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

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所熟知。在其《新史学》的第二章“史学之界说”中,梁公对于历史的性质做了如此的阐说：“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中国史叙论》表现为"建设"大于"批判";《新史学》表现为"批判"大于"建设"。两者都以建设中国的新史学为共同目标。"新史学"思潮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多数进步学人。"新史学"思潮以批判旧史学为特征,但是其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等学术建树,亦不应被忽视。     

鲁滨逊“新史学”的起源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西方社会变化翻天覆地 ,历史学也不例外 ,其中最显著的是美国詹姆斯·鲁滨逊倡导的“新史学”。美国社会现代化可以说是产生“新史学”的社会大背景 ;传统史学无法解释日益复杂的美国社会 ,以特纳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以全新视角纷纷登台亮相 ,为“新史学”提供了专业理论依据 ;而当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就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 ,不仅更新了历史学研究视角 ,且扩大了历史学研究方法和内容     

史学传统与晚明史研究

本文结合晚明史研究 ,回顾梁启超《新史学》发表百年来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作者认为 ,新与传统原是相对概念 ,但今“新史学”则多指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均受外来史学理论影响 ,其中不乏经验教训 :一是 2 0世纪 50年代后教条主义对于史学的影响 ;一是近年来中国史研究的西化倾向。作者不反对引进新史学理论 ,但反对教条主义 ;并认为新史学不能抛弃中国史学传统 ,2 1世纪中国史学仍是汉学的史学 ,而非西学的史学。     

“新史学”视域下的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述评

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起步于1950年代,在"新史学"思潮和社会现实影响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完成了由传统视野向社会、文化新视角的转向,并在区域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机制、传染病防治以及群体健康四大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公共卫生史的兴起,拓展了美国史的解释维度,刺激了不同学科的交流,并有助于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但受"新史学"影响,这一领域也存在内容碎化、忽视传统研究对象、缺乏比较性研究等问题。     

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

清季对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介译,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产物,对清末早期新式学堂的历史教育,对国人自编本国史教科书的出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支那史、东洋史的介译亦是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介译支那史、东洋史之主旨在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功利色彩。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史学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时代变革与制度——“第三届新史学青年论坛”综述

2019年9月26-28日,《史学月刊》编辑部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以“时代变革与制度”为主题,联合主办了“第三届新史学青年论坛”。此次论坛得到广大青年学者的积极响应,共收到征文340多篇,因受会议规模限制,最终遴选59篇论文的作者参会。与会论文作者分布在海内外37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议题涵盖了中国与外国、传统与现代的政治、财政经济、军事文化等相关制度的革新,兹择要介绍。     

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

<正>梁启超在1901—1902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一般被视为20世纪初“史学革命”的宣言书。(1)理解“史学革命”的内涵,需要从具体的知识脉络入手。学界以往大多基于中、日文资料,强调梁启超的“新史学”受到明治日本“文明史学”的重要影响。(2)李孝迁梳理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采择借鉴日本“文明史学”的文本痕迹,认为它们均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论著,     

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三条路径

<正>清季以来，政治、学术、文化、思想诸领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新旧对峙。新学对旧学的挑战激起旧学各方的应对，接连不断的以“新”或“现代”为名的各种学术文化运动，又加剧了新旧之间的紧张。就历史学而言，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已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至1933年朱谦之创办《现代史学》杂志，仍声称“对于过去的史学也不惜取批判的态度”。⁽(1))更有甚者，讽刺旧史家“妄自倨傲，旁若无人，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鼓吹，与文化史家之新运动，均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旧的观念仍牢不可破；但现在已完全暴露其落后性，而不为时代所容，甚至有危及史学本身存在之虞”。⁽(2))这种新旧对抗视角下的学术观察与叙述，虽也道出了事实的一个面相，却可能忽略了近代与传统之间至关紧要的关联。传统确曾一度“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它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形塑了近代。如福柯所言，传统让我们可以“毫不间断地追溯着对起源的永无止境的确定”。⁽(3))那么，传统是如何进入近代史学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萌发与成长中，传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何以让“...     

