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只桃子

公元1363年,张士诚自立为"吴王",定都平江,分封百官。张士诚当了小皇帝,私欲便膨胀起来。他把朝廷的事儿全部交给丞相张士信,自己日日笙歌,夜夜狂欢。张士信是张士诚的亲弟弟。张士诚把国家大事全部托付给张士信,而张士信却把这些"烦心"的事儿不负责任地交给了黄敬夫、蔡彦文和叶德新,自己大兴土木,建起了宏大气魄的丞相府。又从各地选了     

20世纪50年代前的中国大古都问题——有关大古都研究学术史的补充

当代中国大古都问题的学术史可直接追溯到晚清民国时期,而此前对于历史上不同都城地位的综合评估,可视作晚清民国以来认识中国大古都问题的前奏。中国五大古都之说始于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五大都",1931年有"中国五大名都"的提法,最晚到1935年出现"五大古都"的用语。中国六大古都之说始于1927年张其昀提出的"历史上之六大都会",最迟在1936年出现了"六大古都"的表述。中国四大古都之说始于1932年出现的"四都"之说,其后出现过"四个著名的古都"、"历史上的四大都城"的说法。大古都的表述用语初期呈现多样化态势,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趋同于"大古都"一语。     

试析上古时期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记载

上古时期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是后世历史记载的源头.在相关的历史记载中还可以看到其某些影子.出现于早期历史记忆中的"人"多为"英雄"或"圣人",而非普通的人.逐渐剥落掉神的身影,而呈现出真正的"人"面貌,已经是野蛮与文明之际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人--神之间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记忆是古代文明出现上升的阶梯.     

再论“古代国家”、“早期国家”与“国家”——与王震中先生商榷

王震中与易建平在国家定义立论基础上存在着一个重要分歧。王震中以"古代"来限定他的"国家",其定义立论根基存在着几个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他以"带有垄断特征的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来界定他的"古代国家",这不太容易经得起历史材料检验。国家政权垄断强制性权力情况的出现,是在他所称之"现代国家",而不可能在"古代国家"。第二,王震中将克赖森与哈赞诺夫谈到的"早期国家"解释为"古代国家的早期阶段",这是不恰当的。"早期国家"可以出现于社会史分期上的"古代",也可以出现于"中世纪",还可以出现在王震中所论的"现代"。第三,王震中将恩格斯、韦伯、弗里德、塞维斯、弗兰纳利、吉登斯、桑德斯、卡内罗和哈斯所界说的"国家"统统划入"古代国家",这很值得讨论。总体上,那些学者论述的不是特殊形态的"古代国家",而是王震中所称"一般意义上的国家"。     

"金龟婿"一词的由来

正晚唐诗人李商隐《为有》诗云:"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金龟婿"一词,现代人听起来,似乎像个贬义词,其实不然。所谓"金龟",与唐代官员配饰有关,佩戴"金龟"是其独特标志。在古人看来,龟等同于吉祥长寿,被应用于各个领域。汉朝用黄金铸成黄金龟纽官印,用于五品以上文武百官。唐朝沿用九品中正制,朝廷五品以上内外官员,必须     

京口古驿

<正>中国是世界上出现驿站最早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时期。那时的驿站还不叫站或驿,仅称作"传"。"传"的最初雏形为"马传",即为马帮子赶马人提供休息的场所。随之出现"兵传",主要用于屯兵、屯粮、屯草、御敌、防守。大约在周代出现了官邮",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布了《秦邮法》,修筑邮道。汉代易名为"驿"。之后的千年岁月里,驿站得到了不断发展,明、清时最为兴盛,驿站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拍不好神怪剧不能怪周星驰

最近,香港导演刘镇伟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向自己致敬的新片《越光宝盒》。很耳熟对吧?这一次,"菩提老祖"将携紫霞仙子杀入"赤壁",会晤曹操与小乔,挺热闹的,以上都是电影的事儿。而在电视剧这一块,广电总局发话了:最近有一些剧     

联邦德国“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批判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联邦德国部分倾向于民族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时事评论家和自由作家连续发表著作,力图打破"禁忌",颠覆左派"知识霸权",重新解说德国历史,特别是纳粹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使纳粹主义"历史化"、纳粹罪行"相对化",在"卸却负担的"历史观的基础上,构建"有自我意识的"民族认同,恢复德国传统的大国地位。"新右派"历史修正主义虽然只是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中的一股"逆流",但有较深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必须予以认真对待,严肃批判。     

股市跌，楼市想涨也难

刚刚过去的四月份,我国经济领域里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一是房地产市场打破了"4月是旺季开端"的"历史惯例",交易量持续低迷;二是汽车市场出现了大幅度萎缩,环比下降超过10%;此外,一些奢侈品的价格也开始大幅度跳水,比如红木家具,其去年一直上扬的价格,在今年也出现了明显的"拐点"。     

