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1910-1911年在东北防疫中任职“全权总医官”考北大核心CSSCI

在1910-1911年东北鼠疫中,哈尔滨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和传播中心,中俄在此围绕防疫的交涉也不断升级。为化解危机,外务部派伍连德等医学专家到哈尔滨调查疫情并协助防疫。在疫情不断蔓延和俄方越俎代庖的双重压力下,经外务部和东北地方政府反复折冲,伍连德始被任命为"哈尔滨防疫局全权总医官";又历经法、英医生争权风波后,伍连德获得中国各级政府一致支持,领导哈尔滨防疫局制定和实施了诸如断绝交通、焚烧尸棺及染疫房屋、隔离检验等防疫措施。哈尔滨"全权总医官"的授予和具体职责的行使,是一个交织着中外各方、中央和地方、中西医学,以及官、绅、医之间的矛盾、妥协与合作的复杂过程,也呈现出清末东北地区在传染病冲击下的复杂历史面相。     

伍连德的三部传世经典

<正>伍连德(1879～1960),其人哈埠民众并不陌生。上世纪初,东三省肺鼠疫大流行,举世震惊。伍连德临危受命,清政府外务部委派其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带领助手赶赴疫区中心哈尔滨,组织领导扑灭     

清末东三省鼠疫危机与清政府的外交应对

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引发俄日势力干涉,俄日大肆宣扬中国无力防疫应免除在东北主权,并干涉中国防疫,清政府紧抓防疫主权,并借他国势力以制衡俄日,后自主召开万国鼠疫大会,较为圆满地解决了此次鼠疫引发的主权危机。     

“伍氏口罩”的由来

在20世纪初,种类繁多的呼吸器是隔绝鼠疫传染重要的医用个人防护装备。其中形如颌骨绷带的纱布呼吸器,本由哈尔滨的中国医师集体发明,然而在1911年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上,由于西方医师的推动,这款呼吸器不仅被重新命名为"奉天口罩",且被当作他们的最新成果。20世纪20年代,伍连德成为国际鼠疫研究的权威,他通过实验验证"奉天口罩"的防疫能力,进而提出"奉天口罩"为他的发明,"伍氏口罩"的说法由此诞生。     

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

1940年代以前中医医生和官方在鼠疫流行时的无效应对 ,导致 1 9—2 0世纪云南、广东和福建三省大量人口感染鼠疫和患者的高死亡率 ;民众自发采取的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 ,也因此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防疫手段。 1 940年代以后 ,中医医生和民众的治疗和防疫办法仍未有大的改观 ,官方开始抛弃民间的传统防疫方法 ,实行现代防疫措施。     

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

1910—1911年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鼠疫,给中国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灾难。面对灾难,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士绅已充分认识到“防则生不防则死”的道理,积极采取各种防疫应对措施,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推行火葬,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召开国际防疫研究会等。舆论界也积极进行防疫宣传,民间人士还积极筹措防疫款项。这些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鼠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     

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

1910—1911年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鼠疫,给中国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灾难。面对灾难,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士绅已充分认识到“防则生不防则死”的道理,积极采取各种防疫应对措施,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推行火葬,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召开国际防疫研究会等。舆论界也积极进行防疫宣传,民间人士还积极筹措防疫款项。这些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鼠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     

府院之争与1918年西北鼠疫防控

学界对北洋政府在1917—1918年鼠疫防控中的制度建设和山西阎锡山高效防疫动员给予很高评价。但由于对北洋政府应对疫情政治背景和实践逻辑缺乏整体把握,依然解释不清为何这次鼠疫最终仍演变成一场全国性重大疫情。实则,根本原因在于府院之争搅乱了防疫布局。丰镇骚动爆发后,丰镇防疫由何守仁负责,而伍连德则从丰镇调往绥远。但因伍连德并未接受这个安排,北洋政府又不得不增派全绍清到绥远防疫。直到2月中旬全绍清抵达绥远,北洋政府才开始从源头实施疫情防控。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府院之争与西北鼠疫防控之间的复杂关系。     

庚戌鼠疫应对与中国近代防疫体系初建

正1910年为旧历庚戌年,在中国北部地区发生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烈性肺鼠疫。此次鼠疫疫源地为俄国远东地区,后传至中国满洲里。染疫之人通过乘坐火车及其他交通工具将鼠疫带到哈尔滨及周边地区,形成更大的鼠疫扩散源,发展为沿铁路线和交通要道向四周传播扩散的态势。庚戌鼠疫不仅肆虐整个东北地区,还波及直隶、山东,直至次年4月初才被彻底肃清。疫情造成6万余人死亡,影响巨大。在庚戌鼠疫的防控治理过程中,朝野付出惨重代价,教训深重,经验弥足珍贵,是历     

七三一部队溃逃之际自毁本部问题再探讨

七三一部队本部是七三一部队专门研究、制造细菌武器以及进行人体实验的大本营。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七三一部队从位于哈尔滨平房区本部大撤退。七三一部队在溃逃之际,销毁实验器材及重要数据文件,炸毁本部的主体建筑及设施,企图将这处秘密的细菌研究基地彻底销毁。七三一部队摧毁平房本部之时,一方面造成携带鼠疫病菌的实验动物四处逃散,导致哈尔滨平房地区爆发了大规模鼠疫流行;另一方面,使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制造细菌武器等的罪证链残缺不全;同时开启了对旧址破坏的"破窗"效应。依据中日双方历史见证人的口述史料,参证最新的第七三一部队本部旧址考古发掘成果,还原七三一部队溃逃之际摧毁本部罪证之史实。     

