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陈独秀的两组“佚诗”与隐居——答《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

拙作《陈独秀早期的两组“佚诗”考析》一文(见《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以下简称《考析》),对陈独秀在1908年至1910年间的思想与活动,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近读《安徽史学》1985年第五期,上有《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一文(以下简称《亦谈》),对我的观点提出异议。为此,我写了这篇《再论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与《亦谈》作者商确。     

卷首语

在历史的长河中,当无数为人民自由与解放而献身的志士仁人化作一块块墓碑,这些墓碑便汇集为历史的丰碑,累积成人类进步的基石。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纪念碑》一诗中吟道:"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在这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乞求过宽恕同情。"——可见,为人民,只有为人民才能不朽。     

编写“红色文学史”的前后

最近,黄修已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修已是我在北大时同班同学。我们都曾参与编写所谓“红色文学史”。该书当年曾被赞誉为“奇迹”和“创举”。修已的文章重提这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发人深省,感触良多。其实,这个“奇迹”和“创举”,不是孤立发生的事件。我想围绕编书的前前后后,也谈谈我今天对此“奇迹”的认识和反思。     

“六经”次序探源

“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 ,并非出于今文家 ;而“用《易》居前”的“六经”次序 ,虽然出自古文家 ,但也渊源有自。《易》居《诗》、《书》、《礼》、《乐》之前或居其后 ,这两种“六经”次序的形成 ,实与孔子晚年前后经学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陆德明“用《易》居前”本于“著述早晚” ,周予同“以《诗》为首”“按《六经》内容程度的浅深”的论断 ,文献尚难坐实。从帛书《要》篇提供的线索看 ,孔子晚年以前轻视《周易》 ,所以殿《易》于《诗》、《书》、《礼》、《乐》之后 ,晚年以后重《易》 ,所以冠《易》于《诗》、《书》、《礼》、《乐》之前     

从“圣门”到“诗家”——“风人”意念的转向与明代诗论

“风人”一辞主要指《诗经》“国风”一脉的诗人,首先包括“国风”诗篇的作者,次被引申为继承“国风”抒情传统的理想诗人的范型。作为一种批评策略,“风人”的诗学原则与汉儒所奠定的经典解诗传统呈现出同源而异趣的发展辙迹,其重心逐渐从“圣门”的经典语境过渡向“诗家”语境,被开启章法、修辞、言意关系等语言情意结构层面的理解和研究维度。此一诗学转向大致在明代以“辨体”为理论要素的文章学语境中达到高峯,以许学夷《诗源辩体》为集大成之标志,完成对多种资源的综合。“风人”的完整内涵至此包括诸如风刺、考正、比兴、寄赠、微婉、温厚、言近旨远、不落言筌等一系列伦理价值或美感特质。     

石鼓文词句“四介既简”试解

“四介既简”,此句出自 《石鼓文·田丰》.王昶《金石萃编》释文、潘迪《石鼓文音训》并误释此句为“吾众既简”.潘氏解“简”为“选也”.“四介”二字,郭沫若说:“二字颇漶漫,然谛审可辨,《诗·清人》‘驷介旁旁’.”郭说甚是.按古文献“四”、“驷”相通.《诗·小雅·四牡》:“四牧騑騑”.《仪礼·既夕礼》:“玄纁束马两”,贾公彦《疏》引《诗》作“驷牡騑騑”.《左传·定公十年》:“公子地有白马四”,《汉书·五行志下之上》作《左氏传》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马驷”.《诗·大雅·大明》:“驷騵彭彭”,《公羊传·隐公元年》:“赗者何?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徐彦《疏》引《诗》作“四騵彭彭”.《诗·秦风·驷(?)》:“驷(?)孔阜”,《说文》马部“(?)”字下引《诗》     

朱光潜“诗境”说述评

“诗境”说是《诗经》的核心观点之一,也是朱光潜诗学理论的精髓之一。它虽未直接讨论诗的本质问题,但实质上却是朱光潜诗的本质观的核心部分。朱光潜的“诗境”说直接受到王国维《人间词话》“意境”说的启示。王国维《人间词话》提出“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的“境界”说。朱光潜对王氏评价及高,认为《人间词话》是近代学批评“最精到”的作,甚至到晚年他还满怀感激地说：“王国维写过一本小书《人间词话》,我从中受到很多启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风雅正变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他对于诗的态度,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为经典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孔子诗论”,为我们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又做了献上的丰富：首先,《孔子诗论》充分证明了先秦的用诗风气之盛;其次,在《孔子诗论》中,孔子基本是从诗的本义出发来评价诗篇的风格,与后儒定义“风雅正变’说有很大差距;第三,传统诗论中的“美刺”说可以说完全是对《诗经》的误解。对封建时代的一些错误的诗说,《孔子诗论》为我们作了全新的辨正,为我们认识《诗》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极大的献价值。     

“春云”一诗作者应为文征明

拙文《石乾小考》(载《文物》1999年第4期)中所引“春云离离浮纸肤……”一诗(以下简称“春云”),在未经仔细论证的情况下,断为石涛所作,实误。今据所得材料订正如下: “春云”一诗原作者为文征明。此诗初见于文氏《甫田集》卷六,题为“题高房山横轴”,款“征明为子儋题”。另张丑《清河书画舫》“绿字号”亦载此诗,为“高克恭《秋山暮霭图》”的题跋。吴升《大观录》卷十八卷载《高尚书青山暮霭图卷》,后亦录此诗跋,款为“征明为子儋题”。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此诗名为“题高彦敬云山图”,款为“文征明为朱子儋题”。按“朱子儋”其人,姜绍书《无声诗史》卷     

