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犹太人的“诺亚方舟”

列维·伊马斯在上个世纪30年代逃离纳粹魔爪来到上海虹口,最后在这里安下了家。如今。他的女儿莎拉·伊马斯生活在上海。她时常会到长阳路上的摩西会堂走走,也常说：“我出生在上海,没有中国,就没有我。”     

上海人和广州人

◆称呼上 我曾在上海和广州各生活过几年。走乡随俗,在上海我老婆称我为先生,我则称她为太太;而到了广州,老婆则叫我为老公,我也就唤她为老婆了,     

我的出国留学记

<正>1978年7月，我离开生活了9年4个月的黑龙江农村返回上海。那时，我已满30。到了上海，父母立即考虑帮我办出国留学。我的小孃孃，也就是父亲的小妹妹在日本，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即便是“文革”期间也未中断。1976年，我表妹从日本到上海短期留学进修中医，就住在我家。这回，父母想通过小孃孃他们帮我在日本申请上大学。     

构建《华都》的思考

1990年秋天,我由贵州调回上海以后,一直在考虑要写一本描摹上海现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在这之前,我写过一些和上海有关的小说,比如八十年代我写的中篇小说《发生在霍家的事》;也曾改编电视连续剧的《家教》;反映文化大革命初期市井生活的《恐怖的飓风》。这些作品虽然都先后发表、出版了,后来也被我收进了十卷本的《叶辛文集》,但是它们的影响始终不如我同一时期创作的《蹉跎岁月》和《孽债》。     

我在香港做电影导演

1946年冬,我因剧本《嫦娥奔月》中有影射蒋介石的内容而激怒了上海当局。上海警官学校学生剧团的一位负责者(他本人是剧中演员)告诉我:“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你一定赶快离开上海！” 事情就是这样凑巧,就在一个星期之前,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的朱旭华先生经我的好朋友唐瑜兄介绍,从香港专程来上海;奉总经理蒋伯英先生之命,邀我到大中华去做导演,并指定我导演自己的舞台剧《风雪夜归人》,当时我觉得可笑,回答他说:“我连电影厂摄影     

审理臧大咬子被害案

1946年发生在上海的臧大咬子被害案,轰动了上海和全国,各大小报纸都有报道,有些书店还出版了小册子。当年我任上海地方法院刑庭推事,这个案子由我主办,我有责任把案情经过追述出来,为旧上海历史上这沉痛的一页做见证。 臧大咬子含冤而死 案件的被害者叫臧大咬子(原名臧咬臣,当时被误称为张大喊子),江苏盐城人,家贫,从13岁起就在上海踏三轮车为生。 案件主犯饶得立克,是美国海军“海伦号”军舰的伍长,服务于上海,是美国现役军人;共犯赖令奈加,西班牙籍,英国商轮“马立斯号”的海员,该轮当时停泊于上海外滩码头。 事情发生在1946年9月22日晚上。当晚赖令奈加     

道路,风筝,罗兰·巴特和灰烬计划

对上海,我曾经写下过许多和我并不相关的文字。一座舞台般的空城,街上阒无一人,房子陌生。我梦中看到的上海永远如此。的确有点刻意,连潜意识也中了毒。1998年写《老上海》,最先是图片诱发了我,观察、援引、讽喻紧随其后。我在图片里倘佯,竭力修改梦中所见。那时候,许多人迷上了“上海考古学”。我觉得我有必要同他们划清界线。一年以后,我在《地图与肖像》中徒劳地辩解道:我写上海,“不是出自热爱,或不合时宜的怀     

不远万里来看你

去年夏天,我去了一次上海。我的工作不导致任何出差,我也不喜欢旅行。我去上海,只是为了见朋友。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从美国来上海开会。临时起兴,机票几乎没打折,这让我越发觉得自己是个浪漫     

范泉与我父亲的友谊

<正>范泉与我父亲相识于抗战时期的上海孤岛。当时在上海暨南大学地理系读书的钱今昔(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的沪西交通     

解放前上海民俗学运动掠影

上海对中国民俗学运动的贡献是很大的。在1995年巴蜀书社出版我之《中国民俗学史》中,对上海的民俗学运动有简略的介绍。如：1921年1月上海《妇女杂志》开辟“民间学”和“风俗调查”两个专栏。胡愈之发表了《论民间学》;乐嗣炳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38册的《儿童歌谣集》;1931年叶德均在上海编《草野》的“风俗专号”;     

我所了解的柯庆施

<正>我1960年春进上海解放日报社时,开始尝试写些杂文。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召开后,我根据全会精神,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精神,撰写了     

