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甲午战争中的主战与主和

在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中,和战之争的问题近年来颇为史学界所注目,特别是战争期间主战与主和的对立往往和帝党与后党的矛盾斗争相关联,因而对争论的性质也产生不同看法：或认为其实质是要不要反对日本侵略,要不要维护国家和民族主权的斗争,说是底是一场爱国与卖国之争;或认为帝后党之争虽属爱国与卖国之争的性质,但也包含着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因素。还有论者认为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并非贯穿于甲午战争始终,前者并非始终主战．后者亦非始终主和,考察和战问题应该划分阶段。也有人提出帝党主战不一定绝对正确,后党主和也不一定绝对错误…     

也谈清代同光年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

对於清代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问题,在一些近代史著作和论文中,已有所评述。一度是“派系斗争”说较为流行,将这场争论视为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与以左宗棠为首的湘系军阀之间的矛盾。近年来,“爱国与卖国之争”说盛行,认为“海防”与“塞防刀之争,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而是维护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也就是说,主张“塞防”者是爱国的,而强调“海防”的是卖国了。这些看法是否确切?是值得商榷的。     

“九一八”后知识界对“战”与“和”的不同抉择——以《东方杂志》和《独立评论》学人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是"战"还是"和"?这一问题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知识界也不例外。概而言之,《东方杂志》学人主战,《独立评论》学人主和。《东方杂志》和《独立评论》学人之所以对九一八事变后"战"与"和"的抉择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国联及国际法的认识不同、对中日两国实力的认识不同以及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同。但,无论是以胡愈之为代表的《东方杂志》学人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独立评论》学人,都是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他们之所以主"战"或主"和",主要是出于各自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认识,与他们主观上是爱国还是卖国无关,主战或主和也许有认识上的正确与错误之分,但决无主观上的爱国与卖国之别。以胡愈之为代表的《东方杂志》学人和以胡适为代表的《独立评论》学人主"战"和主"和"的原因,都有其正确的一面,也有其错误的一面。     

再论左宗棠李鸿章新疆防务之争的性质问题

19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变本加厉,对我边疆地区蚕食鲸吞,无所不至,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左宗棠与李鸿章本来站在同一条战线镇压农民起义军,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他们两人开始分道扬镳,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左宗棠转化为爱国派的首领,李鸿章则转化为卖国派的罪魁。左宗棠与李鸿章爱国与卖国的矛盾斗争,首先反映在70年代的“塞防”与“海防”之争的矛盾斗争上。     

论道光帝在鸦片战争期间的态度

长期以来,人们大多认为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妥协、求和、动摇、投降、卖国。后来又有学者或者一反传统观点而认为道光帝是抵抗派;或者认为道光帝左右摇摆,应当划阶段来论述,在某一阶段主战,在某一阶段妥协;或者认为道光帝是速胜论者。本文则认为,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     

左、李塞防与海防之争新论

清同治、光绪年间,统治阶级内部在国防部署上曾有过一次塞防与海防之争.海防派以李鸿章为首,认为东南沿海千里海防是国防重点,主张弃新疆,专注海防.塞防派以左宗棠为首,主张塞防、海防并重,强调新疆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坚决要求收复新疆.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国防前线的战略部署和国家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争论的焦点则是收复新疆还是放弃新疆.这场争论是公开的、正常的,其主张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其见解有高低之别,但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不应因此给李鸿章戴上卖国或投降主义的帽子.     

甲午战争时期主战舆论三题

所谓舆论,是“再现社会集合意识并对社会某一事态有影响力的多数人的倾向性意见。”①甲午战争时期,“主战”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倾向性意见。对于此种舆论,目前学术界尚有不同评价和有所忽视的方面,存在着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因此,本文拟就此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一、甲午“主战”取向还是应基本肯定关于甲午“主战”的舆论取向是否正确、应否肯定一事,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拘’反问题。人们曾习惯于毫不犹豫地赞颂“主战”。而不必去管主战者“主战”的具体内容如何。然而近十年来,有论者在深化研究的过程中,却直接间接、或隐…     

从宋金“和”“战”谈对岳飞的再认识

宋金“和”“战”之争,本涉众多历史人物的评价,其中以岳飞反对“议和”而被宋廷杀掉最为显著,本文从宋金“和”“战”开始,提出对岳飞的再认识,认为岳飞不仅仅是反对“议和”而被杀的,同时涉及秦桧对岳飞之死是否负责及岳飞被杀的真正原因。     

卢沟桥事变前汪精卫对日态度述论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基于对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认识,在“和…‘战”问题上,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对抵抗日本的侵略始终缺乏信心,“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其基本立场。本认为,在长城抗战失利之前,尽管汪精卫主张“抵抗”与“交涉”并重,但他更强调“抵抗”的重要性;此后的汪精卫不仅很少提到“抵抗”,就连理直气壮的“交涉”也从未出现。一味的妥协退让成为其对日态度的基本特征。     

京沪“的哥”之比较

京沪较劲,向来是两地市民所津津乐道的话题。文学上有近现代以来的“京派”、“海派”之争,日常生活中有首都风格与沪上气派之争,近来又有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之争。这几年全国足球甲级联赛,京沪之战总是硝烟弥漫,不用动员,好像仇人相见似的。前两天看报纸,忽然发现一个《北京女人心仪上海男人》的大标题,心中不免一惊。看来“古已有之”的京沪之争真的要以北京的落败告终了?     