《诗经》“东门”的象征意蕴

在原始时代,诗歌是与神话和宗教相关联的。——朱光潜《诗·郑风》有《东门之》、《出其东广门》、《陈风》有《东门之》、《东门之必、《东门之杨》。以上五首诗都有“东门”一词,为称引主便,简称为“东门”诗。对于这组“东门”诗的主旨,古代学者多斥之为淫奔之诗,现代学者多认为是爱情恋歌,评价虽相廖,但共识也很为明显,即“东门”诗都为关男女性爱之诗。那么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一部《诗经》＜l,何以竟有五首有关爱情之诗发生在东门？而非南广1？西门？北门？在当时人们的思维意识中,为什么一提到“东门”就让人想到爱情呢…     

《柔石故里仰高风》一文中的引诗系张恺帆所作

编辑同志： 第５期《炎黄春秋》７６页《柔石故里仰高风》，引用柔石写的诗纪念“二七”殉难烈士。非也。 这首诗建国后被认为是烈士佚名之作，收录在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后来萧三发现是无为县张恺帆所作，特写信向他致歉。恺老复信说：“我是幸存者，能获烈士称号，当不胜荣幸，何歉之有！” 当年，我曾在无为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工作，了解这首诗的由来。１９３３年４月张恺帆同志受中共江苏省委外巡部派遣先后任中共上海吴淞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同年１１月，由于叛徒出卖，在吴淞被捕，关押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     

黄庭坚《漫兴》诗辨误一则

黄庭坚《漫兴》诗云：“肉食倾人如出凡,藜羹饭我是朝三。晓来不倦听衙鼓,云裹卷帘山正南。”此诗见清乾隆时人谢启昆所辑《山谷诗外集补》,中华书局2003年尚荣校点本《黄庭坚诗集注》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黄宝华点校苹《山谷诗集注》均以此为底本,故字句相同。但我们认为此诗中的“出凡”乃“出九”之误。     

不读《三字经》以后

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幼儿启蒙读物是《三字经》,或者准确地说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和《弟子规》,简称为“三百千千弟子规”——读起来很押韵,朗朗上口。     

我与萧乾做“同事”

<正>萧乾先生出任《世纪》杂志编委会主任时,我是《世纪》的特约编辑;萧老在20世纪50年代曾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我第一次在衡山宾馆见到他时,也已任《人民日报》记者。尽管有此巧合机缘,毕竟在年龄上,他与我是爷孙辈;轮地位,他更是文坛巨匠,我只是个文学青年。所以当他用厚实而温暖的手紧握我的手,调皮地笑称“我们可是同事相见”时,我很有点惴惴不安。他也许察觉了我的神情,继续笑着说：“这几天我还要见见《世纪》的其他同事们。”正是《世纪》创刊,使我有幸开启了与萧老的这段“同事”机缘。     

略谈“秘色瓷”

“秘色瓷”一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诗中“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描写了秘色越器的釉色。唐未五代徐寅所作的《贡余秘色茶盏》诗,也以“捩翠融青瑞色新”,来赞咏秘色瓷。宋人越德麟说:“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宋会要》以及《宋两朝     

“红刊”是校外教育的好教材

我是一位从教近40年的老教育工作者,2005年退下来后,便积极参与了全镇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十多年来,我与《铁军》《大江南北》《银潮》等“红刊”结伴而行,在学习中感悟,在使用中求效,不仅让自己的精神受到了洗礼,而且让“红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好教材。现将自己学用“红刊”的体会与大家分享。     

《韩诗外传》“鼓钟乐之”辨析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根据《韩诗外传》卷五引《关雎》诗作“鼓钟乐之”．遂旁征博引,不遗余力证成韩《内传》作“鼓钟”,孔子“所见《诗经》必作‘鼓钟’．而今传本《毛诗》作‘钟鼓’乃后出误本”．并进而认定后人说诗一方面“用《毛诗》‘钟鼓’之”,一方面“仍取韩说房中之义,斯为谬矣”。     

姚华曲学观的“诗统”意识

晚近姚华适为“通人”,他最为世人肯定的学问是曲学。姚华曲学在其“诗统”阐释中彰显出总结性、系统性,以其曲学专著《曲海一勺》为代表,“诗统”的主要内涵有：一、从曲学内部来看,依体制先《原乐》,辞乐合一,诗被管弦,乐变体变,故变而为曲;就诗本而《明诗》,诗关性情,千栽未易,曲最能传情;论功用必《骈史》,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可“化民成俗”,诗关世运,世变诗变。如是则曲最应时世。二、由是则形成诗一词——曲的发展统系,此统系皆薪火相传了“诗统”精神。三、今之曲当随世而“通变”,以继“诗统”。三者间,前二者是有意识的阐释,此种“温故”为历代所无;后者是介于有意与无意同的“诗统”续建,此种“知新”则多付阙如。     

民国报界的“张大先生”与“张二先生”

新闻界的老报人也许还记得南京报坛有办报兄弟俩,哥哥张友鸾曾在多家报社任过总编辑,后自办了《南京人报》,报界习惯称他为“张大先生”。弟弟张友鹤在南京创办了第一家晚报《南京晚报》,人们称他为“张二先生”。他们是我的伯父和父亲。     

于右任留诗商洛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的国民党元老,名书法家、诗人,陕西三原人于右任先生,一生诗作近千首,见诸《半哭半笑楼诗草》、《变风集》、《右任诗存》、《于右任先生诗集》(台湾)、《于右任诗歌萃编》……然先生写于陕西商洛的一首绝句,似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