我在北大荒排演芭蕾舞剧《白毛女》

<正>我出生在艺术世家,外公是上海有名的“钟表大王”——亨达利钟表行的老板孙梅堂。我父母亲都是音乐家。我父亲毛铁民是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曾担任上海市业余歌咏团体联谊会主席,先后筹建人民合唱团、新声合唱团、联声合唱团、新歌合唱团、红旗舞剧团等音乐舞蹈团体。组织过数万人参加的“黄河大合唱”“纪念星海、聂耳音乐会”“‘上海之春’音乐舞蹈会演”等。我母亲是上海乐团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父亲在担任文艺会堂主任期间,开办茶室,成为文艺界人士的活动之家,许多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著名合唱指挥家、上海乐团团长司徒汉,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     

脸的B面

<正>现在的上海已自觉不自觉地被塑造成榜样了,尽管她以不可复制的华丽、精致、炫目和同样不可复制的飘忽、冷漠、空洞成为着她自己。然而,以我对上海的感受,认为最可代表她的不是以曼哈顿为样板复制出的半成品浦东,也不是东方明珠、金茂大厦和新天地,而是上海的石库门弄堂。去上海旅游,如果不串串上海弄堂,就难以理解海派文化是     

胭脂时代的巢和蛹

过几天,李山就要回美国了。可以想象,明年2月的某天晚上,我正陷在沙发里无聊地剔牙,随手翻着一本叫《像一块滚石》的回忆录,冷不丁桌上电话响了起来。"喂,"是李山慢吞吞的声音,"我明天回来了。"哦,我知道你总是惦记着回上海,你每一次回美国就是为了下一次回上海。你压根儿不爱上海,回上海就是因为你的画室在上海。当然你也可以在纽约弄一个画室,但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是的,这个我懂。     

1945，我在贵阳第一个放鞭炮

1924年,我出生在上海,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上海淞沪会战之后,母亲带着我开始逃难,因为一路上的颠沛流离,母亲终究没能完成这段特殊的旅程。于是,我默默地告别母亲,只身一人来到了贵阳,那时候,我还是个14岁的毛头小子。 当年逃难时,我还有个姐姐因为成了家而留在上海,直到抗战胜利,我们才恢复了联系。姐姐告诉我,我们的老家在宁波,那是一个我只去过两次的地方。     

我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发声

<正>我常常和人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是我的娘家,它丰富了我一生孜孜以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我对文史馆的感情很深,这份感情,也包含了对《世纪》杂志和《口述历史》一书的感情。我是2010年加入文史馆大家庭的,进馆不久,文史馆就召开了一次新聘馆员座谈会,当时的沈祖炜馆长向我们介绍文史馆的情况,特别介绍了馆里有一本公开发行的文史刊物,并向我们发出约稿邀请。那个时候我正带领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的团队,在做上海石库门建筑和里弄保护调查,并成功将上海杨浦的聂家花园和位于外滩外白渡桥附近的划船俱乐部从推土机下保了下来。     

百感浩茫诗与画——怀念董欣宾

董欣宾逝世噩耗传来,我正在三门峡至兰州的出差途中,无法去上海向他的遗体告别,我恍恍惚惚,头脑失控,忘记了自己是在外地,仿佛乎南京,仿佛乎上海,当年的一幕幕往事浮现于眼前,我拨通了上海的电话,嘱郑奇代为书写我献上的挽联：     

边走边吃

十年前吃东西,只要味道好就成,后来发现"好吃不如宽坐",原来是要有"吃"的氛围。实际上心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到过的地方多了,对各地的饮食也有一些了解。一天,一位上海的朋友开玩笑说:只要有辣椒水,你们贵州人连牛屎也能吃下去。听完这话我有些恼怒,于是我立即回应:我要在牛屎里放点糖,你们上海人照样吃得欢。这样总算找到了心理上的平衡。我们国家太大,吃的口味不同,各地都有偏好,上海女人爱吃糖;北方人吃东西,喜欢放芡粉;贵州人、湖南     

半世香港情缘

香港: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出生在浙江上虞,父亲在上海读完大学、找到工作以后,我们全家就搬到上海。这时我正读小学三年级。1937年暑假,我小学毕业正准备考中学时,“八·一三”抗战爆发,日本人开始占领上海。我们全家除父亲外都躲避到老家上虞的乡下去。我进了上虞的春晖中学。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学校,朱自清、丰子恺等都在那里教过书。日本人打到浙江后,我随全家又回到上海,并继续在上海的中学读书。我的整个中学时代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中度过的。     

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

改革开放初期,我有幸参加了两场共和国大审判。1980年,我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981年初,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宣判后,我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回到上海休息几天,到医院里看望生病多时的老伴,然后于3月到衡山饭店报到,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参与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我在2006年出版的《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这本书中,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过程已经作了一个全面的口述;而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情况,至今却鲜为人知。作为一名亲自参与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全过程的法官,觉得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一次回忆,那就先从庭审的情况说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