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古夜郎国王印再现贵州镇宁

有关夜郎国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列》:"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拜番阳令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东汉史学家班固撰《汉书·西南夷传》曰:"成帝河平     

论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联系——以考古发现的青铜器为中心

正目次一青铜礼乐器二青铜容器和炊具三青铜兵器和工具四青铜装饰品五青铜技术与青铜艺术六综合讨论本文所论古代中国西南主要指战国秦汉时期的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一带,即历史上的西南夷地区。西南夷"异俗殊风"[1],其创造的绚丽多彩的青铜文化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因地处边陲,且所在区域又是古代亚洲东南部重要的文化传播通道和族群迁徙走廊,故对西南夷的考古研究除了应关注其自身文化的发展、演进以及同内地特别是中原文化的互动     

试论殷墟晚期青铜礼器的两个发展方向

不少学者认为青铜礼器在殷墟二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自此走向了衰落。本文认为殷墟晚期青铜礼器没有衰落,而是发生了重大变革,青铜礼器向着两个方向继续发展:一个是向着明器方向发展,另一个是沿着实用器方向发展。实用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一是沿着传统的样式继续前行,此风格在铸造技术上没有多大进步,甚至还有衰退趋势;另一种风格是在传统基础上大力创新,此风格的青铜礼器造型奇特,纹饰夸张,使人耳目一新,在铸造技术上有较大提高。明器化和传统样式的青铜礼器多出土于墓葬中,而创新风格的青铜礼器多见于国内外传世铜器以及孝民屯部分陶范所对应的青铜礼器,后者真正代表了殷墟晚期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殷墟晚期青铜礼器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发展方向发展的内在原因应是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殷墟晚期,殷人开始对上帝及鬼神有所怀疑,宗教观念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人类思想观念的一大进步。     

论商代青铜兵器的明器化现象

学术界对商代青铜器的研究向来以礼器为重点,关于兵器的研究相对较弱,更鲜有关注青铜兵器的明器化现象者。迄今为止,仅见刘一曼先生在论述安阳青铜礼器组合的问题时提及过。兵器作为战争的物化形式,自然以实用为第一目的。当商人随葬明器化的兵器时,其背后所蕴涵的意义是耐人寻味的,本文就这方面做初步的探     

从汉墓明器看汉代农业经济

明器是我国古代专为殉葬而仿照实物制成的殉葬品和各种器物,如灶、盆、壶、案、杯、化妆盒、饮食用具、家具、农具、手工用具、钱币、珍宝、水田池塘、车、船、各种人与动物俑、建筑模型等。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木”,深受儒家厚葬思想的影响,故成为出土明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时期。明器是死者生前生活的真实写照,     

昌宁出土铜镯的工艺及合金成分分析

铜镯是"西南夷"地区青铜时代最为常见的青铜器种类之一,考古发现数量众多,造型和纹饰因地而异。这种装饰品对于研究青铜时代西南先民的青铜艺术、技术等具有重要的价值。之前关于西南夷青铜器的研究,更多集中于铜鼓、铜兵器等主要铜器类型,而专门对铜镯展开的专题研究较少,因此目前对云南各地域铜镯的合金成分与制作技术特征缺乏整体性认识。与此同时,由于铜镯是一类常见的装饰品,对其进行研究可更直接地反映不同文化人群对金属资源的掌控、青铜技术的选择等考古学问题。根据文献记载,云南西部保山昌宁一带是西南夷中哀牢的主要分布区,近年来对该地展开的考古发掘工作为研究哀牢青铜文化提供了科学的实物资料。为了探讨昌宁地区哀牢青铜文化铜镯的合金成分及制作工艺特点,深化对云南不同地区出土铜镯技术特征的认识,本研究利用金相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能谱仪对昌宁出土的6件铜镯进行了成分分析和金相观察。结果显示,此批铜镯全部为锡青铜,含有少量的砷、硫、锑等杂质元素;其制作工艺多样,铸造、热锻和热锻后冷加工等多种方法并用。在此基础上,收集云南其他地区出土铜镯的科技分析数据,并结合类型学展开对比分析,把握各地铜镯制作技术的差异和联系。结果表明,云南各地出土铜镯,均以锡青铜为主,制作工艺上铸锻并重,这反映了西南夷青铜技术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进一步观察发现,铜镯的合金配比和加工方式又表现出明显的当地特色,如哀牢铜镯的平均含锡量最高且十分稳定,而滇、昆明夷铜镯的锡含量范围非常离散。各西南夷族群所采用的铜镯制作方法的同与异,究其原因,可能和铜镯造型、族群对资源的掌控能力、人的审美喜好等方面有关。本研究的创新性在于从铜镯这一被较少关注的青铜器类出发,结合成分、金相与类型学分析,综合以往研究对云南各地域出土铜镯工艺技术的共性及区别展开讨论。总之,铜镯作为云南地区常见的人体装饰品,不仅展现了不同区域少数民族对铜镯这一器型采用的合金配比与青铜制作工艺,而且从非实用器的角度反映了西南夷对资源的利用与掌控、审美思想等方面的信息。     

