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學術交流與古史辨運動:從章太炎的批判說起

章太炎自1920年代以來發表大量批判"古史辨"襲取日本人疑古餘緒之言論,但其連番譏諷一直未引起注意或討論。本文即以此爲起點和觀察視角,重新探究"古史辨"的日本因素,並在上世紀初中日文化交流頻繁的時代背景下探討胡適、顧頡剛接觸日本相關學術的可能性,觀察他們在時代變局下的治學心態。最後,本文將比較"古史辨"與"東洋學"興起的原因與目的,以及它們與二十年代中國社會、政治環境等錯綜複雜的關係。當然,藉着相關探討,我們能同時看到世變之下史家在建立學術事業過程中顯露的人生宗旨、學養情操,以及與之息息相關的歷史意識與民族文化認同。     

東漢建都洛陽始末

在羣雄逐鹿之時,光武帝建都洛陽,既有河北是其賴以爭奪天下的基地這一原因,也是割據之形勢使然。天下一統後,面對新的形勢與問題以及洛陽本身的地理局限,劉秀的一系列舉措清楚地表明,"國家亦不忘乎西都",而有遷都關中的願望。但朝廷最終未能遷還舊京長安,這在很大程度上既與關東豪强大族的反對有關,也與儒學及儒家政治勢力的影響有關。東漢建都洛陽一事之始末,不僅反映了朝廷與豪族的複雜關係,關西與關東的畛域之分,王道與霸道的政治理念之爭,也折射了兩漢政治、社會時代變遷的實況。     

論“元祐學術”與“元祐敍事”

"元祐學術"不僅體現了北宋蜀學、洛學、朔學三大學派的某些相同的經學思想,而且輻射到了文學、史學、制度等多個文化層面,是元祐黨人用來排斥"荆公新學"、廢棄熙豐新法的理論依托。紹聖以後,"元祐學術"遭致嚴厲禁錮,也成了"紹述"新黨排斥政敵的一個專門術語。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歷史過程中,卻以一種過於偏執的認同,以及簡單的二分法和柔性敍事的手段,展開了以"元祐學術"爲判斷標準的歷史敍事;並將"元祐學術"視爲宋代進入"後三代"的重要標志,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從"元祐學術"的形成與被禁,到"元祐敍事"的展開,均與朋黨之爭息息相關,典型地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優劣雜陳、得失參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慶曆新義關涉古文盛衰的内在邏輯

慶曆時代是唐宋轉型的真正分界點。準確把握慶曆儒學"新義"的整體内涵,全面梳理慶曆"新義"延展流變的複雜軌迹,是關涉北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論題。慶曆學人在"棄傳從經"的義理闡釋、對"祖宗家法"的反思批判以及强化儒道實踐精神等各方面多有建樹,形成了内涵豐富的儒學"新義",並由此促成了北宋古文創作的初步繁榮。嘉祐以後,以"新義"的延展爲契機,在多元探索中不斷超越,成爲關、洛、蜀、閩、新等"宋學"流派漸告成熟的關鍵。與此同時,"新義"内涵的傳承與流變,也極大拓展了北宋古文創作的精神和藝術内涵。雖然"儒者之學"頗以"趨道"自負,但從經學探索與古文創作互動關聯的角度看,所謂"文章之學"與"訓詁之學"諸名公,更能憑藉其充滿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閑雅力作,彰顯"文與道俱"的自信與輝煌。     

從敦煌本《文選》殘卷看李善注底本的“舊注”

李善注《文選》版本研究是"選學"研究的重點之一,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對《文選》李善注與"舊注"之間的關係卻很少措意,一般認爲李善《文選》"舊注"爲李善援引或節引。敦煌本《文選》以其分明的體例,區分了李善注與"舊注",説明李善注底本一些文章原有"舊注"的事實。敦煌本《文選》保存的李善注釋體例,在刻本中卻變得"漫無界限"。李善《文選》注底本一些篇章有"舊注"的事實被掩蓋,這與李善自敍其注釋體例的被忽視、刻本的訛亂及敦煌本《文選》長久湮没密切相關。     

宋代士人的私人通信與遊訪——立足於相關制度和社會背景之考察

士人之間頻繁的交往和他們之間形成的廣密且複雜的社會網絡,以及在此基礎上興發的文化盛況,是兩宋時期所呈現的突出特徵。而維持和保障士人社會網絡的手段和途徑,則是與往時有所不同的交往方式。北宋時允許官員私書附遞,無疑具有劃時代意義。從此,士人之間交往形成新的風貌。在士人私行方面,宋代亦有較前代進一步的制度保障,即凡是品官之家皆可入驛。但實際上,有官士人私行並不太多入驛止宿,而多見宿於店肆和佛寺。這一方面與驛傳設置的局限性有關,另一方面則是與徵收流通商品稅有關的私路和店肆之發達、佛教影響深入社會生活等時代背景相關。宋代士人的私人通信和遊訪所呈現之面貌,應是唐宋社會變革産生的結果。     

