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

如果说直到元代江南丝绸贸易还较少记载,其具体情形更无从深究,那么到明清时期,江南丝绸贸易的记载已俯拾皆是。丝绸商品交换不但制约着其本身的发展,而且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遗憾的是,对于明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至今尚未见有专文探讨,这显然与江南丝绸应有的历史地位不相符合。为此,本文将较为系统地考察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希望通过对明代江南丝绸国内贸易的兴盛、主要形式、商品量的估算以及兴盛的原因等方面的探讨,勾划出这种贸易的基本线索。     

清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

以往的研究容易给人这样一个印象:清代江南丝绸的市场主要是在国外。实际情形恐非如此。1897年,日人松永伍作在考察了中国的蚕业后说:“今就广东,上海两口输出者,生丝共计约八十万捆,而其内地消费共计,其详不可知,质之商贾,视之实情,殆三倍于出口者。其国中流以上,多衣绢帛,内地消费之多,可知也”。20世纪初海关税务司赫德的助手马士作过统计,在1905年船运的26926担丝绸中,9793担运向香港,2597担运向各通商口岸,剩下14536担用于国内消费。按照他的说法,用于国内消费的丝绸至少有54％。19、20世纪之交是中国丝货、特别是生丝出口的黄金时期,国内消费比例仍然如此之高,通观有清一代,则丝绸在国内消费的比例就更高。可以肯定地说,清代以江南丝绸为主的中国丝绸的消费市场主要是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     

清初泉州蔗糖贸易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随即解除海禁。康熙年间设立海关开海贸易后,沿海贸易迅速兴起。福建商人特别是泉州郊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大力展开闽台地区和江南、山东、天津和关东的远距离北艚商品贸易,同时又将江南的大宗商品棉花、布匹、丝绸,华北的杂粮,关东的大豆、豆饼等商品运回,促进了南北间商品的交流。在泉州商人北艚贸易的货品中,蔗糖是其中最重要的商品。     

元初江南儒士的处境及社会角色的转变

宋元更替,使原先在江南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士阶层受到很大的冲击。在客观环境与元政权笼络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江南儒士阶层迅速分化。有的仍以遗民自居,敌视元朝;有的拒绝仕宦,归隐民间;但大多数江南儒士开始承认元朝的统治,接受元政权任命的学官,于是江南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学官组成的社会群体．儒士阶层完成了社会角色的转变。     

推荐地之三:乌镇——追忆似水年华

水乡乌镇是江南四大名镇之一,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推荐理由一：“以和为美”的水乡乌镇具有典型江南水乡特征,完整地保存着原有晚清和民国时期水乡古镇的风貌和格局。以河成街,街桥相连,依河筑屋,水镇一体,组织起水阁、桥梁、石板巷、茅盾故居等独具江南韵味的建筑因素,“以和为美”。     

试论五至六世纪拜占庭的丝绸贸易与丝织业

为了控制丝绸贸易和保证丝织业生产,5—6世纪的拜占庭国家垄断了生丝交易。由于拜占庭的桑树种植地主要处于容易受波斯进攻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山区,正常的种桑活动往往得不到保障,因此拜占庭所需生丝仍然依赖进口。为了获得较为廉价的生丝,拜占庭利用国家权力对丝绸贸易和丝绸价格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并建立了一支身份世袭的织工队伍。拜占庭的丝织业采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形成了集种桑、养蚕、纺纱、染色、绘图等一系列完整流程为一体的生产体系。丝绸贸易在拜占庭经济结构中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紫色丝绸却是拜占庭国家中央集权和社会等级制度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反映。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丝绸业的摧残

古往今来,丝绸生产一直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尽管曾经历过坎坷不平的发展道路,但是到民国前期,中国丝绸主要产区的丝绸行业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和历史性的进步。缫丝业由传统的农家手工土法制丝发展为大型的机械化缫丝     

《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评介

<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江南史研究始终是史学研究的热门领域。江南史的研究也经历了从早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到对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的探讨,再到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之数次转向。如何把握江南文化的多样性特质,具体地揭示出江南地域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以及这一区域在全国发展中的意义?如何真正把区域江南带入整体中国,实现区域史呼应整体史,借江南日常生活揭示出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肌理?冯贤亮教授的新著《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     

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明代中期以后,江南纺织业等传统支柱产业从业人数空前增加,清中期以后江南工业更为发达,从业人员也更加众多。根据传统工业从业人口增长这一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标准,分期估算明中后期到清末民初江南传统工业从业人数,说明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嘉、万年间,此后到清末民初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时期。     

清代江南家学兴盛原因初探

“家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在中华文化史上悠远绵长。家学在江南发展甚早,清代是江南家学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家学发展的极盛阶段。本文试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法族规,科举制以及江南儒商贾而好儒的社会风气三方面为切入点,分析清代江南家学兴盛之原因,为进一步纵深研究清代学术史作铺垫。     