湖北及安徽出土东周至秦汉时期热锻青铜容器的科学分析

<正>铸造成型的青铜器一般都比较厚重,由于受锡青铜或铅锡青铜自身性质所限,多为礼器或明器。中国古代青(黄)铜锻造技术出现在仰韶文化时期,主要是打制一些装饰用小件。迄今发现的最早热锻的青铜容器属西周时期[1]。春秋战国时期,锻造容器逐渐增多。相对于范     

西周扁茎人面纹铜短剑初论

中国古代青铜短剑是青铜兵器中独具特色的类别之一.出土数量大,分布范围广,区域、时代特征极为明显.大体有东北系统、北方系统、西南夷系统、吴越系统、巴蜀系统.综观各系青铜短剑间之最大区别在其柄部,北方系统青铜短剑从一开始就栖身连铸,自成体系(图一);西南夷短剑虽也柄身连铸,但柄的形式及纹样变化极多,别具地方特色(图二);而东北系统短剑却柄身合装、附加装置使用;宝鸡(弓鱼)国墓地及西南地区巴蜀文化中则发现了大量极有特色的扁茎柳叶形铜短剑,剑身后有短扁茎并有穿用以装置剑柄,我们称其为扁茎柳叶形短剑(图三).而人面     

贵州史地研究的重要成果——读王燕玉先生《贵州史专题考》

贵州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和复杂的自然面貌。早在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就在《自序》中说:“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视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地区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嗣后班固著《汉书·西     

老龙头墓葬和盐源青铜器

以老龙头墓葬为代表的盐源青铜文化是近年来西南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老龙头墓在墓葬形制和葬式上都有十分突出的特点,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也具有鲜明的区域性风格。初步分析,这是一种战国至西汉时期主要活动在雅砻江下游的青铜文化,可能是文献记载的西南古代民族之一——笮人的文化遗存。盐源出土的青铜器中还包含有北方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因素,有些器物还带有浓厚的中亚文化风格,充分表现出盐源青铜文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盐源青铜器的发现为研究横断山区这个南北民族走廊的文化面貌和作用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川博物院藏汉代摇钱树研究

<正>摇钱树是西南地区(以四川为主,包括重庆、云南、贵州、汉中等地)东汉至三国晚期流行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明器。摇钱树由树座和青铜树组成,树座有石质和陶质两种,以陶质较多。树座一般是上小下大,树座上端是一中空的柱,用以插物。树座上有的浮雕羊、蟾蜍、天禄、辟邪,有的浮雕歌舞的人、持瓶骑于羊身的人或坐于龙虎座上的西王母,有的浮雕方格纹、串枝纹和方孔圆钱。青铜树分为树干和树枝,采用分段铸造然后组装的方式。青铜树上除挂满方孔圆钱外,还装饰西王母系列图像     