辛亥革命的再認識

將辛亥革命置於晚清民國歷史的整體脈絡中進行考察,溝通古今中外,不要單純由革命中心外鑠,可見辛亥時期朝野各方均致力於知識與體制的全面變革,使得中國社會的重要領域迅速發生革命性變動@些變動受到中、西、東學及體制的糾結影響,圍繞各類趨新活動又形成各種勢力錯綜複雜的聯繫。只有不爲變化即進化,現在即現代的成見所囿,回到歷史現場,理解古往今來中外各種思想學説制度的本意,及其依時空演進而呈現的流變,所論纔能適得其所,既具有系統且不涉附會,使得包括革命在内的辛亥時期之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意義得到充分展現。     

新學、新眼與近代文人新知識統系的建構——以夏曾佑的閲讀記録爲中心

考察第一代具有系統的新學創作能力的文人知識倉庫的更新,夏曾佑自編藏書目與日記中的閲讀記載是典型個案。夏曾佑的閲讀關乎新舊書目選擇的眼界,關乎具體的讀法,更落實於面向社會現實的寫作。在舊學功底已然紮實的情形下,夏曾佑自覺從多面向開展新學閲讀。其讀書方法的創新和讀書眼光的時新,亦有力促進了其劃時代的"新史學"寫作,及其身邊的浙籍新學閲讀與知識共同體的形成。夏氏之新學成就或許不如更年輕(5的梁啓超等,路徑卻是共通的,並有前後浪互相激發之力。     

元代地方官、醫官、醫者與三皇廟

三皇廟是元代醫學研究的重點,學者研究集中三皇廟建置及其目的,以及在元代醫學上的作用。然而,三皇廟是元代地方祭祀的一種,與地方社會有密切關係。本文從元代地方社會角度切入,根據各地三皇廟記,探討三皇廟在地方興修時問題。地方持份者包括地方官員、醫官、醫者、醫户在興修三皇廟時擔當不同角色,他們願意資助興修,並協助統籌工程。在地方上興修三皇廟,地方持份者有各自利益關注,使得他們都支持這項工程。所以,元廷三皇廟的政策在地方上落實,必須從元代地方、醫學、財政制度等角度去理解。     

《晉書》陶侃“折翼”之夢與“窺窬之志”探賾

傳世《晉書·陶侃傳》所記陶侃的"折翼"之夢以及與之相關的"窺窬之志",其文本來源並非正史,而是劉宋時代劉敬叔撰著的志怪小説《異苑》。《異苑》陶侃"窺窬折翼"的故事原型,雖然出自東晉王隱《晉書》,但通過細緻比勘可以發現二者在文本細節與表達旨趣上的巨大差異。從王隱《晉書》到劉敬叔《異苑》,"夢翼"故事經過了層累的改造與擴充,其變化與晉宋時代上下游荆揚之爭的嚴峻現實若合符節,反映了六朝小説作爲"史官之末事"所透露出的時代與社會意識信息。唐修《晉書》對陶侃傳記所涉"折翼"史料的審擇不嚴與因襲不改,又形成新朝正史體系内陶侃"潛有窺窬之志"的歷史記錄以及附著其上的價值評斷,並因唐前其他諸家晉史資料的逐步散佚,最終成爲了後世治史者權威的取信來源。     

讖緯研究的方術進路:以《龍魚河圖》考索爲例

讖緯的基礎研究應重在知識構成的歷史學研究,不能僅從緯學與政治文化構建進程進行分析,而應重新契入傳統中國方術與博物之學的歷史語境中加以理解。作者提出讖緯研究的方術進路,以《龍魚河圖》爲個案展開“知識視域中緯書綜合研究”,考察其基本性格的成立、文本構造的知識譜系源流與方術形態面相及其社會歷史意義,將讖緯置於數術、方伎、物象的數理脈絡中觀照,嘗試在知識—信仰—社會歷史景深中,揭示讖緯與方術之間的“學理性義諦牢結”,探索構築讖緯研究新基盤的可能性。     

北宋京朝官“磨勘法”形成述論

唐宋之際,職事官多失職掌,而差遣制度日漸發展。與之相關的職事官遷轉制度,以及官員課績制度,也發生一系列變化。北宋前期,一方面自太祖開始,便力圖在職事官遷轉中貫徹"循名責實"原則,改變考滿即遷的局面;另一方面針對京朝官差遣課績的"磨勘"制度,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並制度化。最終,兩方面變化相互影響、融合,形成了以"限年轉官"爲主要特徵的"磨勘法",並在宋代長期維持。     

關於魏晉玄學屬性的再辨析

鑑於自漢至晉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念基本上都無變化的情況下,在意識形態領域内不可能憑空冒出一個與儒學對立並引導當時觀念形態的玄學。事實上,被後世認爲的"玄學家",彼時都自認爲在致力於經學,並做出很多成績,"玄學"之名是在魏晉之後出現的。獨尊儒術以來,儒家一直有談論形而上學的傳統,並以倫理綱常爲自然之道,後來佛學也屬兩晉談玄的內容,因此把玄學簡單地稱作"新道家",是一種誤會。     

