接管政策。我当时对武汉工商界宣称是去重庆总行开会。我由重庆转到香港,在香港住了两个星期,关起门来看文件。钱大姐每天来和我谈武汉的情况,研究如何接管城市问题,并介绍我会见许涤新同志,由他向我介绍了天津接管金融单位和工厂的情况,     

“改革开放”给我大舞台 “中国制造”圆我工匠梦

正我来自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名工作了三十余年的零件钳工。父母都是武重人,我从小在武重长大,特别喜欢工业大生产的氛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1985年,我从武重技校毕业,分配到武重厂从事钳工工作,师从"全国劳动模范"余维明。我感到十分幸运,当时看见大家都对我投来羡慕的眼神,我就想:一定不能给     

我给“洋厂长”格里希当副手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后,上级从技术科抽调了三名专业技术人员跟随格里希,配合工作,协调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其中有我一个。1966年,我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1967年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     

我给“洋厂长”格里希当副手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后．上级从技术科抽调了三名专业技术人员跟随格里希,配合工作,协调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其中有我一个。1966年,我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1967年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     

武昌珞珈山小解放区

1949年初．当我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胜利继续向南推进的时候,武汉局势日趋严重,金圆券几乎无人接受。因物价飞涨,市民们非常恐慌。武汉大学学生、教职工相继发言,为了活命,停教、停学、停工;加上武汉大学师生与其他院校团结在一起共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们的血腥镇压,使国民党对武汉大学学生恨得要命,当时武汉警备司令部陈明仁曾这样说过：“武大是半个解放区,是武汉地区学运的总指挥。”     

我们都是“武汉人”

<正>2016年6月,我当选武汉市政协主席后的第一次出访就率团赴香港、澳门,看望港澳地区武汉市政协委员。访问期间,代表团一行拜访了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澳门联络办公室,走访了汉港、澳汉与香港·湖北联谊会,深入了解港澳委员的思想、工作和履职情况,争取各个方面关心、支持,为他们履职和拓展事业搭建平台,令委员朋友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政协委员们纷纷表示:"武汉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乡!"俗话说,老友如茶,醇厚温暖,历久弥香。武汉市政协的港澳委员经历了从六届到十二届政协的     

“武汉天地”为武汉打开一片新天地

<正>夏日的午后、傍晚,总是"武汉天地"最热闹的时分。这里的街景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著名城市的街景相媲美。可以说,"武汉天地",为武汉人打开一片新的天地。我认为,一个项目、一份工作,不仅仅是赚钱,还要留下自己的作品,这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意义所在,这也是人生追求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举牌拿下当时的"地王"我是2004年从上海来武汉参与"武汉天地"项目筹备的。"武汉天地"就好像是自     

开放武汉港是有远见的决策

虽然国务院批准武汉港对外开放是1980年,但是整个实施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1992年8月21日,第一艘外籍货轮到达武汉,当时我是分管副市长。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积极组织海关、商检等有关部门到外贸码头现场办公,解决问题,为迎接外轮首航武汉作好了充分准备。回忆当初,武汉港对外轮开放     

我与柳亚子先生的交往

一1 938年日本侵略者疯狂轰炸武汉 ,我的长辈们为安全起见 ,送我们到香港去避乱。当时广州也被日机轰炸得厉害 ,广州大学在香港设了分教处 ,学校大部分的图书仪器都已运往香港分教处 ,主要教授多半也在香港。这年秋天 ,广州大学分教处在香港招生 ,我便赶紧报了名。因为上大学是我多年的愿望 (我父亲曹云阶是一个纯粹的商人 ,他不太愿意让我读书 ,而要我继承他的“事业” ,我为此颇感抑郁 ) ,现在有了到香港上大学的机会 ,我怎能轻易放过 ?通过考试 ,我进了广州大学政治系。二当时的香港是许多民主革命前辈、进步文人学者集中的地方。柳亚子…     

老学长杨麟的潇洒晚年

在怀师饭桌上认识杨麟先生将近20年了。最初他每年在台湾、美国、上海和香港飞来飞去,到香港就必定到怀师的寓所来。今年85岁的杨先生人高马大,面容沉峻、气宇轩昂。只要杨麟一到,怀师就特别高兴。从杨麟的祖父算起,到他的孙辈,     

绿松石镶金饰件考古出土和复原故事

正2020年4月,武汉解封,我又回到了武汉。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暂时还无法对外开放,但是各个岗位的职工早已开始了工作,就像疫情没有来时的样子。4月17日,我跟随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保管陈列部主任韩用祥在展厅内巡视,走到明星文物绿松石镶金饰件前,准备给展柜底部的恒温恒湿设备加水。我知道韩主任是当时这件器物的主要发掘者之一,便趁此机会向他询问当时的发掘情况,希望他可以讲一些未在报刊上披露过的发掘轶事。适逢《武汉文史资料》的编辑邀稿,讲述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