成都平原小型青铜兵器研究

<正>目次一小型青铜兵器的考古发现二小型青铜兵器的年代分析三小型青铜兵器的性质探索四青铜兵器小型化现象及相关问题研究五余论成都平原先秦时期考古遗存中,有一批特殊的青铜兵器,其形态结构与对应的实用兵器相同,但体型比实用器小,制作粗糙,难以作为实战兵器使用。此类体小质差制品的出现,或可反映当时人群特殊的思想及行为,成为区域性文化的表征之一。对于成都平原先秦时期一度流行的小型青铜兵器,过去发掘报告一般视为明器,也有报告     

贵州省博物馆藏青铜文物的区域性文化特征

<正>贵州地处祖国西南,云贵高原东部。战国秦汉时期有古夜郎国雄踞此地,曾因"夜郎自大"这一成语的夸夸自诩而闻名于世。从贵州省博物馆藏的一批具有区域性文化特征的青铜文物可以证实:贵州地区存在一种独特的青铜文化,其发展脉络独立清晰,青铜文物器型独特,纹饰迥异少见,这种文化在汉文化向西南夷地区推广融合进程中,迅速与汉文化融为一体,回归华夏。     

四川盐源县八家村西汉墓葬发掘简报

2011年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盐源县梅雨镇八家村被盗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残墓20座,多为竖穴土坑墓,部分墓葬的墓口覆盖有大石。墓葬内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陶器、铜器、铁器、铜铁复合器、绿松石、海贝等,其中陶器以双耳罐最为常见,铜器有剑、刀、矛、钺、镞和马具等。从出土的随葬器物来看,八家村墓地文化面貌比较一致,基本上集中在一个大的时期,推测其年代大致在西汉时期。八家村墓地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西南夷考古中的滇、夜郎、邛等青铜文化相比,具有独特的区域特征,同时它与周边同期的青铜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密切关系。它的发现为西南夷考古研究和盐源青铜文化探索提供了新材料。     

“檃栝”考论

先秦秦汉时期曾广泛使用的箭杆整直器叫做“檃栝”.本文以文献资料为依据,探讨汉墓中出土的一种小型青铜构件的用途,认为它们应是仿照当时的“檃栝”,将其缩小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专为随葬制作的明器.     

试论两周之际青铜酒器的回潮现象

两周之际的中原地区,本已经消失的爵、觯、方彝、尊等青铜酒器,又以明器的形式重新出现在曲沃晋侯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韩城芮国墓地等姬姓高等级墓葬之中,本文试论这一回潮现象出现的原因。     

陕西沣镐遗址出土西周车马器金属材料及锈蚀产物研究

陕西沣镐遗址出土西周早期珍贵的车、马实物,对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礼制以及西周的青铜器铸造业发展状况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及研究意义。我们此次研究,旨在通过专业的科学仪器分析,得到青铜车、马器相关的合金材料金相显微组织结构;青铜车、马器合金材料显微硬度;青铜车、马器合金材料的元素组成及比例,锈蚀产物等方面的数据,目的揭示这批车、马器铸造工艺方面的科技信息以及腐蚀状况;进而实证及补充西周早期青铜车、马器铸造工艺方面的历史信息,为进一步的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观风鸟源流研究

观风鸟是唐宋时期墓葬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神煞明器。本文追溯了观风鸟人首鸟身的形象及其功能,并阐明了其由最初的壁画表现题材到唐宋时期作为随葬明器的演变及其社会原因。     

论《史记》《汉书》对“西夷”认知的差异

《史记》《汉书》同载张骞出使西夷西的史事,然而两书在文本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地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传写讹舛、文义无关的窜改",另外就是《汉书》有意修改。对于《汉书》有意修改的地方,详加分析,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对西夷舆地情况认知不准导致的,如文中所辨析的"西南夷""灵关""通邛笮""出莋"都属此类。另一类,因汉中央王朝对西南夷控制的加强而导致西南交通的演变,使得《汉书》有意对于《史记》进行合理的调整,如"出徙、邛""出僰"都属此类。两书文本上的差异同样也反映出两汉时代对"西夷"认知的不同。     

浅议观风鸟在墓葬中的作用

观风鸟是隋唐到南宋时期墓葬中的一种神煞明器,它以人首鸟身俑的形象与人首蛇身的墓龙(图1)、人首鱼身的仪鱼(图2)以及仰观、伏听等同类神煞明器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