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

既往研究多将"新文化运动"当成内涵和外延皆清晰而固定的名词,其实该词流传之初,既是一种革新运动的主张,又是描述现状的概念,含义言人人殊。其早期含义既不同于五四前偏学理的思想文艺探讨,也区别于稍后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政治革命,在五四后被时人用于指涉不同的社会改造方案,逐渐流行。面对当时多元互歧的思想界,不少人希望形成共同的方针,统合日趋分裂的革新势力。此种努力失败之后,各方多以自己的精神重新定义和叙述"新文化运动",相关论述受到诸多思潮影响,含混复杂、倏忽不定,该词的含义亦几经流变。在此过程中,以胡适为代表的中西新旧框架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阶级分析框架逐渐形成并产生广泛影响,成为后来关于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两种叙述。     

百年存废 三次论争

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当推清末国学大师俞樾。1879年,俞樾发表《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这也是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俞樾思想的影响逐渐扩大。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到民国时期,废止中医作为当时“中西文化之争”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在思想界乃至政界都引起激烈的争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学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在中国百年历史中。关于中医的存废问题,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争论。     

晚清民间知识分子的西学观——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

本文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以《格致书院课艺》为基本史料,集中阐述了作为民间知识群体的格致书院学生的西学知识结构及其对中西学关系、引进西学的方法等问题的基本认识,从普通民众角度揭示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西学观。格致书院学生的思想虽然不似站在历史前台的“大人物”的思想能够左右国家政策,但作为一种潜在的民间思想仍具有社会感召力。     

“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及其意义

“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仍存在混乱情形,潜在地制约着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从历史上看,宋明时期逐渐出现了双音节词“理论”与“历史”,尚无“历史理论”;“历史理论”一词在近代由西方传入中国,并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下凸显出该词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内涵;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在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史学改革、继承我国史学优秀遗产、正确解读经典等问题意识的推动下,“历史理论”概念的内涵得到深度探讨。“历史理论”是在近代中国树立的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涵而不断中国化的外来概念。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

“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走向,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分化后的《新青年》群体,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汇聚成不同的政治力量。只是,此时对思想派别的识别仍保持着鲜明的“化色彩”,“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之议,即表明思想界仍维持“我们”与“他们”的区分。随着中国社会进行重新组织,“思想界”也被重新定位。思想界的“分裂”在1920年代后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追踪《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分化,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20年代)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或许也有新的认识。     

浅议辛亥革命之新军

探讨了新军发难辛亥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对清末新政的军事影响作了综合分析。认为导致新军与清廷决裂的症结在于近代化军队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化堕距。近代化新军的组建,使中国军事变革发生质的飞跃,尤为重要的是近代军事明及其义理政教对政治化新军的异动产生了非同凡响的作用,而革命党人向新军的渗透和体制内兵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则使清廷苦心孤诣编练的新军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清末地方官员学堂教育述论——以课吏馆和法政学堂为中心

清末“开民智”以外,还有“开官智”。学堂教育是开官智的重要形式之一。清末地方官员接受教育的学堂是各省课吏馆及由课吏馆改设而来的法政学堂。清末地方官员的学堂教育注重西学课吏,并与实践相结合,对新政的推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清政府认识不到官智不开的根源,对政局真正有影响的督抚大吏并不接受教育,且学堂课程繁重,盲目追求速成,致使地方官员学堂教育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吴虞故居

吴虞故居,又名“爱智庐”,位于成都市西北25公里的新都县新繁镇。 吴虞(1872——1949),原名永宽,字又陵、幼陵,四川新繁人(今新都县新繁镇)。近代著名思想家、诗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教授。“五四”运动时,吴虞反孔反封建并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当时影响极大,名扬全国,被誉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只手打孔家店的老     

游客感知"灰度区"的旅游形象策划初探--兼曲靖市旅游形象策划

本从游客对旅游形象感知的角度,提出了游客感知“灰度区”与游客感知“光环区”的概念,分析了“灰度区”旅游形象开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对“灰度区”旅游形象策划进行了一种模式探讨——旅游产品的形象整合模式。从潜在游客对“灰度区”的心理感知分析入手,针对旅游产品的形象整合模式的内涵,探讨了其操作过程及技巧。最后,以曲靖市为例,作了游客感知“灰度区”旅游形象策划实例分析。     

李大钊与“少年中国”的理想

“少年中国”之理想,是李大钊在《少年中国》杂志创刊不久提出并加以论述的。它反映了五四时期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要求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的美好社会的愿望。“少年中国”之理想所包含的“物心两面”改造中国的主张,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众多社会改造方案中之一种。虽然     

结构主义地理学——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结构主义地理学在当代的西方人文地理学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并且为地理学做出了很突出的贡献。本文较为详细的介绍了结构主义地理学的形成演变过程、方法论,最后简述了与其它主要人文地理学派的关系及其在地理学中的地位。     

