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免疫学研究的开拓者冯理达

海军总医院原副院长冯理达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和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的长女,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系。冯理达随父回国后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获医学博士学位,并日益成为我国著名的免疫学专家。她主编学术专著8部,共计260万字,3次获军队科技进步奖,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消毒研究室和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免疫学研究中心,曾29次带队赴传染病疫区和地震灾区指导防疫治疗工作,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早期归国定居专家",并授予"白求恩奖章"。     

冯玉祥之女：父亲死得很蹊跷

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1925-2008年）,曾是全国政协委员、世界医学气功学会主席以及免疫学专家。冯理达这样评价父亲：作为军人,他正义凛然,从容大度;作为父亲,他慈祥严格,风趣幽默。她一直保留着一个泛黄的笔记本,这是冯玉祥留给她的一笔财富。     

将门之女——冯理达

冯理达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全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北京中国免疫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世界医学气功学会副主席……1925年出生于天津,父亲是我国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母亲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长。冯理达从小一直跟随父母身边,受过良好的熏陶。提起自己的成长过程,理达总感到父母亲对她的影响是巨大的,她是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大家庭中,彼此之间互敬互爱……     

将门名医冯理达

一提到著名爱国人士冯玉祥将军,可说几乎无人不知,然而,人们对冯将军的爱女冯理达的情况和事迹未必有多少了解。1982年9月11日在冯玉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北京举行了隆重     

辛亥滦州起义的幸存者——冯玉祥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可敬的民主斗士、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冯玉祥1882年9月26日出生在青县兴济镇(今属沧县)。因为笔者多年研究冯玉祥将军的生平,与将军的次女冯弗伐、四女冯理达有过密切的交往。如今二位大姐均与其父瑶池相会,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思念。记得一次,在北京西城区府右街博学胡同15号冯弗伐家里聊天时,大姐谈起其父生平时有一句话说"辛亥滦州起义的幸存者"。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笔者     

将门才女冯理秩

冯玉祥,20世纪30年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著名的爱国将领,曾任西北军领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其女冯理达,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台港澳侨委员会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原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副院长、世界杰出的女科技工作者之一。出自名门望族的她,是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人士,同时还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一位女将军,     

她的心中永远装着祖国和人民——冯理达辞世两周年祭

2008年1月20日下午5时,这是一位老人去世前意识清醒的最后一刻,在病床上,她紧紧拉住儿子的手：“悠真,你要永远记住,妈妈是党的女儿。我死后,帮我代交一万元党费……”交完党费,这位老人的工资卡上便仅剩85．46元,而她一生所捐献的钱物,早已超过300万元。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和新中国首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的长女——著名免疫学家,社会活动家,全国政协第八届常委,第七、九、十届委员,海军总医院原副院长冯理达女士。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举行2007年新春联谊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2007年新春联谊会于1月28日上午在北京万寿路中办老干部活动中心举行。出席联谊会的有名誉会长任继愈及在京的顾问万绍芬、王国忠、刘精松、冯理达、庄炎林、宋涛、李中权、李伦、杜子端、贾若瑜、黄玉章、裴周玉、魏国运等，常务顾问冯征、杜导正，第一副会长张文彬，常务副会长曲润海、王俊义、何承阳、王才，副会长鲁谆、洪深生，理事、名誉理事、会员和老将军、老同志、企业家代表共300余人。     

读贵州史志文献札记三则

"札记"叙述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央电视台《地理·中国》节目,曾介绍在我国一些地区寻找"断肠草",该节目介绍了寻找断肠草的经过,使观众增加了许多知识。节目介绍中未涉及"断肠鸟"。贵州地方文献对断肠草与断肠鸟有详细的记载,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资料。二是"札记"叙述了贵州地域明清时"卫"的建置。一些学者认为明代贵州只设有二十四卫,这是不准确的,明代贵州有"卫"是二十七个。清初贵州新设"巴香卫",虽然巴香卫设置时间很短,但不能否定它的存在。三是"札记"对贵州文献记载"奢香"曾见高皇后,并得到若干赏赐,这是与史实不符合的错误记载。     

顾颉刚的“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及其影响

中国"新史学"的建立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顾颉刚于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民族不出于一元论"是一个绝佳例证。此说破坏力之大,与"层累说"相类似,堪称"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从现有资料来看,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论点,不仅是从前人如欧阳修、洪迈、崔述、王国维、梁启超的相关论述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更在于其运用了近代的史学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是故,此论自问世后,不仅得到了"疑古"派的肯定和支持,还对"信古"派、"考古"派以及"释古"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于今来看,这一论点仍可以被视为是运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上古史的基本原则和总纲领之一。     

演诗与演德:结合出土文献的阐释

西周礼乐文化是"演诗"艺术生长成熟的文化土壤,诗乐舞统合的西周"演诗"仪式是实践"乐德"教化的具体路径,"演诗"是周代"乐德"精神的载体。西周礼乐文化的"乐德"教化宗旨决定了"演诗"仪式以巩固王权为目标,以"演德"为准则,以"乐德"精神为内涵,以"耀明其志"为中心的艺术形态。西周"乐德"精神直接影响了诸子时代文化群体对"乐德"思想的继承,成就了诸子时代文化思想的核心精神内涵之一——"崇德"。西周礼乐"演诗"不仅是"诗言志"命题提出的元始文化空间,同时印证了"致用"文学精神生长成熟的早期文化足迹。     

