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州商人文化的整合

徽州文化的特质是什么?人们历来都把新安理学与徽州文化等而视之。历代所修徽州方志亦作如是云。但是,当笔者更多地涉猎徽州文化时,却深切地感受到徽州文化的特质并非是理学,而是商人文化。商人文化是一个新课题。笔者拟就理学的分流、转换以及徽州商人文化的整合等作一粗浅探讨,以就正于学界同仁。     

秩序的确立:《新安名族志》的编撰与意义

本文通过解读<新安名族志>力图揭示传统徽州社会对秩序的重视.确立秩序的主要依据是文化背景和官秩,这使徽州社会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徽州商人亦秉承其文化精神在中国商业舞台上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新安名族志>的编撰过程体现了立序标准的确立、立序主体的作为以及该志的文化内涵.     

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十分活跃。徽商萌芽于两宋,兴起于蒙元。徽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由徽州经济结构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地理、文化因素。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加快徽州地方物产商品化,促进徽州人口流徙,推动徽州社会阶层分化。该时期的徽州商人属于专业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获得大量财富,改变了徽州人的职业观,激起时人对四民观的审思;改变了自身和徽州经济面貌,形成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是明清徽商的基础。     

宋代以来徽州文化象征的塑造——以程朱阙里的建构为中心

宋代以后,徽州文化由尚武转变为文雅,理学成为徽州文化的象征。歙县黄墩(篁墩)因为与二程和朱熹的特殊联系,受到徽州理学界的重视。明清时期,徽州先后两次掀起建构程朱阙里的高潮。在徽州理学界、士绅、宗族和商人的共同努力下,国家权力最终认可了篁墩为程朱阙里。此一建构过程是徽州社会各界自觉选择的结果,充分反映了徽州文化的本质。     

徽州文化发展视角下文房四宝文创设计研究

徽州地区孕育了独特的文化风貌,其中,文房四宝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深入研究徽州文化及其文房四宝的内涵,分析其在文创产业发展方面的现状,并提出文房四宝文创设计的原则。通过前期调研以及对于设计定位、设计内容等方面的研究,文章认为对文房四宝进行创新设计,有助于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进而推动徽州文化的繁荣发展。     

人口压力、地域开发与徽商兴起——一个长时段的考察（770-1600）

唐宋以来,徽州地区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的人口压力加速了徽州的地域开发。其中,宋代徽州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和山区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徽州山区商业和商人的发展。明中叶以降,徽州人乘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繁荣之势,大量外出经商,徽州商人也从唐宋时期的地区性商人发展成为明清时代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徽商＂。     

明末清初徽州书画商人的经营活动

明末清初活跃在江南的徽州书画商人,其经营活动旨在获取商业利润,其间自有"浮慕"者,但决非能以"附庸风雅"概而言之。徽州著名书画商人吴其贞、王越石,以及方樵逸、胡雅竹的经营都相当成功,不但积累起雄厚的家资,而且搜罗收藏了大量书画珍品瑰宝,还培养了其家族或邻近地域的不少书画经营人才。明末清初李日华、张丑等人的收藏鉴赏事业,有赖于广大徽州书画商人的商业经营。     

藏在宗祠里的徽州古戏台

徽州戏剧演出活动源远流长,东晋时期就有“宴会辄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的记载。徽州古戏台是戏曲文化的延伸,与徽州的建筑、徽商、宗族等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徽州的商人发达后,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一方面读书登第,努力入“仕”,一方面以戏剧等各种文化活动为载体,结交四方文入雅客,追求士大夫阶层的高雅品位。而在许多徽商看来,     

世界文化遗产宏村——解析宏村空间形态发展结构因素

宏村村落形态充满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整个村落布局似“牛”形,反映出当时村民对牛的崇拜;民居的厅堂厢房以中轴线对称,其布局和功能体现了“长幼有序,男尊女卑”的等级思想;从栋宇鳞次、庭院相贯、雕饰如画的宅居,又可以看出一向克勤克俭的徽州商人正朝着商业资本转化,追求奢侈享乐的生活。总之,宏村的空间结构不只是满足人对物质的需要,更是满足人对精神的需求。     

曹文埴曹振镛父子的政治文化形态略论

政治文化是某一民族或某一区域的民众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了徽商“好儒”这一较为独特的政治文化形态。其实,徽州商人的……     

论儒释道对徽商的影响

古徽州自南宋以来素有程朱阙里、东南邹鲁之称,是中华文化正宗传承的典型地域。徽商自小受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在其思想深处形成了共同的观念、信仰、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文化特质,建立了一种以同行公认、自愿遵守并以商业行为制度为特征的文化模式。徽商不仅经济基础雄厚,而且造就了独特的徽州文化,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充分体现中国正统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映射出释家和道家思想的光茫。本文拟就儒释道在徽州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徽商的影响作详细分析,以便全面、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徽商的文化理念。     