韓國假傳體小説中“酒”形象的演變及其儒學藴涵

韓國假傳體小説中,"酒"的擬人化形象屢屢出現,並經歷了一個由中立形象到正面形象再到負面形象的演變過程。這一演變體現了"酒"形象在小説中不同的象徵意義與儒家思想内涵,而這些不同時代小説中對"酒"形象的差異化塑造也印證了儒學在韓國的發展歷程。     

劉錫鴻内心世界的雙重矛盾

本文認爲當下的劉錫鴻研究中存在貼標籤的現象,先將其歸屬爲保守派,然後就從保守的定性觀察他的一切,結果是遮蔽了劉錫鴻的真實面相。梳理史料,可以發現他的一生陷在雙重矛盾中而不能自拔:一重是政治理念上變革與保守的結構性矛盾,一重是個人品格中理性認知與趨炎附勢的品質之間的矛盾。隨着情境條件的變化,矛盾的不同方面此長彼消主導了他的言行,使得"變革"和"保守"兩種因素錯綜複雜地交織出現在他的言行中,只有抓住這兩重矛盾纔能解釋劉錫鴻的内心和一生。本文對變革與保守的矛盾,主要通過他出使之前參與"海防籌議"的討論以及出使中對西方文明進行的考察予以分析,重在突出他傾向於洋務的一方面;對理性認知與趨炎附勢的矛盾,主要通過他個人的性格特徵和官場中的利害關係進行分析。     

葉恭綽與中國近代敦煌學

葉恭綽對中國近代敦煌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與其他同時代敦煌學研究者相比,其本人關於敦煌學的論著並不多,但其運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係,積極提倡敦煌學研究,發起了我國首個敦煌學研究團體,推動海内外收藏敦煌寫卷目録的編製與刊布,致力於敦煌文獻的收集與保護。此外,還通過幫助、提SS■其他敦煌學研究者和研究機構來推動敦煌學的發展,在中國早期敦煌學的很多重要事件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無名子”與唐代科舉

中晚唐以前"無名子"一詞在史料中的一般意義即爲"無名氏",泛指不知姓名爲何的人。中唐以降科舉制度開始深刻影響時人生活狀態乃至滲透於其話語形式,"無名子"逐漸被賦予了兩點特殊用義:其一,它所使用的語境應該與科舉考試密切相關;其二,所指稱者必定是針對科舉考試進行匿名造謗的人。隨着時代的變遷和生活場景的轉換,後人對其含義的理解開始變得模糊起來。通過排比史料可以發現,它在中晚唐一般語境中所特具的科舉内涵,自宋代開始又逐漸從人們日常生活的話語中消失。     

山川定界:傳統天文分野説地理系統之革新

自漢代以來的傳統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學説均采用十三國與十二州地理系統,因其無法與歷代政區地理建置的沿革變化相適應,致使這一經典的分野體系在流傳中日益顯露出其固有的缺陷。因此,至隋唐時代出現了革新傳統分野説地理系統的呼聲,相繼出現了古九州系統以及一行山河兩戒説,爲後人所稱道。這兩種新的分野説均旨在按照山川自然地理格局畫定分野區域,從而體現出一種不受朝代更迭和地域變遷因素影響、持久普適的文化地域觀念。     

蘇聯部長會議——關於古物保管改進方法的决定

蘇聯部長會議認為現時的古物保管事業,具有嚴重的缺點。直到現在,對於有歷史意義與考古學意義的古物之保管,尚不會實行監督。蘇聯部長會議所屬之建築術委員會,及藝術委員會對於保管與修復建築術和藝術古物之指導,亦未臻完善。各團體,各機關,各企業,在其經營或租賃地址上的古物,不曾妥為保護;而各地方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對於古物的保管與保護,亦不會表現其應有的關懷。     

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

生前享有很高文學聲望的詩人嚴嵩,身後因其姦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處於失聲的狀態。其實,嚴嵩的文學研究價值,並不在具體的詩歌造詣,而在他作爲正德文壇新秀和嘉靖文壇領袖,在整個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變動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對於重新認識姦臣與詩人這兩種身份的典型意義。他早年游離於茶陵派與"前七子"之間的文學經歷,爲他晚年持文柄及處理臺閣與"後七子"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他晚年對"文柄"與"史權"的態度,又迥異於徐階、王世貞等人的常規思維。但他對日漸勃興的公衆文學世界中庶民書寫之力量,未有足夠的重視,以致一些異見文人借戲曲、小説等俗文學的書寫,繞過傳統的史官之筆,完成了對嚴嵩姦臣形象的塑造。此爲文學媒介變革對古代上層文學秩序與權力的重大衝擊,嘉靖、萬曆年間正是關鍵之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