美国“进步主义时代”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内的政治斗争

威斯康星州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州之一,1901~1905年罗伯特·M.拉福莱特担任州长这段时期则被认为是为该州"进步主义运动"的奠基时期。在任期内,拉福莱特领导威州共和党内"改革派"在1904年州选举中决定性地击败了党内较为保守的"中坚派",成为党内占主导的派别,为1905年后的威州"进步主义运动"扫清了障碍。在"改革派"和"中坚派"的斗争中,双方都调动了强大的意识形态资源,结果是诉诸"人民"的"改革派"获得了胜利。在进步主义改革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共和党"改革派"敏锐地利用了以"人民"为核心的政治话语,改造了共和党的意识形态,使之从保守的"老大党"转变为顺应时势的改革政党。     

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在五四时期的发展

萌发于清末民初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到五四时期有了新的发展。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与清末民初比较,五四时期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复兴"或"民族复兴运动"思想,而且这时所讲的"民族复兴"是包括汉、满、蒙、回、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亦即"中华民族"的复兴,而非清末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时仅仅是"中华"亦即"汉族"的振兴,尤其是孙中山对什么是民族精神、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处理好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与向外国学习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述,是对民族复兴思想的重大发展。     

论中共在1921—1949年建构“人民”话语的特点及意义

"人民"话语是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建构这一话语时,一是注重"人民"话语的历史发展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赋予其不同的内涵;二是突出"人民"话语的阶级性,与"国民"等其他话语作了严格的区分;三是赋予"人民"话语以无上的价值向度;四是强调"人民"话语的真实性。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话语的科学建构和准确运用,不仅为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而且也为实现政治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历史前提。     

小说老子的“自然”、“无为”

老子的学说中,"道"是核心理念。老子对"道"有不同层面的解说,实存意义的"道"、规律性的"道"、生活准则中的"道"等等。而无论哪个层面,"道"的属性不变,那就是自然之道。老子的"自然"与现代语境中的"自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后者是一个具体概念,老子所说的"自然"则应理解为"事物本身的样子或规律"。而追求"自然之道"则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有了"自然"的理念,才有了"无为"的基础,才会有世界的和谐。     

先秦宾语前置句“唯O是V”结构的词性功能再探讨

先秦时期宾语前置句"唯O是V"句式盛行了一段时间,相对来讲较有生命力。前贤关于此句式已经展开诸多研究,特别是关于"唯"和"是"的词性。但是,目前学界对这两个词的词性仍有颇多争议,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尚未成为学界共识。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从最初的词性和功能出发,结合宾语前置句的句法,对"唯"和"是"的词性及功能进行了再探讨,并得出结论:"唯O是V"结构中的"唯"是语气助词,但具有发展成介词的潜力;"是"是连词。     

语必惊人总近情——袁枚对杜甫天性多情的推崇及其对后人的影响

从晚唐以来,人们给予杜甫"诗史"、"诗圣"和"集大成者"之美誉,其实质都是集中在对杜甫诗歌的评价上。到了清代,性灵派领袖袁枚独树一帜,高举"情"的大旗,认为杜甫是天性多情之人,并对杜甫之情的多重内涵赋予了新的解释。显然,袁枚把关注的焦点从诗歌转向了诗人本身。这种评论对后人,尤其是梁启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袁枚对杜甫的评论使"情圣"之称呼之欲出。     

我本嵕山郎(一)

正我想家了。只有住着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咸阳市礼泉县"阎家什字",才是我灵魂深处永驻的"家"。我想嵕山了。九嵕山是雄大的象征,唐昭陵是堪绝的文化,九嵕山下,终日劬劳,生生息息,走过了几辈辈"嵕山郎"啊!九嵕山是我文化传承的"根"。     

文化传播中的小插曲

正世界文化传播依靠的无非是三种路线——"政治交流"、"贸易往来"、"宗教传播"。其中前两种或重名或重利,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比较接地气的就数"宗教传播"了。在精神生活异常匮乏的古代,巍峨的寺庙不仅是求神拜佛的场所,更是许多"流行范儿"的原生地。以"土豆"为例,这种今天风靡世界的"魔豆"在四百年前刚传入欧洲不久,就做了修道院高墙中的"囚徒"。原因是在关于《圣经》的浩浩典籍中只提到了可食的"茎状植     

我的“学大庆”之行

正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在其"抓纲治国"的决策下,首先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于1976年的冬天,在北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二是于1977年之初,开了一个工业学大庆会。后一个会,似乎最初也是在北京开的,后来开到大庆去了,至少是去参观了。当时媒体上大炒特炒"华主席领导我们学大庆"如何如何,那时的"两学"胜过了现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