东海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

丝绸是中国最早发明的。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陆海两路外传。中外学者偏重于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特别是结合我国丝绸外传,论证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以及它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还很少有人作过系统的专门研究。其实,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比陆路外传延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影响和贡献也更大。     

清代江南官府印象下的脚夫

正在清代江南社会经济发展中,不论是商业贸易中的肩扛挑抬,还是百姓之家的红白之事,莫不依赖脚夫,下层社会的脚夫俨然成为清代江南社会不可忽视的群体。政统观念之下,清代江南官绅与商贾用偏见、蔑视的眼光看待脚夫。繁荣的江南社会中,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脚夫通过倚仗豪强、划分地界、结伙抬价等手段耀武扬威,折射出小民的狭隘性,成为地方安全的隐患。官府将其视同无赖恶棍之类,处理脚夫问题总是过于草率与简单。清代官方文献中,江南脚夫总呈现负面的历史形象,对脚夫不免带有片面性的理解。     

明代江南的水利单位与地方制度:以常熟为例

明代常熟水利社会的单位规模与江南社会基层水利的变化相一致。江南水利在塘长制崩溃之后,基层水利失控,有为的水利官员借着水利工程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以恢复水利体制。常熟的水利行政实际上与赋税制度的单位相一致。耿橘选择了区作为水利单位,并在此基础上整合了枝河流域的水利工程,重筑了自然圩以基础的共同体社会和县域水利集权。     

历史悠久的中外丝绸贸易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产丝绸的国家,早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中国丝绸通过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开辟的最早的中西贸易通道销售到西方。中国丝绸是古代中西贸易中运销最远、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商品。外销绸把远隔重洋的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各国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一度在西方掀起了"中国风"的社会时尚。相遇与对话带来了新的审美形式,形成了新的文化趣味,创造了新的时代风尚。     

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

元朝大量江南儒士来到都城大都,成为大都政治、文化舞台上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群体。尽管江南儒士在大都的生活遇到很多困难,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坚持了下来,一些人在京城做了官,更多的得官而归。京城大量江南儒士的存在,不仅在蒙古、色目人占优势的元朝都城传播了传统儒学文化,也为元朝政权实行汉法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现象,反映了江南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改善自身生存状况、实现人生价值的努力,也表明了中国土人精英顽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传统儒学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简论唐初江南士族婚姻观念的转变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士族盛行门第婚,但在山东等士族门第婚盛行的唐代初期社会中却淡化了传统婚姻观念,走上务实进取的风格。这应该是在政坛上渐渐活跃的江南士族的适应性努力的表现。     

清代江南人口职业观念

本文利用家谱资料整理归纳清代江南人口九个方面的职业观念,概括了清代江南人口职业观念的六个特征,并且揭示了人口职业观念的社会价值。     

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灭陈,结束了近300年的南北分裂,重新统一全国。但长期的分裂使南北政权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诸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此间崛起的江南世族和豪强已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实力,成为统一政权中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这是以往统治者没有碰到的极其棘手的新问题。对此,隋统治者采取什么措施吸纳江南士人呢?江南士人在东晋南朝,一直把持着中央和地方的     

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清代江南的疫病救疗 ,国家虽然缺乏制度性建设 ,但因江南社会力量和医疗资源的活跃和充裕反使其内容更见丰富。嘉道以降 ,江南日常救疗设施数量激增 ,并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设施演进。在此过程中 ,国家和官府同社会力量非但未见日趋严重的对立 ,相反出现了更广泛的合作 ,国家和官府具体职权亦未见退缩反而有所扩展。社会力量活跃的意义 ,主要是弥补了官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缺陷     

抗战时期江南农村经济的衰变

本主要依据量化统计,指出日军占据江南农村后,肆意屠杀江南农村平民有案可稽之数即达40万人,被烧毁的房屋达300万间以上。由于日军大肆烧杀、强征夫役、大量捕杀耕畜、破坏农具,造成农业生产耕作失时,整个江南农村失耕土地达百万余亩,失耕总人口近百万人,许多县份主要农产品产量不及战前半数。由于日军的掠夺,向来被誉为鱼米之乡的江南农村,在日据期间长期处于米荒中,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惨况。整个江南农村的副业经济,包括蚕业、林业、棉业、渔业和手工业等均惨遭破坏,受灾破产的农村人口之多,为历史上所未有。尤为令人痛心的是,这场侵略战争打断了江南农村的现代化进程,阻断了江南农村的改良建设和社会发展。加上日军破坏了江南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受灾与破产的农民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愈加增进了江南农村的贫困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