汪精卫对爱国记者的“通缉令”

一1939年5月,随着大汉奸汪精卫来到上海,在日军的卵翼下,除了加紧筹建伪中央政府,加剧投降卖国活动以外,日伪当局以沪西“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为中心,更加紧了对新闻界爱国人士的恐怖活动,爆炸、暗杀、绑票等等罪恶勾当层出不穷。正如当时在上海的著名爱国记者顾执中所说:“敌伪     

南宋初年宋金“和”“战”新探

南宋初宋金之间，战战和和数十年。“战”、“和”之争和研究，历来很多。对其中关键人物宋高宗赵构和秦桧，评价以投降派论处。本根据历史唯物史观，利用当时前后史料进行分析，认为赵、秦二人不应是投降派，“议和”是历史条件和背景上的一种策略，并对赵、秦二人进行了重新的评价。     

咸丰帝“避战求和”质疑

咸丰帝“避战求和”质疑苏生文中国近代史著作在提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皇帝对英法侵略者的和战态度时传统的说法是：咸丰八年《天津条约》签订前,咸丰帝“丝毫没有诉诸武力的打算”,“表示不出任何抵抗外敌的决心”,“一心一意只想求和”①在《天津条约》签订至咸...     

鸦片战争中的吴淞抗英之战

1842年6月的吴淞抗英之战,是鸦片战争后期一次规模较大的战斗,也是英国侵略军进入长江的开始。在这次战斗中,防守吴淞的江南提督陈化成和爱国官兵表现了坚决抵抗侵略、英勇保卫祖国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1842年3月奕经主持的浙东战事失败后,道光帝即从忽战忽和转而采取一意求降的政策。他一方面指示军机大臣对英军设法“羁縻”,一方面又任命耆英为钦差大臣,驰赴浙江前线求和。英国侵略者见清政府态度软化,气焰更加嚣张。璞鼎查等英军首脑认为,“沿海地区的胜利,不足以震撼清廷和各省城的大官员们,于是决定溯江而上,向南京进发,必要时,就占领这个中国的故都。他们希望这种胜利可以使大官员们出来谈判。”南京是东南重镇,     

也谈历史人物评价的相关理论问题——以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为例

评价李鸿章不能仅仅以外交活动作为依据,而应以举办洋务事业、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作为其人生主流。全面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并不存在“将功补过”问题。简单地把李鸿章斥为“卖国贼”,是从痛恨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的情感出发的;掉“卖国贼”的帽子,对李鸿章的外交活动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才是理性的做法。否认李鸿章是卖国贼,主要是说他签订不平等条约不属于“卖国”行为,而不是说他在无可奈何时即可卖国,更不是说“卖国是情有可原的”,也绝不会引导出卖国行为。对外是战是和,应该以是否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为转移,而不应根据对手是谁来决定,李鸿章为“变法”而主张“和戎”的主观动机应该予以肯定。     

中国文学史上少有之奇局

有国家,便会有爱国主义,也会有卖周主义,特别在像中国这样一个过去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中,爱国主义固然是主流,卖国主义也会有它的市场。“卖国主义”之名过去大概很少听说过,其实,卖国也可以出“主义”。这是因为,为卖国行为辩护也会有一套主张、说辞,包括为卖国贼翻案或为之片面评功摆好,提出种种貌似“公正”的理由来。所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须同时揭露卖国主义的那一套货色。这是历史观上遇到的一个问题,处理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湖北地区抗战情况综述

50年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国民政府第五战区、第九战区、第六战区和新四军第五师的广大官兵，与湖北人民一道，为保卫和收复湖北的大片国土，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及伪军进行了英勇不屈、前仆后继的战斗，在中华民族反侵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武汉学界、工界、商界的同胞。或举行反日游行，开展抵制口货和救亡募捐活动，或抗议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给予抗日爱国的自由。但由于地方当局严厉控制，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被迫停…     

日本人吃了钢盔的亏

正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下令不许抵抗,虽然如此,中国人民和爱国的中国军队却没有放弃抵抗。发生在1931年11月4日的齐齐哈尔江桥抗战,就是中国军队对日本帝国主义一次有组织的反击。江桥抗战时,中国军队还没有钢盔,对钢盔不     

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家风

家风之问更显家风之困 好的家风都去哪儿了 同去年“你幸福吗”的街采一样,公众对“家风是什么”的回答同样五花八门。比如家风是老公挣钱老婆花,比如“不爱国的人我看不起”,比如家风就是“爸爸每周打我一次”;再比如更离谱的答案家风就是“我家风很大”等等。对于家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答案自然也会有所不同。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家风的答案越多元,说明公众越不知道家风是什么？或者说有些答案纯粹是生拼硬凑出来的。     

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

对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的研究．史学界多局限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责任之争、原因之辩,而对二人在不抵抗上的异同却不见铺陈。其实,蒋和张的不抵抗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蒋因欲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张因主张“全面抗战”而不抵抗;蒋可用局部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张却不愿独自局部抗战,只能用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深入分析蒋和张二人这种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有助于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理解他们间的这种分歧,实为西安事变的远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