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视野

段义孚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在很多方面来源于20世纪哲学的发展。本文侧重于对他影响最大的实用主义、现象学和符号学三个领域,探索这些哲学思想如何或明确或潜在地影响了他的人文地理学观念。实用主义主要启发了他"日常经验"及其连续性和关联性的关注,符号学为他阅读建筑和城市的一些地理特征关系提供了帮助。而现象学则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影响了他,从他最初批判地理科学的数学化方法,到后来他对时间和知觉问题的关注,以及由此产生的地方感问题,均在现象学的视野下展开。此外,他以描述和归纳呈现一个"人"的地理经验的视野,也源自与现象学"面向事实本身"的主张。本文最后提及中国哲学和智慧对他的影响,他有效地融合了东西方的思想,使之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诗无隐志”，“其犹重门”——“上博竹书”印象

对“上博竹书”的研究,无疑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我们便随处可见专家学者们对这部竹书的品头论足与考订释读。然而,从总体上看,人们对它的基本认识和看法却并不一致。仅就这部“竹书”的主体内容而言,有人称它是“《孔子诗论》”;还有人称之为“古《诗序》”,进而认为,所谓“《孔子诗论》”的说法并不妥当。于是,争论日起,尚未止息。本文认为,这种有关称谓的争辩是无畏的,因为比此更必要也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搞清楚孔子这部“竹书”所要表达的思想和道理。本文以所谓“诗言志”与“诗无隐志”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经过研究认为,这个思想和道理就在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日本侵略华中地区的经济根源

华中地区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占领富庶的华中攫取以战养战的战略物资,控制中国经济枢纽,摧毁国民政府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排斥其他国家在华中的资本势力,便成为日本侵略华中的经济根源。日本侵略华中之初,在速战速决战略指导思想下,对华中地区大肆掠夺的同时进行疯狂地破坏和摧残;战争持久化以后,日本加紧对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统制,试图把华中经络成为他们以战养战的经济基地。     

“地方”与“国家”文化权力的博弈——明代以降云南腾冲地区汉景帝神祠考论

汉景帝神是滇西腾冲地区的重要神明,它象征着中原王朝入主西南以前云南本土政权的存在。自明代以来关于汉景帝神的身份便有多种说法,入清后官方与民间围绕着汉景帝神的身份更是展开了"论辩"。在论战中,地方士绅将汉景帝神与中原"正统政权"建立起联系,使之成为掌控地方资源及话语权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这种论战同样发生在滇西其他地区乃至整个西南,体现了在国家开发地方的过程中当地人运用自己的智慧与国家展开互动,更是区域历史观念与"国家"历史观念之间的博弈。与汉景帝神祠建立关联的娘孃庙则展现出在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地方对于"不同来源"的文化的接纳与"本地历史传统"的延续。     

成都百花潭锦江河道出土石经及相关问题研究

成都百花潭锦江河道出土石经为五代至北宋时期比丘尼正仪所造。石经上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咒、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根本真言、文殊菩萨五字真言等三种佛教咒语。其独特之处在于经文雕刻于石板的正面和顶面,而且"安于江中"。本文认为"破地狱"和"疾证菩提"思想在川渝地区的传播是这三种真言被糅合在同一石经上的信仰依据。     

论梁启超近代国家思想提出的内在逻辑——以《清议报》为中心

梁启超刊发于《清议报》的大量文、论,清楚展现了他提出近代国家思想的内在逻辑。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效申包胥之哭”,乞师日英,终以失败告终。以此为契机,梁启超开始关注日英对华政策,充分认识到保全即瓜分的本质。而后,他以西方的近代国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果断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全新命题,《清议报》遂成为梁启超输入并阐发近代国家思想的园地。但作为“康党”的“机关报”,《清议报》同时并存着保皇尊王与依靠国民两条不无紧张的独立路径,这既是其“党报”性质使然,也显示出该报的过渡特征。     

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

古代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清代,其内涵是动态变化的,经历了从肤浅到成熟的过程,各个时期的治边思想又有其特色。古代治达思想总体上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统治对开疆拓土多持相对保守的态度,认为理想的边疆治理是“守在四夷”;从“华夷有别”的治边观出发,在边疆地区施行相对宽松的羁縻统治,同时重视在边疆传播封建化的教化作用。章还以封建统治对边疆民族的治策和对边疆的经济开发为例,阐述了古代治达思想对边疆治策的广泛影响。     

深层生态旅游开发与新世外桃源建设

提出深层生态旅游开发的概念,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应重点突出景区生态文化的挖掘展示和游客生态感知与生态体验的获取,以此来规范经营者的景区开发和游客的游览活动;二是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应重视经营者与游客、政府部门与当地居民、旅游活动与生态环境高度和谐,以达成各方利益的共赢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本文还对生态旅游进行了四个层次的划分,探讨了深层生态旅游和浅层生态旅游的区别,给出了深层生态旅游开发的"四体两翼"和两翼对接模式,以使生态旅游业切实有利于生态文化展示并服务于生态旅游目的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其终极目标,是建设理想的新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