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民对景区开发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基于地方依恋的视角

旅游景区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与行为是影响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社区居民对景区开发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直接影响旅游地企业与社区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社区居民的调查研究,分析社区居民地方依恋、遗产价值认知与他们对景区开发企业社会责任感知的关系,研究发现:①社区居民认为景区开发企业应对股东、游客、员工、遗产和政府承担责任,特别是要对周边环境与社区居民负责;②地方依恋感和遗产价值认知较强的居民对景区开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着更高的预期;③地方依恋通过加强居民的遗产价值认知深化其对景区开发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的感知。     

和谐社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点

社区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一个健康、成熟的和谐社区,应该是社区与政府、社区与企业、社区与社会、社区与自然、社区与居民良性互动的社区,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区。但目前社区建设中还存在许多不和谐的因素,社区发展的规模、水平和质量,都与构建和谐社区的目标要求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要改革社区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基层政府和社区居民自治的作用;完善社区服务体系,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加强社区法制建设,搞好社区治安综合管理。     

社区营造与遗产地发展 台湾“桃米村”社区营造案例分析

<正>"社区营造"提倡居住同一地理范围的居民,以集体行动来处理共同面对的生活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创造共同的生活福祉,居民彼此之间以及居民和社区环境之间逐渐地建立起紧密的社会联系。社区营造需要政府诱导、民间自发、NGO帮扶,使社区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从而帮助政府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问题。"社区营造"共有5大要素:人(社区居民)、文(文化资源)、地(自然资源)、景(旅游产品)、产(产业发展)。其中最为优先考虑的应以"人"为本,培育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介绍,"社区营造"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政府推动型,成功率小;NGO帮扶型,较容易成功;     

互联网+背景下的社区教育发展策略——以瑶海社区教育学院为例

<正>2020年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布的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信息化2.0背景下,“互联网+”在全行业演进、推动,教育领域也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有序推进教育领域的改革,从教学管理、教学方式等层面积极转型。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加快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社区教育是学习型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它面向全社区开放,鼓励社区居民广泛参与,通过教育学习不断提高居民素质和生活质量。在“互联网+”背景下,社区教育依托在线教育平台开展,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创设新型教育教学方式,鼓励社区居民持续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西安市回族聚居社区治理与更新研究

少数民族居住社区,不仅是事关国家或城市民族政策的问题,也是城市治理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社区的更新与治理既有一般居住社区的共性,也有民族特色与个性。少数民族社区的更新与治理政策的有效性,可能对民族政策的落实与城市发展建设造成潜在的影响。以西安市为例,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探讨少数民族社区环境、社区基础设施、社区人口教育和其认同感和归属感方面等对城市社区治理、更新的影响问题,提出西安少数民族社区治理与发展对策建议。研究认为:西安市回族社区的特点是“依寺而居,依街而商”、少数民族人口集中并且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强烈、民族文化特色浓厚、具有较强的历史传承性、有一定的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是社区居民整体文化水平低、社区群众居住环境差,可用公共空间少、社区基础设施较差、社区自治意识淡薄;治理与更新的主要路径是发展教育,从根本上提高少数民族社区的综合竞争力、原地整建,使其空间质量提升、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少数民族生存空间、发挥宗教组织自身优势,提升居民自制能力、弥补社区管理漏洞,定岗招聘、增加社区各民族内部交流。     

基于社会学视野的黄山市汤口镇旅游城市化特征和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旅游城市化成为汤口镇城市化发展的主要路径之一。基于社会学视野考察黄山市汤口镇旅游城市化发展特征并探讨其机制。发现伴随旅游业发展,汤口镇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为主向以旅游业占主导的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居民收入主要来自于旅游业,居民就业主要向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集中;居民的居住条件、生活习惯和邻里关系呈现城市社区特点,居民的经营理念、教育观念和生活态度等思想观念发生很大转变,显现出城市居民的特点;居民的社会角色向现代企业家转变;汤口镇城镇性质和职能也由农业社区向旅游社区演变。而优越的区位条件、良好的资源禀赋、政府的推动以及居民的积极参与等是汤口镇旅游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社区作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党和国家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治理担负夯实政权基础,让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重大使命,最终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还存在对治理机制不健全、治理方式效率低下、治理主体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本文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下社区活动的地方秩序变化：北京双井案例

