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北极光更北

斯瓦尔巴德一直是我心中的神地,从3年前看到它的照片起,我就决定去那里露营。2010年,我休学一年,边在芬兰的一家公司实习,边在北欧慢悠悠地旅行,这趟极地之旅也终于得以成行。     

被否定和浪费的

亲爱的木木:他是我初恋,5年的感情一下子结束了,结束的方式不仅给了我伤害,更给了我侮辱。我一直是全身心地付出。那天我们因小事吵架,几天后的半夜他决绝地赶我走,不顾我还在生病,也     

农夫偏爱竹 茧指剔青筠——记朱小华的陷地浅刻和留青

1997年7月2日,一位署名朱小华的写信给我,寄到白塔寺东夹道乙21号。过了两年,信才转到我家。我和朱小华素昧平生,也想不起有知我者住在白塔寺。长期浮沉而信未丢失,可称是奇迹,也算是有缘了。朱小华自称是河北雄县张岗乡张二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学刻竹已七年,因读过我有关竹刻的著作,希望和我相识。我约他来京,并盼示我所作。一年以来,他已来京四五次,使我惊异的是所刻人物和道光时期竹刻家方絜(号治庵)的刀法颇相似,他脱口而出,说我在学方絜的“陷地浅刻”法。“陷地浅划”是十几年前经我杜撰的一个名称。盖因1948年舅父金西厓先生撰《刻竹小言》,曾为竹雕技法创“陷地深刻”     

回忆父亲陈明仁

一 在我6岁以前的记忆里,对父母是没多大印象的。直到1928年春天,二舅告诉我,要送我到父母身边去,我这才在风景秀丽的杭州见到了我的父母亲。 1929年至1936年,我随父母在杭州、南京、苏州等地居     

我见到刘英晚年三次落泪

今年是杰出的女革命家刘英诞辰100周年。我作为一个晚辈同刘英同志有缘相识是从研究张闻天开始的。1979年中央批准编辑《张闻天文集》,我从1980年开始投入这项工作起到2000年文集、传记、年谱全部完成的20年过程中,不断地登门向她请教历史睛况和问题,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述和解答。第一次见到刘英是1980年5月在她家中召开的一次座谈会,那时我还在人民大学教书,我的已故导师胡华教授领着我和清庆瑞两位年轻教师来到北京三里河她住的公寓。     

毕业·成长·新集体

我烦躁地打开笔记本,身旁没有一个同学是熟识的。我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参加这次比赛。刷刷地在本子上写着东西,却在想着同班同学。蓦地,窗外走过一个身影,不知为什么,我被吸引住了。那是一个小学同学。她并没有看见我,但我的心情却由此而好转了起来。我激动地看着窗外,陆陆续续地,有人走过。“一个,两个,三个……”默念着数字,想起了六年的小学时光。毕业已有一年多了。不久前的一次聚会,面对着共同走过六年风雨的同学们,大家俨然已不再清楚记得,记忆的收藏本里却依旧收藏着小学里的那一片天空。法国梧桐的叶子随风飘落,带走了过去的繁华与旺…     

外公什么都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2002年．外公去世那天,正值我期末考试。天空一如既往的阴霾．班主任神色凝重地说：你家出事了．回去吧：到家的时候,外公还在床上痛苦地呻吟,医生说血管已经硬化,针一去就破。我们跪在他床前,表哥歇斯底里地哭,我跪在表哥旁边,挤不出一滴眼泪。我低着头,记起很多事,这些事在我心里五味杂陈。     

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共和国整整走过一个甲子的历史了。60年前,我是一个25岁的毛头小伙子,60年后,我垂垂老矣。古语云：“鉴往知来”,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前行,必须清醒地回首。作为陪伴共和国走过60年风雨的老人,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老干部,近一段时间,我陷入深深的思索。     

做“三心二意”好老师

<正>2000年,我师范毕业,成为一名小学教师。22年的教学生涯,20年的班主任工作经历,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教育人的辛苦与幸福。尽管育人路上风雨兼程,但我一直将做“三心二意”的好老师作为自己的目标和追求。一、永葆童心犹记得,刚毕业那会儿,孩子们都亲热地叫我“小陈老师”。那时的我,懵懂稚嫩,不懂教学艺术,更没有育人妙招,只有一颗永远长不大的童心。课堂上,     

