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都咸阳城郭之再研究

秦都咸阳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它既是秦在战国后期的都城,也是秦统一后的都城,直接影响了汉代长安城及以后都城的修建,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近些年研究秦都咸阳的专著和论文不断出现,大大促进了秦都咸阳的研究,特别是在秦都咸阳有无外郭城上争论更为激烈。 关于秦都咸阳的城郭制度,笔者于前几     

论秦都咸阳的城郊范围

秦都咸阳城范围由渭北与渭南西区域组成 ,城区外围又有郊区、故秦、秦等多圈层区域 ,各区域的性质并不相同 ,应该分析辨明 ,才能较客观地对古今学者在秦都咸阳范围上的观点进行评论。本文坚持秦都咸阳渭水贯都之说 ,又肯定渭北说有极大的合理性 ,认为东西八百里的咸阳实质上指代故秦地     

秦都咸阳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

咸阳位居名山环峙的关中平原的中部,控制着东南趋向函谷关与武关的交通大道,同时,又具有原隰相间,向南开放的小环境。勇敢进取的秦人能够审时度势过徙自己的都城以适应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在变法图强、志在东进逐鹿中原之时,秦孝公选择了咸阳作为都城,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战略眼光,而最终咸阳也成就了秦人扫灭六国的重任。     

东都咸阳 帝国的巅峰

秦都咸阳作为秦帝国之路的最后一站,从"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开始,至二世时,被项羽毁之一炬,其间经历了七代公、王、帝长达144年的经略与扩展。自1 950年代末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以来,考古人员在秦都咸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关于秦咸阳城的范围、布局,宫城的规模、宫殿的分布、特点,手工业作坊的分布,公、王陵墓、国人墓地等问题     

秦都咸阳出土的战国秦代瓦当

瓦当,一般是指筒瓦的底端封堵筒瓦的部分。关于“当”的解释有多种说法,综合前人的认识,可以看出作为筒瓦下端下垂的部分,瓦当既有阻挡风雨、遮避榱头的实用功能,又有装饰屋宇的作用。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瓦当出土于扶风的周原遗址,多为素面或重环纹的半瓦当。东周至秦汉时期瓦当已大量应用于建筑中,地处西部的秦国在瓦当的使用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系列。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凤翔     

秦都咸阳城(北区)西界点的分析

以秦都咸阳城(北区)遗址功能区的摆布情况,对西界点位置进行分析。首先否认西界在长陵火车站处,应再向西;但不会到任家嘴一线,更不会到碱滩范围。其次,根据瓮棺墓葬的差异,提出长陵车站、路家坡等地瓮棺墓葬分布区含陈爰金币出土点均属于城内边缘区。又以夯土建筑、水井、排水管道等分布情况,提出西界南段点应在长陵车站长兴村西不远处。最后根据2014年勘探得知的冶家台秦道路、宫殿区以北沟渠遗迹等材料,推断北段点当在海拔420米左右的黄家沟与路家坡之间。     

宋代夔州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空间地理考察

宋代夔州路手工业、商业较前代有了大的发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是与本地区的空间地理因素分不开的。夔州路的空间地理因素与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对相互作用的矛盾体,二者的交互作用,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秦都咸阳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

秦以咸阳为都 ,始于孝公十二年 (前 35 0年 )。自孝公十二年至秦二世而亡 (前 2 0 7年 ) ,咸阳作为秦之都城历时 1 44年。秦都咸阳从孝公的“筑冀阙”开始 1,历经其后的世代苦心经营 ,由最初的诸侯国国都而最终发展成为大一统的秦帝国的国都。较之六国都城 ,秦都咸阳所特有的跨越战国与秦代两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轨迹 ,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以企就其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特殊地位作出评价。不当之处 ,敬祗指正。一、秦都咸阳对所处自然地理环境的利用及改造较之先秦都城显得更加成熟 ,并为后代都城所效法…     

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

1974——1975年,在陕西咸阳市窑店公社窑店大队牛羊村发掘了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这是研究秦代历史的重要材料。关于这座宫殿建筑遗址所涉及的秦都咸阳的地理位置、城市布局及其宫殿分布问题,历来争论颇多,分歧很大。本文根据调查、钻探材料,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就上述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秦咸阳城考辨

秦咸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的都城。公元2001年,咸阳市举行了盛大的咸阳建城2350周年纪念活动。秦咸阳同汉唐长安一样,是中华文明的象征。秦咸阳城至今仍有许多问题,如秦咸阳究竟有没有城?如有,它在什么地方?关于这个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历来见仁见智,     

