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淮安关税收的盈绌原由

清代康熙二十年代起开海贸易,海运日盛,南北商品流通量大增,原来由运河展开的南北商品流通格局变为运道和海道并行展开,海运量日增,运河量相形减少,淮安等榷关税收随之减少.清代前期特别是乾隆五年苏北海州青口豆船允准直接对渡江南太仓刘河,原来须经运河南下而在淮安纳税的苏北沿海豆粮改由海运南下,海州周围以至苏北更广地区商民取便就近从海道南运商品,更导致通过淮安的苏北商品量大减.商人采取各种手段违禁绕越偷漏税款,更严重影响淮安关税的如额征收.     

清代奉天牛马税探赜

清代奉天牛马税是东北地方史和东北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由于资料匮乏,学界对此尚未展开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以及相关文献,对奉天牛马税的税目、税则与税额演变及税收考核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勾勒其税务制度流变与发展线索.     

国内外要闻

(1902年2月)1日清政府下令选择八旗子弟遣赴各国留学。1日美国务卿海约翰分别向中、俄抗议俄国独占满州经济权利。1日中国：朝廷颁布法令,废除满汉不许通婚的禁令。2日清政府命沿江沿海督抚仿照闽粤江苏各省铸造铜元。2日张之洞电军机处外务部,勿许俄国专东三省矿务工商等利,并请与英日美磋商办法。3日吕海寰奏报荷属南洋各处虐待华侨情形,请添派领事保护。6日清政府与比利时签订《中比天津租地专约》。6日中比签订《天津永代租地协定》,划定天津比租界。8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新民丛报》半月刊。9日巴黎：多伊思医生成功地为来自…     

从当铺税看上海华界与租界之争

清代典当业空前发展。康熙三年（1664年）规定,当铺每年纳税5两。据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国共有当铺18075座,收典税90375两;嘉庆十七年（1812年）,全国共有当铺23139座,收典税额115695两。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赋税政策述略

赋税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时财政的重要来源。战前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90%至90以上,是出自赋税,而赋税的90%乃至90以上又是出自间接税方面”,直接税收入很少。主要税源为关盐统三大税,在1937年度预算中三大税收占77.33%。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不仅要应付每天高达500多万元的军费,而且要支出一大笔建设经费,这些开支主要还得依靠税收。可是,沿海沿江经济较为发达的富庶地区悉被敌占,“占全税收一半以上的关税,乃至占全税收20%以上的统税都因战事影响而大减特减”,上海、天津、青岛、广州、汉口等关区的沦陷,使关税收入损失至少在70%以上,盐税收入损失不低于60%,统税损失比关盐两税还重,其它税收也因战事影响而锐减。国家财政面临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     

走马楼简"荩钱"考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可见为数不少关于“钱”的记录,应反映三国孙吴所征各项税收。本文试结合史料,对其中“荩钱”的含义进行探讨。“荩钱”可能就是秦汉时常见的刍稿税。李均明先生提出简文原为“刍钱”而误作“荩钱”,更加证明了这种可能性。     

天津皇会初探

天津皇会是古代天津人民祭祀妈祖的传统民俗活动。妈祖信仰最初兴盛于东南沿海,在元代因海运漕粮的需要远播天津,古代天津居民多以渔盐为业,故对保护航运的妈祖十分尊崇,对其祭祀尤为隆重热闹,久之,便形成了津门名闻遐迩的特色活动,成为当时北方著名的民俗盛事,直至清末才因社会动荡而衰落、停止。     

高斌《南河图说》与乾隆首次南巡研究

雍正年间黄河河政管理制度的变化,推动了清代黄河图绘制内容和机制的变化;而康熙年间张鹏翮所绘河渠水利图集的内容和形式,也影响了乾隆年间江南黄运河图集的编绘。海内外分别收藏有以江南黄河、运河、洪泽湖、淮河工程为主题的河渠水利图集一"南河图说",经考证均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江南河臣高斌、张师载等人在乾隆帝首次南巡的背景下绘制呈送的定本、副本或后人摹绘本。《南河图说》既是河督高斌反映河情、陈述治河政见、彰显治河政绩的工具,也是乾隆帝确定南巡路线、了解河务、进行河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南河图说》的绘制、呈奏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乾隆首次南巡的模式,对研究乾隆南巡和乾隆朝河政运作具有重要价值。     

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

清代前期,全国商品流通的范围和规模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同时,明代以运河为主干,以江南为中心的流通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江、沿海逐渐取代运河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干线,沿江、沿海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崛起。流通格局的这一变化,既是全国性经济布局变化的反映和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政府政策的很大影响。本文拟对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做一初步探讨。（一）明清两代运河的商品流通及其变化明代禁海,运河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品流通干线。京杭大运河北起京师,南至杭州,流经直隶、山东、江苏、浙江数省,沟通海河、黄河、…     

方纪与天津的文艺事业

方纪(1919-1998),原名冯骥,笔名公羊子,河北束鹿人。他是来自延安的著名作家和诗人,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一直担任天津文艺界主要领导职务,为天津文学、戏剧、民间音乐舞蹈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笔者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天津河北梆子剧院任专职琴师兼文书和艺术行政工作,与方纪同志有较多工作方面的联系。现谨将我早年亲历亲见的一些事实草成此篇小文,以作为对方老的怀念。     

