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安优婆姨双语塔铭之粟特文铭文初释

安优婆姨塔铭是目前所知的第三方汉文—粟特文双语铭文,本文对这一双语铭文的粟特文部分作初步释读。粟特文铭文的主要内容是安氏的籍贯、经历、宗教信仰和卒葬地等,亦包含家人对其离世的哀恸之情。安氏是源自粟特地区安国的胡人妇女,其家族入华后著籍凉州姑臧,开元年间迁居长安,在那里接触并信仰了隋唐时期佛教宗派之一的三阶教。基于信仰的原因,卒于长安的安氏最终葬于终南山,立塔于三阶教祖师信行塔旁。以上内容同样也出现在汉文铭文中,但两种语言的铭文在个别语句上表述稍有不同,粟特文铭文在具体细节上也更为丰富,且有些语句未见于汉文铭文。     

唐代宫女墓志考

宫女是古代社会中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深居后宫,其生平事迹鲜为人知.新乡市博物馆馆藏大量唐代宫女的墓志拓片,是研究唐代宫女的重要材料.这些宫女墓志有着明显的格式化书写方式,这种书写方式体现出唐代后宫的管理制度,也反映出唐代宫女身上共有的特点.     

杨吴政权代北家族的本土化——以《李娀墓志》所见雁门李氏为例

近年出土于扬州的《李娀墓志》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地区杨吴政权的墓志,通过对墓志本身和其他相关传世墓志的分析,可还原出墓主人李娀为出自代北集团,后南下出仕杨吴政权的李承嗣之女。通过对墓志的婚姻关系之分析,则可看到作为代北地区汉人后裔的李承嗣家族,从在代北集团因战争状态下不得已之事而南下,至在杨吴政权内与杨吴政权核心家族的三代联姻,终于得以实现本土化。也可理解中国古代家族发展史上的一些延续性问题,比如世家大族如何通过婚姻网络建构,形成各个地方、各个时间段内的各种联姻体系。     

史道德的族属、籍贯及后人

宁夏固原博物馆于《文物》1985年第11期上发表了《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结语中据墓志"其先建康飞桥人"的记载,推测"史道德可能是昭武九姓中史姓胡人的后裔"。时隔一年,赵超同志的文章《对史道德墓志及其族属的一点看法》(载《文物》1986年第12期)对胡人后裔说提出质疑,认为"史氏汉姓各分支中,也有祖籍河西建康的一支",意谓史道德乃十六国时期流寓凉州的汉人史淑的后裔。又两年之后,罗丰同志的文章《也谈史道德族属及相关问题——答赵超同志》(载《文物》1988年第11期),不同意赵文的意见,进一步肯定了简报作者关于史道德族属的基本看法。拜读上述三篇文章,颇受启发,为使讨论深     

日月光金钱胡书考

本文所讨论的日月光金钱,是一种颇为罕见的胡汉双语铜币,采用中国式方孔圆钱形式。一面铸有汉文“日月光金”四字,另一面则为胡书文字。197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在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古城附近的佛教寺院遗址发掘出一枚日月光金钱,这是经科学发掘得到的第一枚日月光金钱。1987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约11公里处唐代单于都护府故址也发现一枚日月光金钱。     

金代史官考

金代皇权更替多伴有政变,皇帝往往借修史维护其皇位正统地位,国史纂修与皇权政治虽不同物,然密不可分。因此,金代实录记注较为系统,金代史学也受到古今学人重视,史官也最得职。史官制度完备且有效。修史机构胡汉合一,而史官女真、汉各置,史官群体由女真、汉、契丹、奚、东胡后裔、拓跋氏后裔等多民族构成。史籍所见各族各类史官133人,接近皇权核心的重要史官大都是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承担修史实务,史官皆才学、慎密之士,是金代官僚集团中的"精英"人群。金代史官制度上承辽、宋、唐,然其修史机构常置,史官较为稳定,胡汉分工合作,纂成汉文、女真文《实录》、《起居注》等,使金代史官修史制度既有浓郁的传统性又有鲜明的时代与民族特性。     

乾隆帝饬谕皇子娴习骑射

满清于一六四四年入关,传位到第四代皇帝乾隆,已近百年。因为久处升平时期,满人难免骄逸自安,把弓马之技逐渐废弛了。不少满人受汉人的影响,甚至以通晓汉文、吟诗作画、自侪于士林为荣。乾隆帝对     

