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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龙 《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2009,(2)
本文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曹沫之陈》第32号简“戟连”进行了重新考释,认为“戟连”当读为“赣辇”,指服务于军事活动的运输工具。简文中供“戟辇”役使的“白徒”,为获罪没身服劳役的罪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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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秀成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6):31-35
《旧唐书·宦官传序》叙唐内侍省之"五局",云"内仆局掌宫中供帐灯烛,内府局主中藏给纳"。检明闻人诠刻本,原无后一句,清武英殿重刻《旧唐书》乃据《新唐书·宦者传》补之。但据《唐会要》卷六五《内侍省》,《旧传》此处并非脱去"五局"之最后一局,而是"内仆局掌宫中供帐灯烛"中间有脱文,即"掌宫中"之下脱漏了"舆辇导从内府局掌宫中"十字。殿本知其误而不明误在何处,故有此妄补,中华书局点校本又不察其误而沿袭之。今当删去殿本所增"内府局主中藏给纳"一句,而校补作"内仆局掌宫中舆辇导从,内府局掌宫中供帐灯烛"。至于《新唐书·宦者传序》称"四曰内仆,主供帐灯烛",则承袭《旧唐书》误文之故,当仍其旧。《旧唐书·宦官传》的误校,不仅可觇见武英殿刊本窜改古书之陋习,亦可知点校本底本选择之失当,同时可警示后人:校改古书,当慎之又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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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简《周易》30号对应今本"说"之字由"又"、"兑"二部件构成,因二者发生合笔而难识,字实为"敚"之异体。《曹沫之阵》16号简原释"繲"之字应分析为从"纟"、"■",读"属",训为"连属",与"纪"为近义连文。《君子为礼》6号简原释"正"之字应释作"■"。读为"俛"。《弟子问》简5原释"连"之字应释"■",读为"略",义为要约:"■"由"■"之省体"■"变形声化而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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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对《张琼墓志》进行录文、标点、补残的基础上,对碑文及志主相关问题进行了疏证。考察以为志记张琼死于东魏天平五年十一月有误,许和杀张琼时间当定在天平四年;志称琼字"德连"正确,而《北齐书》《北史》作"连德"为颠倒。志称琼为"燉煌"汉人,而非史书所谓鲜卑乌丸种之"代人",可视为墓志书法中攀附先世的行径。"谥曰礼也"的书写是墓志"异刻"现象之一——"谥号空位"。对于琼历官的书写,有意隐去了从葛荣事,是褒赠高洁之外隐晦于当时而言不甚光彩的起家事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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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墓地所在是历史-考古学界长期探究的问题。依据可信的汉、蒙文和波斯文史料,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元诸帝)的葬地在不儿罕山(肯特山)南、克鲁伦河上游北的"起辇谷"(即《元朝秘史》所记"古连勒古"),其地当在今蒙古国肯特省曾克尔曼达勒苏木境。1990年代以来,蒙古国和日本的考古学者追寻蒙古古代遗迹收获甚丰,特别是在阿兀拉嘎遗址(认定为成吉思汗大斡耳朵)的发掘中找到可能是"灵庙"的废墟和祭祀遗物,为寻找成吉思汗墓地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文利用他们的新考古研究成果,结合文献资料,进一步探讨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和葬地,并追溯早期蒙古-成吉思汗先世在鄂嫩河流域的活动和势力逐步兴盛的过程,以及相关的历史地名方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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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绍宏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2):53-57,35
利用古文字材料,在分析字形、考察文献的基础上,重新考释了《诗·关雎》"寤寐思服"、《尚书·康诰》"要囚服念五六日"之"服"本应作"",应读"報",由于"服"、"報"均为""的孳乳字,在传抄过程中""误抄为"服",在《关雎》中训"答",在《康诰》中应依《说文》训为"当罪人";《荀子·儒效》"逢衣浅带"之"浅"本或为"菐"声字,可读"博",该字与楚简中用作"浅"、"窃"、"察"诸形以及文献中的同义换读现象有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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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史惠鼎》、《(?)钟》中的两处字词进行了考释:把《史惠鼎》中的"褐化(?)"读为"遏过去怒",是遏止过错,除去怨怒之意;把《(?)钟》中的"埶"读为"杰",是杰出人材之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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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西厢记》与《梧桐雨》描写了不同的两个别离故事。前者为"生离",后者为"死别",但它们都展现了佛教中所说的"人生八苦"之"爱别离苦"的多个侧面。本文将基于佛教中对于"爱别离苦"的释解,论述《西厢记》和《梧桐雨》中的别离之苦的不同层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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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淑墓志考释——附北魏高琨墓志小考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1984年4月,大同市博物馆在大同东郊一座北魏墓中,清理出了元淑墓志(录文见本刊本期《大同东郊北魏元淑墓》)。本文就墓志涉及的有关问题略作考释。一、元淑的家世、籍贯与谥号根据墓志可以推知,元淑曾祖父为北魏昭成皇帝什翼犍第五子寿鸠。其祖父及父在《魏书·昭成子孙列传》、《北史·魏诸宗室列传》中均有传。祖父常山王遵,史载其"少而壮勇,……太武初,有佐命勋,赐爵略阳公。……及博陵、勃海群盗起,遵讨平之,迁州牧,封常山王"。父常山康王素,即元昭墓志所载之"连",元侔墓志所载之"素连"。素袭父爵,史载"素有威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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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2)
刘咸炘经学思想的根本是"六经皆史",其读书治学的首要在于"辨体知类",故其《礼记》学能够在晚清民国独树一帜而别具特色。刘咸炘认为《礼记》的体例是"儒家丛书",宗旨为"儒门大义",其本质与诸子异体同实,俱为说理之文。因此,他提出研治《礼记》分理篇章的学术方法,摒除《礼记》中与《仪礼》类似的曲节仪度之文,专取其中说理之篇如《礼运》、《礼器》等,进而比类相连、贯通章句,又标举礼学的大义在于"养生送死事鬼神"八字。凡此,在不动摇《礼记》经典地位的前提下,开创了《礼记》研究的新方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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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汉简《尉缭子》"甲不出睪""睪甲而胜"之"睪",当改释为"皋","皋"读为"櫜"。"睪"的读音是"羊益切","歌鏖切"是后人误认"睪"为"皋"而给"睪"增加的读音。《群书治要》引《尉缭子》、宋本《尉缭子》"睪"作"暴",此"暴"乃"睪"之形讹,也应改释为"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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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2020,(2)
孔子作《春秋》,继承了蕴含在《诗》乐中的道义、德义,将之作为价值共识,形成了历史道义观;并将《诗》中的"乐义"转化为"礼义",作为社会共识,用于评骘历史事件。孔子还将《诗》的"微言相感"转化为《春秋》的"微言大义",在乐治体系消解的学术背景下,完成了乐治向史评的学理转化。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