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日常活动与社区治理带来巨大挑战。本文从新时间地理学企划和活动的地方秩序概念出发,基于北京双井街道社区工作者在疫情不同时期的活动日志和深度访谈以及社区报纸《今日双井》等多源数据,分析社工工作活动的时空特征变化,社区地方秩序的变化及其对居民日常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不同阶段社区组织企划明显调整,社工工作时间延长且规律性被打破,工作地点由室内转向室外,工作活动更加多元化、破碎化;社工、居民、物业、周边商铺等社区生活圈中多元主体互动加强。本研究对后疫情时代社区生活圈服务与治理优化提升有重要意义,也丰富了新时间地理学对社区生活圈中个体与组织互动、多行为主体互动过程的解读。     

基于时空间行为的混合住房社区社会分异的研究框架

混合住房社区内的社会分异是城市社会分异的新形式，是城市地理学者面临的新研究议题，也是在促进社会融合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居住区分异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平均化了“邻里效应”，无法揭示同一居住区内部的社会分异。居民时空间行为研究为揭示社区内部的社会分异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支撑。本文首先回顾混合住房社区政策的起源、发展及学术界关于居住混合与社会融合关系的争议，然后对目前国内外关于混合住房社区的研究进行综述，接着讨论了从时空间行为视角透视社会分异问题的有效性，并基于已有研究进展构建了基于居民时空间行为的混合住房社区社会分异的研究框架，以期为混合住房社区政策制定和城市社区管理提供参考。     

中国大城市保障房社区的邻里效应研究——以广州市保障房周边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保障房建设速度的加快,保障房社区将对已有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带来深刻影响,其社会效应亟需深入探讨。本文以邻里效应为切入点,基于社区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和质性研究方法,研究广州市保障房社区对周边社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保障房社区并没有为周边社区带来负面的影响,也不存在"贫困同质化"的现象。然而,保障房居民与周边社区居民缺乏人际交往,其社会融合度也比较低。结果表明,提升保障房社区的社会认同度,消除不同社区居民相互间的隔阂,对构建和谐社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校人文教育对社区居民素质养成的影响

社区居民素质教育是重要的社会教育内容,小学语文的人文教育会对社区居民素质养成带来积极影响。社区居民素质养成对于社会的发展能起到积极影响,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舒适度,也提高了自身价值,构建了一个健康和谐的生活环境。本文简要的分析了学校人文教育对社区居民素质养成的影响,同时提出了几点发展策略,希望对社区居民素质养成工作带来一些帮助。     

居民自治单元下沉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改革研究

居民自治单元下沉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改革研究,还需进一步探索如何创新和优化城市社区的治理及改革,充分利用和发挥社会资本,构建完善的公共空间,激发居民组织的参与度,促使居民自主地行动起来,同时政府也要在这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完善相关制度,优化相关的制度框架体系,促使城市社区治理工作规范化开展.本文综述了居民自治单元下沉视...     

内群体交往对开发区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社区感的影响研究——以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X社区为例

开发区周边主要聚居着本地失地农民和外来普通劳动力,可能存在的内群体交往倾向会制约这两类居民间的平等、正常交往。为此,本文主要结合对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X社区居民的调研,重点考察了内群体交往倾向对居民社区感的影响。研究表明,开发区周边居民确实存在内群体交往的倾向,这使其社区感水平普遍不高;而归因于征地拆迁中的复杂矛盾,本地居民的群体的内部交往对其社区感有消极影响,但外来人口的内部交往因为有助于增强其适应新地方的能力,对社区感建构有积极影响。由此,建议既要促进两类群体之间的交往,也要关注本地居民之间以及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协调,以普遍提升其社区感。     