耶律羽之墓志对文献记载的勘补

辽代文献多以墓志资料为补,而耶律羽之墓志当属近年的发现中较为重要的一方,是研究契丹早期至辽初历史弥足珍贵的资料。耶律羽之为契丹皇族成员,其仕途生涯的辉煌时期,是从辽初东丹国的建立开始,此后执相柄近十六年,成为东丹初创时期最具盛名的人物。文献中有关羽之生平事迹的记载也主要是这一时期的,同时对其显赫的家族成员也多有记述。墓志除对其家族成员及本人生平有较为翔实的记载外,亦涉及到有关东丹的一些重要史实,对补正文献记载     

“十二字头”与清代满文语学

在清代的满文教学中,满文"十二字头"是当时认字读本与满文初级教育的基础。本文从教育史与版本学的角度考察"十二字头"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认为"十二字头"的结构是满洲人的独特产物,有别于已有的蒙文字母表。入关之后,代表满文教学传统的"十二字头"与汉人的启蒙书一并成为双语教育的重要教材。最初的《十二字头》版本比较简单,可看作利于口授的助忆术性字母表。而清中叶以后,《十二字头》成为分析字形而有助于自学满文的综合性认字读本。同时,学者也开始借用汉文的传统概念来理解满文"十二字头"。在此过程中,满文字母被理解为与汉字相似的以固定笔画构成的音节字母。于是,以汉字为基础的语言教学传统包容了满文"十二字头"。     

陕北地区汉代“胡人”墓考察

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地理位置造就了两汉时期陕北地区多个游牧民族在此长期融合的事实,本文统称其为“胡人”。通过对陕北地区241座汉墓的考察,可以辨析出29座“胡人”墓葬。随葬带孔陶罐、戳记陶器、铜镜残片和骨箸、骨刷、骨勺等骨器及装饰有波浪纹、弦纹的小口弧腹罐是匈奴族的常见做法,在墓道中用盛肉的陶罐来献祭可能是羌人的葬仪,随葬动物是这两支“胡人”墓葬的共同特征。29座“胡人”墓中,既有文化内涵较为单纯的“胡人”墓,又有两者共存一墓的情况,对墓主族属的辨析有利于我们深入地解读墓葬。     

胡人发型:中古“剪头胡雏”艺术形象试解

古人发型是文化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发型不仅是时代的特征与时尚的符号,也是各个族群的辨识标志。从北朝到隋唐的中古社会,"剪头胡雏"的文物图像屡屡出现,一般来说,此类胡人形象是剪发而不是束发,在当时以"高髻为尚"的社会习俗中,"剪头胡雏"发型是有着"阶级感"的存在,是有关底层胡人的直观艺术产物。也说明当时入华胡人还没有彻底"汉化",仍然保留着本族群的发型特征。该发式是胡人与汉人的区别,也是其身份归属的象征。     

晋青瓷胡人骑神兽烛台及相关问题

山东洗砚池晋墓出土青瓷胡人骑神兽器物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同类器物,皆为西晋时期南方越窑所产的青瓷精品,其性质为烛台,东汉以后世家大族与士大夫对蜡烛的普遍使用是此类精致的青瓷烛台流行的时代背景。胡人骑神兽造型在东汉时期的器座、画像上已经较为常见。汉晋时期流行的神仙信仰中以西方的昆仑和西王母为中心,同时早期佛教也附会入西方的神仙信仰中,胡人也被看作与西方的神仙信仰相关,有些被表现为仙人。     

从南北朝赵超宗夫妇墓志看其家族的婚姻网络

正南北朝时期,天水赵氏是赵姓最著名的郡望,《魏书·赵逸传》收录了北魏天水赵氏的主要人物。赵超宗作为族人,亦附于传中。赵超宗一支,由后秦入南朝,又由南朝归降北魏。出入南北的经历,给这一家族的仕宦和婚姻带来一些特殊面貌。然正史记载简略,致使一些问题无法阐明。所幸《赵超宗墓志》和《赵超宗妻王氏墓志》的发布(《赵超宗墓志》,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北京:线     