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

在商会与政府的交涉之中,税收向来为重要议题,商会的抗税与减税行动在研究中也广受关注。本文讨论的不是商会如何抗税,而是其在沦陷区的税收体系中处于何种角色。在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及地方维持机构仍然看重商会的组织力,并企图强化之为经济控制及殖民统治服务。在税收层面,天津承继战前税制以为财政之税源根基。在战时的所得税、营业税的征稽过程中,商会在反复呈请减税、维护集体协商权、参与营业税代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显示在商会经过改组而为亲日商人掌控的情况下,商会之自治性及权威性大为削弱,但受商人利益及会员民意之驱动,仍尝试在协征过程中寻求减负时机。     

清代府级地丁税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通过整理1717、1743、1784、1820年府级地丁税面板数据,建立清代地丁税额的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借助空间面板模型,探讨地理要素对该分异特征的影响。地丁税额分布显著受海拔限制,高税额分布于600米以下地区。地丁税额的全局莫兰指数呈空间正自相关;局部莫兰指数存在显著空间分异,高-高集聚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地区,低-低集聚多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府域;引力模型显示税额空间正自相关格局形成受长江三角洲及北部部分省份的集聚影响最大。空间面板回归结果显示,人口与地丁税额呈正相关,海拔、坡度与地丁税额呈负相关。总体而言,地理要素对税额分布不平衡影响越来越明显,显示了国家治理对地方税额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     

明代北京的房号税——兼及明代其他城市的几种房屋税

明代以房屋作为课税对象的税收,最重要的是北京城市的"房号税",又称"房号钱"、"房号银",简称"房号"。北京之外,其他个别城市也有房屋税,如南京的"房钞"、杭州的"间架税"等。明代后期,嘉兴、南京等一些城市废除了总甲、火夫等役的实役制,改为按房屋征税,这属于由徭役演变而来的房屋税。总体来看,在明代,房屋税并不是一项普遍性的税收,不仅局限于城市,而且开征的城市数量不多,所得收入也很有限。到崇祯年间,因财政极端困窘,朝廷试图在全国开征房号税,但效果很不理想。     

明代浙江巡海副使、备倭都司、备倭把总设置考

巡海副使、备倭都司、备倭把总,其最初的设立时间相关正史缺乏记载,而嘉靖及以后的许多论述都认为创立于洪武年间。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证,证明其为正统及以后才陆续设立,其设置大背景即是正统初期倭寇入犯增加,造成沿海形势一度危险。巡海副使、备倭都司及备倭把总的设立,使得海防管理更加细化,沿海防卫能力得以增强,也确保了相当时期内沿海形势的基本稳定。     

明代天津巡抚设置初探

明代天津巡抚于万历年间倭陷朝鲜始设,事宁而罢,天启间又因抗击后金复设。天津巡抚始终以军事职权为重,而对于辖区内的钱粮词讼无权管理。即便如此,它的设置对于天津地区地位的提高及促进天津城市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于清代榷关额税的考察

清代榷关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税收 ,而税收的核心内容就是“额税”的确定 ;“额税”的确定始于明朝的钞关。清朝统治者在对明代钞关制度的继承与发展中 ,首要任务就是对明末钞关“额税”重新核定以及对清代新增榷关额税的确定。本文考察的清代榷关的“额税”专指作为其正项收入的正额和盈余两部分。     

国图藏清彩绘本《直隶省津保一带淀河图》绘制时间考

国家图书馆藏清绢底彩绘本《直隶省津保一带淀河图》,在研究历史时期冀中平原地区与海河水系演变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前学界认为该图绘制于清光绪年间。通过对该图所绘永定河、子牙河及淀河等河湖水系与相关水利工程样态进行分析考证,并与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年间《天津至保定河图》对比可知,《直隶省津保一带淀河图》的绘制时间应在清乾隆十一年(1746)至乾隆十六年(1751)之间。该图是乾隆前期畿辅水利工程建设成果的直观记录。     

清初泉州蔗糖贸易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随即解除海禁。康熙年间设立海关开海贸易后,沿海贸易迅速兴起。福建商人特别是泉州郊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大力展开闽台地区和江南、山东、天津和关东的远距离北艚商品贸易,同时又将江南的大宗商品棉花、布匹、丝绸,华北的杂粮,关东的大豆、豆饼等商品运回,促进了南北间商品的交流。在泉州商人北艚贸易的货品中,蔗糖是其中最重要的商品。     

腹地、军阀官僚私人投资与近代天津的经济发展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几十年间,天津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腹地和军阀官僚私人投资对天津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腹地经济的发展以及天津与腹地间不断深入的经济互动有了发展的市场基础,军阀官僚私人投资则极大地促成了天津的资本形成。它们实际上分别是市场和政府对天津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表现。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场对天津经济发展的影响,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中英南京条约》立约始末

1842年夏,鸦片战争至此已进行了将近3年。英国侵略军攻城掠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战争灾难。道光帝鉴于清军在广东和浙江的两次反攻均遭失败,又害怕人民起来推翻其统治,遂由过去的战和不定变为求和乞降。他任命耆英为钦差大臣,与英军议和。同时派往协助耆英议和的,还有重新被起用的前钦差大臣伊里布。 当时,英军无意停战,而是要按既定计划,闯入长江,控制长江与运河两大水道,截断南北漕运,使北京所需江南的大最糟米和税银无法北运,扼住清政府的经济咽喉,再肆意要挟。而清政府却错误判断英军将北犯天津,威胁北京,所以,清军重点在山东、河北沿海设防,而忽视了长江一带的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