构建和谐社会的社区治理路径

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微观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应该从社区治理入手。而社区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的规范和通过自主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社区居民合作所依赖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既是社区治理的基础,也是实现社区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社会资源。因而有必要认清我国社会资本的现状,培育社会资本以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里弄整顿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支撑的居民委员会出现了三大危机:组织衰败、劣化、蜕化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基层里弄中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清理整顿工作。在这次整顿工作中,政府通过赋予街居组织以体制支撑,造就了街居组织对非单位人的有效控制;通过对干部、群众的双重清理,传统基层统治权威代表较为彻底地从基层社会权力空间中退出,居民的认同也转向新的街居组织。至此,居委会的效能获得全面提升,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政治沟通不畅问题迎刃而解,而居委会也因此焕发了生机。     

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的关系演变与互动机制

遗产化与旅游化已成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活动，历时性地理解两者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发生的时空背景基本相同，但关键施动主体与客体不同，形成二者关系演变的基础；地方先后经历了“旅游化启蒙遗产化、遗产化与旅游化相互促进、旅游化阻碍遗产化、遗产化加快旅游化”四个阶段；其中，“摄影师”、“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大众传媒”、“社区居民与旅游企业及外来商人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问题、地方贫困”、“地方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等关键行动者分别依次发挥了主要作用，影响着二者关系的格局变化。     

多情境下城市时空间行为的社会分异——以北京不同住房来源居民为例

近年来,居民时空间行为的社会分异已成为学者们广泛关注的话题。然而,已有关于居民时空间行为的社会分异研究中,缺少对于居民活动情境的社会分异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时间地理学中对人类活动的情境嵌入性与情境的不同维度的相关理论,以北京清河街道为例,分析不同住房来源居民在日常情境、地理情境和社会情境下的时空间行为的社会分异,尝试从多个情境维度拓展对时空间行为社会分异的理解。研究发现,市场性住房居民“朝九晚五”的活动特征明显,活动同伴选择外向性突出;单位性住房居民职住相对接近,在社区空间内分配时间最长且活动目的多样;安置性住房居民活动较为分散,地理情境与社会情境都呈现出“家庭内向性”特征;保障性住房居民非工作活动的“滞后性”明显,对社区空间的时间分配总体较低。除住房来源因素与个人社会经济因素外,建成环境因素对于居民对社区空间的使用有显著影响。     

南京市社区服务设施可达性的空间格局与低收入社区空间剥夺研究

社区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事关城市公共资源分配的社会公平与公正,是反映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以南京市居住用地作为基本分析单元,对南京市的教育、医疗、商业和公园绿地四大类社区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进行分析;并通过对相关低收入社区的实地调研,研究城市边缘区低收入群体的服务设施空间剥夺问题。研究表明：南京市四类服务设施的可达性水平均呈现出由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衰减的空间分异格局;较低的社区服务设施可达性不仅直接造成低收入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设施较低的满意度,导致其空间剥夺感的产生,还极大地阻碍着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导致社区居民强烈的迁居欲望,在他们较低的支付能力下进一步加剧其空间剥夺感。政府未来在规划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社区时,更应注重相关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做到社会与空间的公正性。     

中国城市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特点

扩大居民的政治参与是适应中国社会民主化、城市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自八十年代社区回归以来 ,中国城　　市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表现在主体、范围、环境、层次、参与率等多个方面。由于历史、国情等因素的影响 ,居民政治参与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动员型的政治参与模式、较高的成本、不成熟的组织载体以及制度供给的有限性和路径依赖等 ,制约了社区民主的发展。     

社区参与旅游中关于利益相关者的分析及其启示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旅游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创新。本文主要对社区参与旅游中最密切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社区居民以及媒体与非政府组织进行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政府与企业层面应该推动社区参与旅游的动力机制设计,对于社区居民而言应该从社区参与旅游中获取收益的启示。西方学者最初在2 0世纪6 0年代给出了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 Theory)的定义:对企业来说存在这样一批利益群体,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企业就无法生存。80年代,人们逐渐意识到经济学家早期从"是否影响企业生存"角度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