北魏石刻楷书在不同用途上的书写风貌研究

北魏石刻楷书的特征,应结合这些字形出现的不同用途、出现的不同位置等因素来考察。作品出现的地点不同,书写材料、书写空间、书写者、刻者的工作环境不同,加上刊刻工艺有精细、粗陋之别,北魏时期汉字体系内部在碑刻文字、墓志、造像题记、摩崖文字四种用途上的楷书文字有着明显不同的风貌。     

敦煌发现的藏文文书试释

前言在敦煌石室发现的万卷古写本中有很多藏文写本。与汉文写本一样,大部分仍是佛典,这些佛典有的横写在藏式贝叶上,有的用墨笔写在中国纸上。而且发现有很多的公私文书类也和汉文写本一样混在这些佛典中。只有把这些佛典和文书都看成是吐蕃占领时期(782—847年)在敦煌写的,或是在其他地方写的文书被带入敦煌的,否则很难找出在敦煌发现这些文书的理由。即使将来发现其他时期的文书混于其中,那也极其例外,而从书写材料和字体等大概也容易辨别出来。而且,这种例外存在的本身,也应该是需要研究的文书。     

明代宦官杨庆墓的考古发掘与初步认识

2005年10月在南京江宁区韩府山东麓发掘的杨庆墓,是一座规格较高且形制独特的明代宦官墓葬。墓主杨庆,永乐时期极为受宠,永宣之际备受重用,并还参与过郑和七下西洋。墓志揭示了杨庆在永乐朝受宠有其必然性及其在郑和七下西洋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杨庆墓采用了铁索悬棺的奇特葬式,可能体现了宋元以来热衷道教的宦官对这种葬式的心理认同。杨庆墓志的书写人与刻工均为极一时之选的名家,从一个侧面印证出杨庆即便左迁南京依旧权倾一时。     

唐前期凉州境内羁縻府州的兴废

唐代前期,由于边疆政治局势不稳定,吐谷浑、西突厥、铁勒诸部先后迁入河西,唐朝设八个羁縻府州以统之。其寄治区域与隶属关系比较复杂,传世文献记载不一且语焉不详,而随着近年来九姓铁勒首领墓志的出土,一些羁縻州的存废渐趋明朗。八个羁縻州一部分属新设置,另一部分则是从漠北侨置于凉州。安史之乱前后,这些部族陆续迁出河西,其羁縻府州的建制也因此撤销。     

武威新出唐代墓志三种

<正>近年来,唐代墓志大量出土,如甘肃酒泉就曾出土三方唐代墓志(范晓东《新出〈唐李礼墓志〉释略》,《档案》2017年第1期,第50-53页;王锋朝、马振颖、赵世金《酒泉市博物馆新入藏两方唐代墓志浅释》,《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3期,第183-187页),地处河西走廊东段的武威也不例外。朱安《武威近年来出土四合隋唐墓志》一文,就武威新城区近年出土的四合隋唐时期的墓志进行了初步解读(朱安《武威近年来出土四合隋唐墓志》,     

本期书影简介——崇德四年户部禁种丹白桂告示

烟草 ,属茄科 ,为一年生草本植物 ,原产于美洲 ,印第安人有吸食之习惯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逐渐传入欧洲 ,在明代传入我国 ,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统治时期 ,由于与汉人接触增多 ,在其统治区内也开始有人私下种植及吸食。崇德四年 (16 39年 ) ,户部奉皇太极谕令 ,颁布告示禁止官员人等栽种及吸食烟草 ,规定违犯者将严加治罪。本期封面书影即出自辽宁省档案馆藏崇德四年户部禁止栽种丹白桂的告示 ,“丹白桂”为满文“dambagu”之汉文音译 ,其汉意即为“烟草”,告示原文为满汉合璧 ,左满文右汉文 ,中钤满文篆字“户部之印”,是现存较早的珍贵满文档…     

西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史姓

敦煌遗书有一些关于“史姓”的记载,笔者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考察,总结出在敦煌生活的史姓的一些特点：他们中有少数是从中原来的汉人,也可能有突厥人,大多则是从中亚史国来的粟特人;相对于敦煌粟特人的安、康、石等粟特姓氏来说,史姓的人数较少,势力较小;经过吐蕃时期的重要发展,到了归义军时期史姓终于发展成为一个略具规模的大族;归义军以后宋代粟特人已完全融入汉族社会,敦煌史姓族属也不再成为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