史学精粹

<正>钱乘旦:《发生的是"过去"写出来的是"历史"——关于"历史"是什么》(《史学月刊》2013年第7期)历史是什么?这是历代史学家始终关心的一个问题。"发生的是过去,写出来的是历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已经发生了的过去的事",或者更简洁的说"过去发生的事",并不自动地成为"历史"。"过去发生的事"留下许多混杂的"碎片"(即"史料"),这些"碎片"经过鉴别与梳理,被写成了"历史",而写历史的人正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在写历     

“缘事而发”与汉魏叙事诗的叙事转向

汉魏叙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古典诗歌在汉魏阶段开始由抒情向写实转化,从"诗言志"到"缘事而发",叙事文学的繁荣,使汉魏叙事诗出现了叙事转向。本文试从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诗言志"写起,从"诗言志"到"缘事而发",到汉魏叙事诗的叙事转向三部分阐释汉魏叙事诗。     

拉萨藏装 行走在高原的华服美饰

正记忆中对于"美"最初的定义,是儿时藏历新年,母亲身着藏服,头戴绿松石,珊瑚,腰系配饰小刀,随着人群舞步缓缓而动的样子,现在想来,一颦一笑间,那也是母亲一生最美的样子。藏地裁缝多为男性,细看巴桑老人的手,因为藏地特殊由外向内的走针法,即拇指和中指捏住针,食指再推针,长此以往形成了职业的"裁缝手",巴桑老人被誉为现存拉萨藏装缝纫工艺最佳的手艺人。     

来信

无产,有产,负资产执着检视1976年后中国社会的翻天覆地、日新月异,是《南方人物周刊》今年的亮点。没有前三十年对贫穷的切肤之痛,就没有后三十年告别无产的义无反顾。从"贫穷光荣"到"致富光荣",仅仅是观念的"一念之差",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古老而贫穷的中国大地,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扩张狂飙"。     

超越历史分期概念:汉语“现代”概念的创出

"现代"这个词在汉语中出现于20世纪初,被普遍使用则要到20世纪20年代。晚清到民国初年翻译西方历史、接受三段历史分期观念的过程中,较早使用的词是"近世"或"近代",但相比之下,"现代"更能摆脱单纯的时间远近的规定,体现"modern"内涵中的"新异性",因而后来被更多地使用。到五四运动后,汉语中的"现代"概念逐渐通过自我确认获得正当性,一方面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区别,树立自己的一套规范性表述,另一方面它逐渐成为一种价值尺度,从而摆脱了单纯的时间性。"现代"由此超越了一个简单的历史分期概念,而成为特别的价值观念。     

玉韘的使用及发展问题探究

韘作为北方骑射民族发明的智慧文化遗产,对亚洲很多国家的历史文化都有过深刻的影响。玉韘的流行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统治阶层对"武"的文化偏好,玉韘的演化发展是由实用器慢慢经历不断同步与适应、繁化、美化直至逐步变形,最终成为艺术配饰并慢慢退出历史舞台的。不同时、区的差异明显,甚至呈现出各自的系统特色。     

历史语境、史学语境与史料的解读——以弗吉尼亚州批准美国宪法大会中一条材料的解读为例

"语境主义"意识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学家在解读具体的史料时,只有清楚而准确地把握史料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由相关研究构成的"史学语境",才有可能探明史料的"原意",进而恰当地运用史料。     

历史,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近年来有一个词格外火,这就是"历史",从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电视节目的火暴,到不断续拍的"戏说历史"类的电视剧以及日益无厘头的"穿越剧",再到雄踞排行榜前列的历史图书以及最近贺岁片全扎堆有关历史的题材,大有"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气势。于是,"历史热"势不可挡地来临了,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被颠覆,大胆的历史观念频频被提出来。以史为鉴,"历史热"的"热"度确实能给我     

中国改革开放之缘起

正人们一般称1978年为改革元年。然而,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年是一个更重要的年份。这年秋,毛泽东逝世,紧接着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文革",历史转轨的机会已经出现。这时,中共高层开始酝酿结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从1977年开始,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制定现代化规划、扩大技术引进、出国考察、酝酿经济改革等重要举措     

春节的另类礼物:过年在别处

<正>中国人的春节,有着丰富、多样的传统与风俗,吃饺子、穿新衣、放鞭炮、逛庙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的百姓总能把"过年"这件最喜庆的事儿,涂抹上最浓郁的地方色彩。虽说回家是春节不变的主题,但随着人们的观念和家庭结构的改变,许多家庭很想在一年难得的假日里搞搞新意思,或自驾或自由     

“有”“无”之辨:重建近代中国历史叙述管窥

20世纪初年以来,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的成长,不但影响近代中国史学观念的变化,还改变了"存史"的方式。因此,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面对的既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也是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其带来的影响是,历史书写所揭示的"有",往往是基于"普遍历史"所昭示的"目的论"立说;而过于关注这样的"有",舍弃的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无",况且"无"所呈现的实际是另外的"有"。关注历史中"无"的一面,既可以突破"有"的樊笼,也有裨于呈现"无"所包含的"有",重建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