以讹传讹“咸阳宫” 一扫蒙尘显“冀阙”——对秦都咸阳1号宫殿遗址定性的匡正

咸阳原上秦都1号遗址发掘时,被抢先定性为＂荆轲刺秦＂的咸阳宫,以适应＂评法批儒＂的政治需要、本文由当年调查、测绘、发掘者撰写,从遗址总体、建筑形式、功能布局、地理位置及抽样检测等方面论证,该建筑遗址是＂商鞅变法＂时所建＂冀阙＂的基址,同宫城内其他建筑联系起来,即史书上统称的＂冀阙宫廷＂。     

论三门峡秦人洞室墓的年代

本文在分析三门峡秦人墓中洞室墓各型式的基础上,对各型式墓葬的年代分别进行了讨论,进而认为,三门峡秦人墓中的洞室墓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并一直延续到西汉中期.     

西汉盐铁会议上的“过秦”与“道秦”

西汉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桑弘羊等人曾对秦朝历史的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出现了过秦与道秦的两种不同声音。贤良文学的过秦是汉初过秦思潮的继承和延续,意在引起人们对秦朝速亡教训的思考和警觉,从而论证调整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也存在着对秦朝的历史地位肯定不足,对法治主义全盘否定的历史局限。以桑弘羊为首的部分执政者,赞扬秦朝的历史人物,肯定秦朝的历史地位,意在坚持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政治路线,维持汉武帝时期盐铁专营、均输平准的经济政策。他们一改汉代过秦的旧论,突破对秦朝历史不敢道的藩篱,在对秦朝历史的研究与评价上是有贡献、有突破的。     

秦代谪戍岭南商人对中原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

秦始皇在南征岭南的过程中,化大量的战国高人和战国商人子孙作为“七科谪“的对象,谪戍至商品经济极度落后的岭南地区;这些商人的到来,不仅使得岭南出现了商人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商业经济的突飞猛进局面;而且也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把中原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积淀下来的先进的商业经济意识借助岭南“陆事寡而水事众”和“以舟辑为食”的优势,得以在海内外发扬光大,并直接促进了汉初“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和发展。     

论东周秦汉时代的乡官

乡官在东周秦汉社会是官系统中的最底层吏员,甚至不属于朝廷的正式命官,职卑禄薄或根本无禄。但乡官却是广大农村的最高长官,担负着直接治民的重大职责,在监督考核制度相对疏陋之时,行政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乡官又往往与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紧密粘合,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威望和权势．在乡里社会一言九鼎。因此,乡官的选任及其行政直接关系到地方的治乱和王朝的安危,对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咸阳塔儿坡秦墓地再探讨

本文通过对塔儿坡墓地不同类别墓葬就墓葬形制、墓葬方向、葬式等各种构成墓葬的基本因素进行的统计与分析,指出埋入该墓地的不同类别墓葬的墓主人之间,尽管可能有社会阶层或身份地位的差别,但由于随葬器物已商品化,尤其是各类墓在墓葬形制、葬式上表现出来的多样化,表明埋入塔儿坡墓地的死者生前可能属于不同的人群或不同的文化传统.其背后所隐含的应该是这些死者生前居住在同一个聚落共同体内,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当是一种地缘的关系,而这样的聚落共同体就应该是一种地缘组织.     

咸阳龚西战国秦墓出土铜壶制作工艺研究

咸阳龚西战国秦墓出土的青铜器为研究战国时期秦青铜容器的铸造技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本文对龚西战国晚期秦墓M8出土的两件铜壶,通过表面观察结合X光摄像考察其制作工艺痕迹,利用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能谱分析等手段开展成分及显微结构分析,揭示两件铜壶壶身及表面装饰的制作工艺、材质特征。结果显示,两件铜壶均为铸造,器底和铜环预先铸好后置于范中,与器身铸为一体。器身和器底均为铅锡青铜(铜锡铅三元合金),但成分有一定差异,镶嵌的装饰金属片为高铅青铜。铜壶的器底分铸工艺和高铅青铜镶嵌工艺为古代青铜器制作工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论先秦儒家与道家的自然观及历史观

儒家以自然山水寓托人格的自然观和经世致用的历史观,是紧密结合社会实际的。道家顺应自然、虚静无为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生发于老庄学说的思想核心。无论是把自然人格化,还是把人性自然化,都显示了儒、道学说的智慧。正是这两的互补,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成为中国特有的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