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中国化

侯外庐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理论成就的集中表现是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国化。他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特点的论述 ,就是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阐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 ,从而使之中国化的范例。这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是侯外庐历史研究的突出特点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优良传统 ,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由“体认”“自觉”而“升华”:傅衣凌治史对唯物史观的践行

傅衣凌先生自1933年发表论文起,一生中走过了55载的治史旅程,其间经历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历史时期。早期因为接受过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思想尚显出些许纷杂,但时代大潮之激荡与具有进步倾向的师友之影响驱使傅衣凌先生愈加明晰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通过"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战",在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化,中国社会新旧因素的并存,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社会矛盾、农民战争与佃农抗租斗争,历史人物评价,中国商业史以及海洋贸易史等多个方面的研究中,坚持"论从史出""实事求是"的治史路径,坚持书斋文献与实地社会调查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坚持做坦诚纯真的历史研究,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由"体认"而"自觉"的根本性转变。改革开放后,傅先生在将其研究系统化、理论化、体系化方面不懈努力,对唯物史观的践行又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其所形成的"乡族论""弹性论""多元结构论"等均具有中国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     

廉政文化与晋商文化的相关性

廉政文化建设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进步的东西,使之更好地从中国特色出发,为中国当代反腐倡廉提供文化武器;晋商文化的研究也需要实现从传统的经济价值的研究向社会价值和伦理意义的转向。二者的相关性研究将使两种文化产生碰撞与交融,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入手,对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建设有所启示。     

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

12年前,当中国近代史研究仍然局限于政治史或阶级斗争史的狭小领域时,刘大年提出以近代经济史作为突破口,随之而来的便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兴盛,并且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主要任务、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条件。近年来,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一部分学者似乎已不再满足于曾经辛勤耕耘过的园地,开始讨论寻找新的乐土和新的突破口。主张从社会思潮方面入手者有之;要求以文化史和社会史角度突破者有之;强调以研究清末统治阶级的的活动为重点者亦有之。     

读书之门径 治学之津梁——读《清人别集总目》献言

清朝居中国古代社会之末,承前代之沾溉,得西学之滋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达,其思想学术大有超迈前人之处,如梁启超曾有“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之说。其说当否,学术界容有不同议论,且当今理应进行更为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而关于有清一代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必为一不可或缺的先导工作。前贤曾作出贡献,如初版于1935年、中华书局1965     

中国近世士人文化研究的“心史”倾向——评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系列著作

<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传统社会尤其是宋以来"士"的嫡系后裔,他们对宋以来的科举士大夫阶级有强烈的认同意识,在思想和精神上可谓"血脉相连"。所以,任何对传统社会尤其是对宋以来近世社会之士人阶级的研究和论述,几乎无一不渗透着研究者本人身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命运之感以及他对"中国问题"的     

毛泽东的《农村调查》

<正>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毛泽东是党内调查研究的开创者和杰出代表，他进行的农村社会调查，着手之早、持续之久、规模之大、内容之广、影响之深，在党内外都是十分突出的。毛泽东青年求学时代的“游学式”调查为后来从事的调查研究奠定了思想和实践基础；自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中国革命运动以后，毛泽东就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历史和现状。     

乡村公共空间的变迁与民众生活秩序的建构——以豫西李村宗族、庙会与乡村基督教的互动为例

公共空间,主要是从哈贝马斯而来的一个学术概念,而对中国公共空间的研究尚有开拓之余地。公共空间,从内涵上讲,可分为物质的、可见的、有形空间和不可见的、无形的、社会与心理空间。谈论中国的公共空间,必须区分城市与乡村。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界定与研究,已有不少成果。而关于中国乡村公共空间之研究,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创刊

南开大学承担的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隆重推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张国刚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以每期70万字,近500页的巨大篇幅,展现在史学研究的园林之中。她一面世,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纷纷赞誉,称《中国社会历史评论》是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新家园,是高境界、高水平的学术刊物,给历史学研究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在中国,现代意义的社会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随之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等…     

唐宋时期市镇研究综述

自“唐宋变革”提出以来,国内、外对唐宋时期城镇化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研究之热点。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区域城镇化探讨,又取得了较多成就。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涉及唐宋时期市镇研究的专著有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另有施坚雅《中国乡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张邻《唐代的夜市》,黄正建《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崔功豪的《中国城镇发展研究》,     