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1940—1941年工作报告

为加强战时军民防疫合作,1940年5月,卫生署召开全国防疫会议,决定由卫生署、军医署、后方勤务部卫生处、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部四个机关联合组织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负责办理疫情传递、防疫设计及实地指导事项。该报告反映了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成立两年以来的工作状况,记录了日军飞机在湖南常德、浙江衢县等地投掷带菌物品散布鼠疫杆菌的情况,及该处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对研究抗战时期卫生防疫情形、揭露日本细菌战之暴行颇具史料价值。     

“伍氏口罩”立大功

<正>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来到哈尔滨。他体魄健壮,中等身材,一副眼镜也挡不住他那深沉而智慧的目光,嘴角微微向右翅起,显得自信而坚强。一下火车,伍连德顾不上旅途劳累,立即投入工作。通过观察疫病患者发烧、咳嗽、吐血、窒息而亡,死后皮肤呈紫红色等症状,初步判断这是令人闻之胆寒的鼠疫。为了确定他的判断,12月27日,伍连德对一位刚刚死去的在傅家店开客栈的日本女子进行了解剖,结果更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     

伍连德简介

伍连德博士（1879－1960）是中国近现代医学先驱、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卫生保健事业的开拓者、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伍连德是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中国人,1907年受聘回网任职,1910年东北鼠疫大流行时被清政府任命为全权防疫总医官,他不畏艰险,采取多种科学的防治办法,仅用4个月时间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使人类又一次免遭疫病浩劫,被世人誉为“鼠疫斗士”。     

哈尔滨1910—1911年的大鼠疫

自从1898年6月俄国中东铁路总局筑路工程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三面同时相向开工以来,一座近代大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建城初期,哈尔滨人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先后遭受了5次瘟疫之害。即1902年、1919年、1926年的霍乱和1910—1911年、1921年的鼠疫,给哈埠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1902年的严重霍乱几乎使全部的中国居民丧失,而1910—1911年的大鼠疫所造成的危害更是怵目惊心。 1910年夏秋之交,鼠疫首先在俄国西伯     

日本发现细菌战新资料的主要内容、史料价值及其意义

1940年6月,在今吉林省农安、大赉地区突然流行鼠疫,造成数千人死亡,随之,鼠疫蔓延周边各地,甚至波及当时的伪满首都新京（长春）。战后,经过中日学者的调查、研究和分析,一致推测农安等地发生的鼠疫绝非自然流行,而是属于人为所致。但是,由于日方严密封锁有关细菌战的所有资料,证实农安鼠疫流行人为原因的第一手资料始终没有发现,所以,在中日学者的著述中,涉及农安鼠疫人为原因时只能用“推测”、“推断”等词句来处理。2011年10月,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等资料的发现,使这一“推测”成为了铁一般的事实。本文将介绍该资料的主要内容及价值意义。     

伍连德科学防疫思想及其实践

20世纪初,世界名的“鼠疫斗士”伍连德博士,以他广博的知识、敏锐的观察力、强烈的事业心和组织才能,将科学的卫生防疫思想引入中国,为中国医学防疫事业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把读书作为履职的必修课

<正>阅读好书,让我“躬身入局”有人说,武汉是英雄的城市,这大概始于1911年的武昌首义。为了探究这句话的真意,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学习和了解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特别是1910年暴发于东北的鼠疫。我了解到“中国防疫事业第一人”伍连德的故事,他临危受命,毅然前往东北,领导了一场由中国人主导的国际防疫行动,成功地扑灭了数百年不遇的大瘟疫——这故事带给我特别大的震撼,也成为我未来抗疫之路的重要精神源泉。     

应对与反思：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乡村社会的防疫

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鼠疫及霍乱,乡村受灾尤甚。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对疫情之中陕西乡村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聚焦于该时期陕西乡村防疫中政府、社会及民众的应对之策,并对其中表现出的政府动员乏力、公共卫生体系缺位、医药储备匮乏、社会救济力量薄弱、乡民意识落后等缺陷进行反思。陕西乡村地带的防疫历史昭示后人,疫情之下完善的防疫体系比单纯的医疗救治更为重要。而构建完善的防疫体系则需在政府主导之下,整合医疗资源、社会力量与个人的全方位工作。     

媒介视域中的疫情防控——以1910—1911年东北鼠疫为例

媒介作为记录日常生活、关注突发事件的重要载体,其所刊发的文字以及图像资料成为后人认识、了解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文本.1910—1911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生的鼠疫是20世纪初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鼠疫,前后持续了6个多月,波及大半个中国,死亡人数众多,给清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清末报刊媒体的新闻报道、评论不仅为时人及时了解疫情的发生、发展情况提供了便利,而且反映出疫情防控等重要讯息.人们借助媒体报道,对此次鼠疫传播、防疫卫所设立以及救治等情况有所了解,切实感受到了此次疫情传播的广泛与危害,从而认识到了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因此,透过报刊媒体呈现的原始文字,可以从媒体的角度进行解析,从而扩展研究视野,加深对东北乃至中国鼠疫及其疫情防控的研究,为当今以及未来防控疫情提供借鉴.     

历史档案记录的常德石公桥和镇德桥的鼠疫之研究

以历史档案记载与口述历史调查等资料相结合来研究考察日军细菌战造成的1942年湖南常德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灾难,可以更真确地了解这场灾难的历史面貌:这场灾难使石公桥和镇德桥两地3000余居民中死亡200余人,死亡率约6%;国民政府防疫部门对疫情的反应较迟缓,但进行了积极的补救;历史档案记录这场灾难的疫源可能有误,应是七三一部队飞机在当地投撒细菌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