史学理论研究的世纪盘点——读《史学理论大辞典》

史学理论主要研究历史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它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整个历史研究的开展具有理论和方法论指导的意义。我国自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逐步实现旧史学向新史学转化以后,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由蒋大椿和陈启能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史学理论大辞典》,是一部对近百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的工具书。     

《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

梁启超在 1 90 2年就写出了《新史学》 ,但是中国历史学的根本变化却出现在二十多年之后。本文以 1 92 9年为例 ,叙述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变。一方面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大量引入中国 ,历史学家关注的领域已经从汉族中国扩展到四裔甚至世界 ,“新史学”正在日渐试图成为“科学”并与西方“接轨” ;但是另一方面 ,在历史学界种种动向与争论的背后也隐藏了另一个问题 ,即什么才是“中国”的“新史学” ,这一新的问题引起历史学界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科学取向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张与焦虑 ,并一直延续至今。     

我心目中的《史学月刊》

《史学月刊》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喜欢并经常阅读的刊物之一。它不仅给我以知识,还扩大了我的治学视野。《史学月刊》的前身是《新史学通讯》,是我国著名学者创办的。当时史学刊物很少,在河南省有《新史学通讯》,在天津有《历史教学》。新史学从那时进入我的记忆。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劳动才有今日的收获,《史学月刊》成为我国史学研究     

从涉海历史到海洋整体史的思考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兴起，与中国“新史学”的诞生同步，已有百年的历史了，从20世纪20、30年代的“南海交通”，到80、90年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经过几代学的耕耘，取得丰硕的成果，其他涉海的专门史研究也纷纷开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然而，在中国历史体系和教科书中，中国古代社会仍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二元结构：在这种陆地历史结构和权力话语体系中，中国海洋发展的种种事实，都被诠释为农业明的海上延伸。比如说。     

我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始于何时

提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般都是提“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从梁启超对进代中国新文化的贡献,突然想起中国整个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个运动究应从何时算起这个问题来, 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了。对此,我想我们也应当重新思索。说起梁启超的“新民”文化运动,我认为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梁于1902年写《新史学》一文,提倡史学革命, 这件事至少在学术上的意义不在《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之下,虽然其作用和影响不及后者,因为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史学集中了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华。另一件事,就是梁启超的“新民说”着重提出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在中国思想界,梁启超恐怕算是最早并最多提“思想解放”的人了,他把思想解放与人的个性解放即人的自由平等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培养“新民”必须从此入手。     

《年鉴》杂志的更名和史学研究的新趋向

法国年鉴派是战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西方史坛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史学”中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在整个20世纪,以法国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在国际史坛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反映了历史学发展的趋势;同时它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它的喉舌《年鉴》杂志的名称的更换上反映出来。     

“新史学”的兴起与方志学

在中国方志史上,二十世纪前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其特征是在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影响下,广泛吸收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历史学一道向近代转型。进化史观的引入与运用,修志目的从资治垂训向反映一地之历史发展转向,方志内容向社会经济部类扩展,重视运用各门科学方法编写方志,提出了一些改造旧志的主张,是中国方志学发生变化的主要内容。这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对于在本土文化中形成的古代方志学批判与继承中实现的     

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

詹姆斯·哈维·鲁滨逊被认为是美国新史学派的倡导人。鲁滨逊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明确提出:历史学并非一门枯燥的、孤立的学科,必须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应推翻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固有壁垒,引进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既要重视史料的搜集,又提倡发挥历史研究主体的能动性;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和实用价值,提倡一种"可用的历史"。鲁滨逊所开创的美国新史学派风靡全美,为现代美国史学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史学通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史学通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运用于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之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作出了贡献。该刊通过对一些重要史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倡导辩证的分析方法,提倡历史主义,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常、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总结《新史学通讯》的成就,对于回顾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和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向均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