尼籍厨师英扎的拉萨21年

正2017年,英扎来拉萨已经21年了。俊黑的脸庞,浓眉大眼,挺挺的鼻梁,棱角分明的嘴唇,洁白整齐的牙齿,典型的尼泊尔人。当英扎出现在我面前时,我还在左顾右盼地寻找着翻译,当他用非常流利的藏语向我问好时,我一时愣了起来。英扎礼貌地请我走到吉曲饭店里面,举目望去院子里一片绿意葱葱,周围种植着很多树木绿植,几张闲适     

我们的努力与探索

时光荏苒,我走进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已近30年。1981年,广东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大会及学术研讨会召开时,我是在读研究生,高兴地忙会务,专心听发言,认真做记录,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侨史知识。老一辈学者和侨联领导的论文和发言,既是学术探讨又是真情和人生经历的凝练,令我感动不已。我家乡在内蒙古包头,听着他们讲广州话真是“蒙查查”、“一头雾水”,省侨联、社科联一些领导廖钺、杨山、李真、李鸿生等先生友好地教我一两句广州话,戏称我为“北妹”。     

被搁置的生活

我的毕业论文淅淅沥沥写了三年,终于快要答辩了。三年来,慢悠悠地在图书馆、住所、河边公园、咖啡馆之间晃。左晃右晃,一天写几个字了事,跟在公社挣工分似的。虽然晃晃悠悠,可是三年来,我不辞辛劳跟人宣称我在"赶论文"。每当有人问我,"忙什么呢?"我就理直气壮地说,"赶论文呢。"说得多了,自己也信了。一旦自己都信了,就开始行色匆匆,一副"谁也别理我,忙着呢"     

抹不掉的记忆

我与宋时轮同志相识几十年。他给我留下的记忆却是永远也抹不掉的。我深切地怀念他,怀念这位老战友、好同志。60年前,我和时轮同志同在江西中央苏区。我们虽然早已相识,但在工作中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多少来往。1934年到1935年,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我和时轮同志又一     

老大姐董秀玉

去年12月11日是我60周岁生日。亲友们在香港热、热俐闹地为我祝寿,说是替我冲冲这两年因眼疾带来的晦气。那天来了不少客人,使我沐浴在友情的暖意之中。其中最让我感动的要算三联书店的前老总董秀玉。她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友人们不无嫉妒地问我：     

我和爱德华·汤普森

我们的家庭背景并不相似,爱德华来自一个中产阶级职业家庭,他的父亲是诗人、小说家和历史学家。我则更多地赋有匠人的血统,祖辈中有一位是鞋匠,另一位是经商的海员,我的双亲是职业乐师,不过父亲在1923年开始弃艺从商。 1945年我们开始住在一起时,爱德华和我早已加入英国共产党,坚定地投身于政治运动了。自1939年以来,我一直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研讨班,     

亲历停战后的朝鲜

1954年,我因家里贫困而失学了。正当我苦恼之时,恰逢解放军到我们家乡征兵,我赶紧报名。由于我出身贫农,又有点文化,很顺利地被录取了。     

未名湖畔访吴老

1960年10月,从我离开北大分配来贵州以后,整整二十年没有能回到母校去看看。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始终阻隔着那条通道。就像困滞他乡的游子一样,时间越长,越是深切地怀念着我的母校,怀念我昔日的师长和同窗好友。     

刻骨铭心100天

从1947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初四),到5月6日(农历三月十六)立夏,虽只有102天,但坎坷的遭遇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一1947年的除夕夜,吃过年夜饭后,我就趴在奶奶身边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忽然觉得脸上凉凉的,我一激灵醒了,哥哥姐姐们哄堂大笑。睁眼一看,原来是离家多日的妈妈正笑眯眯地坐在床沿,用手抚摸着我的脸庞。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留恋

正今天是我进入六年级的第一天,也是我在学校五年中第二次最伤心的一天,因为今天我要和我的好朋友、老师们说再见了。我又一次回想起我们在这两年里的快乐时光。我久久地凝视着我们坐着的这些新课桌,想起了我以前的老课桌,想起了我以前的     

1O年祭

我成为一个没爹的孩子已经整整10年了。 最后见到我爸,不是在急诊室,也不是太平间,而是在火化场焚尸炉前。他静静躺在一个玻璃棺里,任我跪在那儿悲天怆地地哭喊、捶打,阴阳永隔。我泪眼婆娑,看不清他的模样,连最后一次抚摸他的机会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