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女书的发现与抢救

正我出生于1949年10月,与新中国同年同月。改革开放恢复了高考,我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破格考取了第一届的硕士研究生,1978年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学习。1981年毕业,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在民族调查时发现了女书。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人生,是改革开放让我一生与女书结缘。邂逅女书1982年,我是中南民族学院的讲师,在都庞岭山区开展民族调查时,一位高龄老太太对我说,比她上一辈的妇女会写一种     

我与民大的片断回忆

正1961年燥热的夏天,我从武汉市27中学考入中南民族学院,从洪山脚下到南湖之畔,在这片土地上,断断续续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原想完整地写一长篇回忆,但囿于精力和时间,就随记忆所及掇成若干片断。终生难忘的除夕之夜记得离家的第一个春节就是在中南民     

洪山民院路上话沧桑

（一） 知道武昌民族大道（即今民院路）这个名字,还是在大学录取通知书里。那时我人还未走出恩施山城,对民族大道没有丝毫的感性认识。只是由于1983年,我参加高考,被幸运地录取到中南民族学院（今中南民族大学）,在学校录取通知书里,有一句很显眼的话,大意是说：从武昌火车站或司门口搭乘108路或15路公共汽车,     

从中南民院道路上走出来的故事

正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对提高管理水平非常重视,管理学纷纷进入高校,不少专业开设了这门课程。当时,我正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军事经济学院着手编写《现代辅助管理学教程》,以填补此类教材的空白。说起来很凑巧,应地方院校的要求,经学院系领导同意,我开始在硚口区广播电视大学讲课。这个学校办的班,也有中南财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的老师来授课,于是我有机会认识了民院的一些系(部)主任。1984年,我应邀参加了湖北省写作学会,认识的人更多了。不少学校请我     

我与中南民院的情缘

正我1961年到中南民族学院工作,直到1992年退休,前后30多年。除其中民院撤销10年不在民院工作外,实际在民院也有20多年。虽然也是一心一意专心工作、热爱工作、热爱学生,但是并没有显著成绩可言,蹉跎岁月,说来惭愧。但借此次机会,我觉得讲一讲我与民院的故事,讲讲我们这一辈人的经历,也许还是可以有所借鉴的。"文革"前的教学生涯1961年秋,我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分到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工作,当岑家梧教授的助教,他是全国知名教授,也是中南民院当时仅有的两位教授之一。     

一张饥饿年代的教师“特供证”

正每当教师节来临之际,我就会想起一件往事——1960年5月,我在经历了10年的戎马生涯后,转业到地方,被分配到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秘书科工作。那正是一个大饥荒的年代,整个社会的话题似乎都集中在"吃"上,人人都在想方设法搞吃的,红薯、藕、南瓜、萝卜这些平常人们看不上眼的杂粮、蔬菜,此时都成了抢手货,成了许多人家里的主粮。在教育界,许多忠诚于教育事业的教师们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有的还患上了肝炎、浮肿、妇科病,还不时传来某某学校     

少数民族的高等学府——中南民族学院

在武汉市东郊的南湖之滨、向家山山麓,座落着一群式样新颖,造型各异,每栋建筑都用三种色调——绿檐子、白带子、黄袍子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楼群,它就是我国少数民族的高等学府之———中南民族学院。     

和周总理在西花厅过年

正初到中南海1961年,我准备去北京过年,当时我已经从部队转业到青岛工作。1月30日我收到七妈邓颖超的来信。她在信上说:"我们同意你来北京和我们一起过年。我们前几年也不在北京,我身体不好,以往都在南方。今年是在北京,所以同意你来。"第二天,我又收到七妈的一封信。     

1958年我批评“大跃进”

1957年,我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被统一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1958年初,即与学院一百多名教职工,下放到湖北省潜江县周矶国营机械化农场劳动锻炼。当年普及全国的"三面红旗"运动,对我们也有波及。有两件事印象较深。     

云南石林

正抵达昆明的第二天,导游阿姨安排我们到石林观光。一下车,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神奇的石宫中了。那沐浴在阳光下的丛丛巨石,仿佛也正含情脉脉地欢迎着我们的到来。爸爸告诉我这里是昆明的一大景点。石壁上镌刻着两个醒目的大字,我脱口而出:"林石。"爸爸笑着说:"错了,应该倒着读。"有点小马虎的我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石林,莫非这里的石头多得像森林么?"爸爸笑着点头。放眼望去,不由得让人惊叹,远远近近的皆是石头,高的、矮的、长的、短的……怪石林立,姿态各异。我在心底惊叹:石林果然名副其实,大自然真是     