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从方用彬谈起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的出版,为明代商人及士商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方用彬是一商人与文人共兼人物。他选择这样一种角色,主要是为扩大社会联系,提高自身地位,及自怡或娱人。其文化多少也辅助了商业。但由于过分投入文化活动,最终有损于他的商业,甚至使家业衰落。明代后期方用彬现象较为普遍,不妨称之为商人及其子弟的文人化。它起因于那个时期传统思想的挤压和商人的自适性选择。其特征是:物欲与情趣在他们身上并存,而珍视文人生活胜于商业,以至于过度地玩味贵族文化,最终浪费了资源,影响了商业经营,甚至造成不幸结局。商与文、贾与士并不总是合拍,对两者之间的兼和力应该有一适当评价。     

曹文埴振镛父子的政治文化形态略论

政治文化是某一民族或某一区域的民众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了徽商“好儒”这一较为独特的政治文化形态。其实，徽州商人的……     

试论程敏政《新安文献志》

徽州文化,源远流长,涉及面广,内涵丰富。其有关文献资料,除地方志(如《新安志》、《徽州府志》及有关县志等)有所整理记述外,前人还编撰了一些资料专书,如以记述徽州名门巨族为内容的《新安名族志》,以记述程朱理学源流发展历史的《新安阙里志》,以及分门别类辑录徽州有关重要文献的《新安文献志》,都是研究徽州文化的重要典籍;其中以综述见长的《新安文献志》,规模尤其弘大,所辑材料尤其丰富,故尤受世人重视。     

清代徽州盐商江仲馨获利案例试析

明清时徽州盐商是否牟取暴利 ?这是个需要摆事实、讲道理的问题。汪士信先生在这方面有开拓性的工作 ① 。笔者也曾分别就明万历、清乾隆和嘉道三个不同时期徽商所涉足的两淮盐利 ,作过尝试性数据分析② 。尽管这些分析仍是粗糙的 ,许多方面尚有待改进 ,但它已能排除徽州盐商作为一个商人群体牟取暴利的可能。江巧珍、周晓光二位先生 ,曾分别就嘉道时期徽州盐商江仲馨的经营案例作过研究③ 。该案例涉及商人在淮盐食销区的经营状况。虽因史料本身的限制 ,要对其获利情况作深入探讨尚有困难 ,但以此作为对徽州盐商是否牟取暴利的讨论还是可以…     

明清以来地域商人对身份的自我超越——以叶开泰叶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从徽商家族发展变迁的视角看,于明崇祯十年(1637)创立了著名的汉口叶开泰药店的叶氏家族,先后经历了从徽州迁居江苏溧水、再从江苏溧水迁居湖北汉阳的两次重要迁徙,其根本目的是以家族的地域流动来推动家族商业发展。叶氏家族并不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功,而是把叶开泰药店的商业利润作为养家和提升家族政治、文化地位的资本。叶氏家族通过对“徽州人”身份和“商人”身份的自我超越,不仅实现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也推动了家族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使其从休宁淄溪一个普通的徽商家族蜕变为驰骋于政商两界的汉口著名世家。叶开泰叶氏家族的发展史,开创了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经营和自我发展的新模式,为我们跳出商帮史的视角,超越地域和职业,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去重新理解传统时代的中国商人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     

徽州篁墩氏族迁徙考论

在源于氏族迁徙和追求氏族血统的徽州宗族社会形成中,歙县篁墩是一个有着独特和重要意义的地方。它曾是徽州几十个姓氏宗族的始迁地和保祖发祥地,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源自篁墩的宗族裂分是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重要机制,篁墩在徽州人的心目中,具有宗族圣地的地位。     

《安徽史学》1992年总目录

〔括号内数字,左边为刊期,右边为页码)1) 12) 1) 7) 15) 16)21) 80)1)7)11)14)19)27)1)8)12)(1(1(2(2(2(2(2(2(3(3(3(3(3(3(4(4(4 古代史关于骨吏制度的几个间题论东汉隐士亦论刘邦与项羽明清皖籍人士与海南关系之考察李善长籍贯狱县说早期青邦的起源和性质清前期矿务政策述评何之元和《梁典》论徽州商人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历史地位谈谈徽州商人的宗教信仰略论徽商的别号与宅名明后期海禁的开放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包拯墓志》补遗关于扬州发现的皖籍北宋官员许世京的墓志试论西周胡国的族源巢国的来源和迁徙试论包拯的经济改革思想六月六、…     

雅的裁量权——论明代士大夫集团在文化商业化中对话语权的垄断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集团在文化—政治的权力架构中处于支配地位。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使文化的商业特征得以充分展开。士大夫通过文化商品品第与艺术内涵的决定、新风尚和消费模式的引领等,掌控了文化商品价值的裁量权,同时参与到文化商品的供给、交易中,得以进一步强化其在文化的垄断地位,并使其文化创造活动兼具经济意义。新崛起的商人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挑战士大夫对文化资源的独占性与权力的排他性。但由于士大夫对文化核心价值定义的垄断,商人只能从而导之。在文化商业化的进程中,士大夫凭借其在文化上的垄断,成功地强化了其在文化、政治、经济权力架构中的地位。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