政局演进与唐宋士族转型的经济元素

正中国传统社会中,门阀士族和赵宋以降的家族、宗族,是构成"历史中国"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促进深入了解传统中国,意义重大。宋朝社会的历史特性,士人家族的发展演进,有别于汉晋隋唐时代的门阀士族。着眼于皇权社会控制、士族自身的发展演进、士族对于皇权治理举措的迎拒互动,相比于晋唐和明清,宋朝士人家族问题的研究如果更加注重其间的政局变动、经济元素,自问题意识之建构和研究方法之创新入手,或可稍改当下被视为已"走入瓶颈"的研究现状,在"告别家族史研究"之后,重开新局。     

试析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由于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使得传统法律意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仍然有着广泛的市场,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之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是一个发展过程,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所以,在研究法律意识现代化时,就必须要注重影响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其他社会因素之发展。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社会整合的弱化

1905年,在中国行之千余年的科举制度骤然停罢,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对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社会整合弱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粗浅的探讨和研究。不当之处,敬请赐正。……     

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的力作——评《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一书利用新史料研究新问题,立体地呈现了中国近代义演活动与慈善公益之间多元而复杂的互动关系。该著通过义务戏、慈善音乐会、慈善游艺会等不同的娱乐演艺形式,分析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发生发展;通过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如何主办或参与义演活动,使之服务于各自筹募资金、扶危济难的需求和目的,揭示不同社会环境下义演活动的不同面向。该著是中国近代慈善史甚至是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慈善义演作为考察中国近代慈善与社会的新视角,将大大深化中国近代慈善史、社会史的研究。     

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刍论——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社会史研究已成为中国史苑中的一朵奇葩。自80年代以来,国内社会史研究者从探讨社会史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方法起步,进而深入到对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的探讨,近年来,不少学者把研究目光投向地域社会史,应该说,这既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向广度和深度继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拓展中国社会史研究之必然。在国内地域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之际,我们试图通过对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初步探索,谈一点对地域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粗浅认识。     

2005年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

论文一、总论、专题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张海鹏.近代史研究,1关于近代中国“两半”社会性质总理论的由来.周兴.历史教学,2中国近代史上下限新论.李殿元、李君惠.文史杂志,2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金冲及.中共党史研究,3论中国战略文化的近代流变.杜永吉.军事历史研究,3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黄宗智.开放时代,4三个历史漩涡与三次历史超越:20世纪中国的历史创造.赵凌云.江汉论坛,4近代中国民族精神重构中的经验之思与形上之思.欧阳彬.山西师大学报,5中国近代社会不是“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肖铁肩.求…     

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之路——访杨际平先生

杨际平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和敦煌出土文书研究领域的专家,在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赋役制度、财政史等方面有突出贡献。近年来杨先生对北朝隋唐时期的田制和汉唐赋役制度等问题有新的思考和研究。应本刊编辑部之约,杨先生结合新近研究、反思,畅谈了数十年来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历程和体悟。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侧记

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不仅是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而且还表现为一次次前后相继的民众实践运动,甚至是各种政治力量手中的重要招牌,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与之相应,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诠释的工具,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也曾被研究们广泛使用。     

礼俗互动：作为一种中国社会研究范式的可能性分析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一直有着强烈的学术本土化建构意识，而多学科学者围绕“礼俗互动”的持续讨论，则是其中值得关注的学术动向。礼俗关系是中国社会自身建构之根本，而“礼俗互动”则是中国社会礼俗关系中的基本面向，具有成为中国社会研究范式的学术潜力。近年来的“礼俗互动”研究，逐渐指向关于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分析框架，并在三个层面显现出学术活力：第一，探究传统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第二，理解大一统观念何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并显现出强大活力；第三，描述中国社会结构与基本性质。关注这一学术潮流，进一步辨析礼俗关系和“礼俗互动”概念，有助于激发其作为研究范式的学术潜力，为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做出应有贡献。     

“旧邦新命”: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化论

冯友兰的"新理学"以"共相"与"殊相"二分法分析儒家伦理,区分"五常"之人类一般道德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以及"五伦"之古代中国社会制度的时代性,把道德分为"可变的道德"与"不可变的道德",揭示了道德演进之"变"与"常"的辩证法。他运用"共相"与"殊相"辩证法,从社会类型的观点看中西文化问题,指出中西文化之异不在东方与西方之分,亦不在古代与现代之别,而在西洋文化属于一种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新兴社会类型,即工业社会。而中国文化则尚未经历工业革命。从生产方式论,西洋社会经过工业革命而从"生产家庭化"的社会转变为"生产社会化"的社会。而中国古老的家族制度则与其前工业社会的"生产家庭化"经济结构有关。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冯友兰之社会理论独树一帜,其以共殊之分的类型论,深刻地把握了中国问题即现代化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