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探析

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经熙宗、海陵、世宗、章宗朝的发展与完善,形成了封赠与品阶相结合的制度特点。在金代,官至五品才具备封赠先世的资格。具体封赠时,品官自身的官职,不仅决定着封赠先世的范围有一代、二代、三代之区别,同时亦影响其先世所获封赠官爵的等级。金代封赠遵循"近重而远轻"的原则,被封赠者的官爵视其与品官本人代际关系的近远而依次降低,散官阶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在继承前朝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从而对元朝的封赠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笼络人心、激励臣僚恪尽忠孝为目的的封赠制度,对金代统治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高安市博物馆藏两道敕命考

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藏有清嘉庆十四年(1809)颁赐的两道敕命,其一为封赠傅作求之祖父母,其二为封赠傅作求之父母。据考证,傅作求为嘉庆六年(1801)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其祖父母、父母是在去世后因推恩而受封赠的。这两道敕命反映出清代封赠制度之森严等级与虚荣性,所谓封赠,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笼络臣子为其效忠的御用工具。     

清代诰命──兼谈傅森之祖父母诰命

诰敕命文书原是魏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授给官员本人,或封赠到了宋代除授给官员本身外,还授与其先祖,生者为封,死者为赠）官员的先祖、妻室的一种文书,名之为“告身”,相当于现代官员的委任书。到了明代洪武五年（1372）参照唐宋时期的“告身”,实行诰敕命文书制度,清沿明制直至其覆亡而终结。清朝规定,几封赠五品以上官员及其世爵承袭罔替者,发给诰命。敕封外藩,封赠六品以下官员及其世爵有袭次者,发给敕命。对诰敕命的封赠范围：一品封赠三代;二品三品封赠两代;四品至七品封赠一代;八品九品只封本身。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批…     

清代皇帝封赠乳母再考

清代皇帝的乳母例邀封赠,这在一定程度上可打破其家族原有的性别次序并突破宫廷内部的阶级等次,乳母是宫廷女性中的特殊群体。清帝乳母被册封自顺治帝乳母起,然自乾隆朝开始,皇帝有意将封赠乳母之事从官修史书中隐去,以致人们留有乾隆及后世清帝不再封赠乳母的印象。事实上,乾隆至咸丰帝均给予乳母封赠,同治、宣统幼帝的乳母,留有其姓氏及得到恩赏的记录,但这些信息多深藏于宫廷档案之中。梳理近年披露的档案并辅以相关史料,可归纳清代入关后历朝皇帝乳母姓氏及其获得之封赠,其状况反映出乳母封赠与皇权的强化和衰落有着直接关系。     

由丛氏三帧圣旨浅谈明朝封赠制度

威海市文登区博物馆馆藏圣旨为明工部尚书丛兰家族所有,丛兰作为明中期的重臣,其家族圣旨对研究封建官吏封赠制度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章由丛氏三帧圣旨入手,通过对丛氏圣旨内容的艺术、文物价值剖析及研究,可以掌握明朝封赠制度的第一手史料。     

清代的封赠制度

在封建社会里,在朝为官者凭借其所积功劳不仅可以加官进爵,并且在死后也可以获得赠官的荣誉。官员自身可以受封,同时也可以把自身的封赠转赠于其妻、子、父母及祖父母。清承明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使得封赠制度更加完善。     

两道清代封赠文书考述

安徽师范大学博物馆藏有两道20世纪50年代从芜湖征集来的清代封赠文书,一道是李□茂夫妇诰命,另一道是李世□夫妇诰命。这两道封赠文书的发现,不仅为研究清代封赏制度、官文风格等提供了宝贵的档案资料,而且为清代湘军水师、长江水师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萧山博物馆藏葛云飞、葛承升封赠文书

萧山博物馆藏有清道光及同治年间颁发的葛氏家族的敕命两轴、诰命两轴。诰命和敕命封赠文书是一种特定的文书形式,其内容包含着一定的历史信息。通过解读,对探析清代的封赠制度,了解葛氏家族及葛云飞生平相关事迹等,皆有参考价值。     

明朝封赠大崇教寺下寺和西纳寺大喇嘛袭职圣旨释读

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明朝封赠岷州大崇教寺下寺崇隆寺、羊卷寺以及西宁西纳寺大喇嘛袭职的圣旨、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它们不仅可补《明实录》等记载之缺,而且对于研究明代的藏传佛教政策,以及明代甘青藏区"政教合一"制度等,都是重要的史料。     

北魏后期至唐初赠官、赠谥异刻出现与消失原因试析

赠官、赠谥由国家掌控,其运行有一定的规律,丧家可以预判。此外,一种灵活的赠谥填写方式,使得丧家可以在提前制作墓志时对赠官、赠谥进行较为准确的预处理。但大变革的北魏后期,私家请求封赠、国家主动赐谥与私家请谥制度混杂、墓志发展等诸多新现象共存,丧家的误判造成了异刻的格式差异,所以,异刻主要责任者是丧家本身而非国家。隋唐以来,规范私家请谥、请求封赠、墓志制作等私人行为的制度渐次出台,赠官、赠谥异刻现象亦渐次消失,体现出以公权力约束私人行为的制度设计理念。     