我所见到的胡耀邦

1958年8月,我从惠水民族中学毕业后,考入贵州民族学院预科班。1959年1月27日左右,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到贵州视察时,特意到贵州民族学院看望我们,在民院大礼堂给我们作了一次报告。胡耀邦同志的到来,事先一般人并不知道。记得当天是阴阴的天气,气温相当低,整天下着细细的毛雨。     

值得研究的长屿石板硐天

记得40多年前,在温岭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清明节,学校组织到长屿硐天去远足,浏览双门硐、石梁硐、紫云硐等"洞天佛国"。从此,长屿硐天,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去年,我再游长屿,感受就更深刻了。长屿硐天位于浙江温岭市东北,这里是丘陵起伏、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新河是依靠开采石板逐渐发展起来的乡镇,素有"石     

忆中南民族学院干部轮训部

正1950年,民族干部培训班附设在中原大学里,由孟夫唐同志负责办了一期。1951年,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由时任湖北省副省长孟夫唐担任分院院长。1953年,分院改名中南民族学院,由当时中南行政区统战部副部长熊寿祺同志担任院长。1954年,改由李守宪同志担任院长,徐少岩、张文藻任副院长。从     

今天你读够50页书了吗

<正>1918年的一个夏夜,以色列"开国之父"戴维·本·古里安端坐书房,捧着一本书阅读。妻子保拉轻轻走进来,为他披上一件外套,柔声地说:"亲爱的,时间不早了,该睡了。"古里安头也不抬地回应道:"等我读完了50页书,我才有资格去睡觉。"保拉爱怜地劝丈夫:"你明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还是赶快睡吧。"古里安这才抬起头,握住妻子的手说:"我再读一会儿就去睡。"     

我的人生观:乐观和战斗

正长寿秘诀:对生活抱乐观态度+坚持运动我的身体到现在也是非常好的,除开前几天摔了一跤。不过近年来我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癌症两次向我进攻。头一次牺牲了一个肾,我就变成"孤肾人"了,后来阎王又派人来请我。我说阎王请我去要我去我不去,不去不去就是不去,他能把我怎么的,结果他又派一个病魔到我的肺上来。当时医生确实     

我是“菜区长”

1981年3月,我从武昌县调到洪山区任区长。洪山区是武汉市的近郊区,主要任务是种菜供应大城市,所以我刚来不久,市政府召开各区区长会时,我一走进小礼堂,市长黎智就打招呼:"老张来了!哎,今天正式宣布,您以后就姓菜不姓张。"并对在场的市直部门领导说:"大家都称他为菜区长!"     

民族工作40载 深切感念毛主席

我1931年出生于一个壮族小山村。1951年,我获广西横县人民政府保送,到广州南方大学民族学院学习,1952年加入广西省民族工作队,从此直至退休,40年来一直从事民族工作,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广西民族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进程。     

明太师顾存志埋骨绥阳

2012年6月20日,我到贵州省绥阳县风华镇牛长堡村高桥组采访。在与62岁的村民张仁才聊天时,张仁才无意中说到这里曾有一座顾太师墓,但在1957年"反右"时被人们毁掉了。他还说,没毁前的顾太师墓,有内外两层石围墙,还有墓碑,墓碑上有"顾太师"字样。听了张仁才的话,我有点半信半疑。带着疑问,我查阅了民国十七年的《绥阳县志》,发现竟有对此事的两条明确记载。《地理·邱墓》篇说:     

我随万名干部下放农村

<正>一人生,三十岁到五十岁,是最好的年龄段,然而,我偏偏在这二十年里,被迫脱离了专业队伍,如果借用陶渊明的两句诗,稍作改动,可以叫做:"误落尘网中,一去二十年"。说到这里,人们很容易误以为我是右派,不是的。1957年我在中央党校,鸣放时,党校语文教研室每次开会,照例让我作记录,我只管低头     

我的六年“五七”干校生活

“文革”前,我是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其中1963年-1966年上半年,我被借调到湖北省委四清工作队工作)。1967年“一月风暴”后被打倒,成了“走资派”和“三反分子”,不久即去了区“斗、批、改”大队。1970年3月底,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大队先遣组(也可以说是江岸区“五七”干校先遣组)前往汉南农场参加筹建江岸区“五七”干校。从这以后,到1976年末回武汉市机关重新分配工作,我在江岸区“五七”干校呆了六年多时间。其间分别做过炊事员、搬运工、采购员、生产员、保管员和校长。那段特殊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当年我们这些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