清代对藏传佛教的禁约和整饬

白文固在《中国藏学》2005年第三期上发表了有关藏传佛教的研究文章。作者认为清康乾之世,对藏传佛教进行了多方面的禁约和整顿,诸如严肃国师禅师的封赠,禁止随意私自剃度或私行建寺,严禁喇嘛游方他地或久居京师,并对喇嘛的服饰及饮食制度作了规整。清康乾之世对藏传佛教的这些禁约、整饬大     

古代诏令文书“诰命（宣命）敕命（敕牒）”

诰命、敕命在民间的称谓即圣旨。古代以大义谕众叫诰。所谓诰是以上告下的意思;敕（又称诫敕）《释名》：“敕,敕饬也,使自警饬不敢废慢也”,帝王自上命下之词。诰命、敕命是中国古代帝王诏令文书的文种名称之一,为皇帝封赠高级官员的凭证。由于官员的品级不同,诰敕封赠的范围及轴数、图案和轴头亦各所不同。     

安徽师范大学博物馆藏两道诰命考述

清咸丰十一年(1861)吴楠夫妇诰命和同治五年(1866)吴棫夫妇诰命是清代晚期封赠文书的新发现,不仅有着证史、补史的作用,而且为清代封赏制度、官文风格、文书档案史等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党项与西夏女性人物汇考

本文搜集整理出唐宋以来党项、西夏史籍、类书、文集、墓志铭等汉文资料中所见136名党项与西夏女性,从姓氏、社会关系、封赠与事迹、史料来源等方面予以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党项与西夏妇女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等问题。     

晚明官员的建言去官与起复封赠

晚明士人群体好谏诤,因建言而导致去官者众。针对这种情形,在朝群臣一再要求皇帝起复去官之人,或者封赠逝者,此类呼吁往往在朝廷出现政治变局与皇位更迭时,获得落实。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士大夫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士论砥砺,皆暗含着鼓励臣下直谏的思想。起复、封赠之议也反映出晚明中、下级官员与高级官员间的政治隔阂愈深,君臣关系隔膜愈甚的情形。但是,试图挽救晚明朝廷危局的主体终究是那些敢于建言,不惜去官,以及待诏起复的士大夫,他们无疑是晚明那个时代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实践者。     

历史社会学视域中经典概念及其研究范式之反思——以“差序格局”为中心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提出的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经典概念。有研究者将差序格局置于先秦至晚清民国丧服制度这一礼治传统之中,提出向内与向外的双向度批评。实则,费孝通所论家内的"自我主义"有田野调查根据,也与秦汉律令规定相符。恰恰应该反思以丧服制度诠释差序格局的可行性。丧服制度仅仅在战国秦汉魏晋南朝时期作为现实的叙族方式,且其历史实践与儒学"亲亲仁民爱物"的理想相违背。昭穆制度在汉代以来以儒学重构家国天下的历程中复兴,并取代丧服制度成为现实的叙族方式。基于社会学理论而脱离原创语境和历史语境对经典概念内涵的扩大,无益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建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全盘接受书面的经典性知识,而忽视具体的历史实践过程和运作逻辑。对历史文本和历史实践,尤其是不同层次历史实践的精准区分和辨析,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并建构对于历史真实的社会学认知。     

律令体制下的日本神祗祭祀

自公元 7世纪至 8世纪中国唐代的律令制度传到日本后 ,当时的日本政府大多照搬了唐代法律的规定。而对于祭祀制度 ,由于中日两国风俗习惯不同 ,两国的祭祀制度也千差万别 ,因此 ,日本政府在制订《神祗令》时 ,并没有一味地照搬唐代的《祠令》的规定 ,而是沿用了本国固有的祭祀传统。但对于祭祀活动的管理、对于违反祭祀活动的处罚原则 ,却借鉴了唐代律、令中的内容 ,并有所变化。     

新见唐昭靖太子墓志浅识

唐昭靖太子墓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位唐朝中期代宗皇帝李豫之子的家族世系及对其封赠情况和他经历的短暂一生,可以补充《新唐书》、《旧唐书》中关于昭靖太子记载的不足。     

制度对于区域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上海与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比较

制度决定了交易成本,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产权确定了人与人之间使用稀缺资源的相互关系。有效率的产权应该具有排他性,根据排他性的程度产权可以分为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制度和产权的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特性。政府在制度和产权安排方面具有几乎垄断性的优势。上海与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比较,支持和验证了以上理论假设和判断。上海的高科技产业具有更大的规模和更广的行业门类,而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则具有更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更好的经济绩效。前者归咎于上海长期以来雄厚的产业基础,而后者则显示出制度对于区域产业发展模式乃至绩效的影响。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决定了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不同制度安排。制度安排上的差异进而导致两地高科技产业发展绩效不同。     

北京新出土明房汝中墓志考释

2015年,北京海淀区出土了明代房汝中墓志,志文不仅记载了墓主房汝中的生平履历及家世,而且涉及明代军户移民、特例封赠等问题,为进一步研究明清时期山东益都（今青州）房氏家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可补相关史志记载之不足,史料价值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