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安优婆姨双语塔铭之粟特文铭文初释

安优婆姨塔铭是目前所知的第三方汉文—粟特文双语铭文,本文对这一双语铭文的粟特文部分作初步释读。粟特文铭文的主要内容是安氏的籍贯、经历、宗教信仰和卒葬地等,亦包含家人对其离世的哀恸之情。安氏是源自粟特地区安国的胡人妇女,其家族入华后著籍凉州姑臧,开元年间迁居长安,在那里接触并信仰了隋唐时期佛教宗派之一的三阶教。基于信仰的原因,卒于长安的安氏最终葬于终南山,立塔于三阶教祖师信行塔旁。以上内容同样也出现在汉文铭文中,但两种语言的铭文在个别语句上表述稍有不同,粟特文铭文在具体细节上也更为丰富,且有些语句未见于汉文铭文。     

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

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史君墓,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井上村东,与2000年发现的北周安伽墓距2.5公里。2003年6-10月由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清理,出土了粟特文、汉文两种文字题记的石质葬具—“石堂”（自铭）,上面满饰贴金绘彩浮雕。图像内容丰富,涉及袄教及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题材。墓中还出土了金戒指、金耳环和金币。史君墓是北朝考古的重要发现,对研究中西交通史和中国美术史具有珍贵价值。     

从三阶教“无尽藏法”看“无尽藏院”的设立

在隋唐时期兴起的诸多宗派中,三阶教曾一度受到唐王朝的支持,却终被斥为"异端",受到官方的禁止以及佛教内部其他宗派的排斥,因此三阶教在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后便于唐朝末年逐渐消亡。三阶教是中国佛教自身对于印度佛教的理解与诠释,是中国佛教道路的探索,而其中发展出来的"无尽藏法"思想更是三阶教的重要特征。本文试图辨析三阶教"无尽藏院"思想的来源,认为"无尽藏院"的设立并非如南北朝以来诸多寺院以放贷民间谋得经济利益为目的,同时应与隋唐时期盛行的十无尽藏及无尽财有所区别。     

入华粟特人石质葬具反映的深刻意义——祆教艺术和中原礼制艺术之间的互动与交融

一些入华粟特人墓葬中出土的石质葬具上带有明显的中亚祆教因素,反映了远离故土的粟特人在中原的生活风貌和对本民族文化的保留情况。墓葬形制以及出土的石质葬具明显地具有中原文化传统,是受到了中原礼制艺术的影响,反映了中原文化与中亚文化之间相互交流情况。     

浙江杭州出土《僧璨砖塔铭》刊刻年代献疑

出土于浙江杭州的《僧璨砖塔铭》,被学界认为是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传灯体系的一件重要资料。笔者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研究,尤其是对唐代相关石刻的分析对比,认为该塔铭刊刻年代并非自题的所谓"大隋开皇十二年",很可能是唐代禅宗兴起之后禅宗信徒们伪造出的一件反映禅宗传灯世系的实物,刊刻时间不早于九世纪后期。     

也谈《佛说要行舍身经》与三阶教的关联

《舍身经》是一部宣扬布施身命的佛典,突出强调了生施。虽然《舍身经》包含"舍身尸陀林"这层含义,但在信行禅师开创三阶教之前,林葬就早已存在,它不是三阶教特有的实践方式。《舍身经》所说的"普"是指"普及一切有情",而三阶教的"普"却有特别的含义,尤其特指普法普敬,两者所指不是一回事。三阶教典籍目录乃至相关资料未曾提及类似《舍身经》的典籍,而且三阶教教义中没有对舍身的相关论述。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舍身经》是一部宣传三阶教教义的经典,就目前资料看来其与三阶教没有什么关联。     

石窟寺佛教瘗葬形式与传统丧葬礼俗之关系

西魏以降石窟寺中大量出现的瘗葬形式 ,是佛教传入我国后 ,佛教信仰特别是其中的“轮回”说与我国“灵魂不灭”传统丧葬观念和“事死如事生”传统丧葬礼俗相结合的产物。东汉到魏晋时期富含佛教文化因素的墓葬为其初期表现形式 ,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与发展 ,佛教信徒在石窟寺中凿龛安放死者尸体或骨灰 ,于是便出现了“石窟寺佛教瘗葬”这种形式。     

元宣授善和大师塔铭补考

《元代〈宣授善和大师塔铭〉碑浅析》一文首次发表了《宣授善和大师塔铭》。善和大师应为元代医学家罗天益在《卫生宝鉴》中提到的刘禅师,他是金元之际此方佛教的著名领袖万松行秀的弟子,曾应召到忽必烈藩邸,受到忽必烈的尊崇。     

固原史姓粟特家族多元信仰探讨

中亚的粟特人自汉代起就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宁夏固原隋唐史姓墓是国内目前已知的大型粟特人家族墓地。根据墓中出土文物,结合历史文献,能够看出当时同一家族中体现出佛教、祆教和儒家文化等不同信仰因素,这种多元信仰的形成可能与粟特人本身宗教传统、统治者的倡导及固原当地汉化等有关,由此反映粟特家族在迁徙入华之后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     

辽阳《东京胜严寺彦公禅师塔铭》补议

经过研究认为,辽阳博物馆藏的一方金代塔铭主人不是彦公,而是塔铭记载的澄公。塔铭记载内容客观反映金代东京辽阳地区渤海遗民群体崇信云门宗的历史信息,是研究金代东北地区佛教传播难得的珍贵材料。塔铭被损坏遗弃于井中推测是与金末辽东地区战乱有关。与此同时,对其他学者已发表文章中的部分观点进行尝试性更正和补充。     

西域、敦煌粟特翟氏及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与粟特人关系密切的翟氏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但通常都仅是推测他们来自粟特地区或应为粟特人。本文通过分析发现,这些翟氏人物的名字基本已粟特化,他们通晓粟特语,与粟特人一起从事商贩交易,并广泛与粟特人通婚,甚至信奉祆教。因此,本文认为这些与粟特人关系密切的翟氏就是粟特人,源于康居。     

西安地区出土的北朝隋唐石刻造像塔

佛塔源于印度,因用于藏舍利而被神化,受到佛教信徒的虔诚礼拜,多于其外刻浮雕。大塔一般露天建造,称露塔,小塔则在庙内供奉,称堂塔或塔庙。本文所论及的只是小型石刻佛塔。     

目前发现入华胡人石质葬具图像中反映的酒文化

目前发现的来华胡人的石质葬具共有9件,其中有8件都与粟特人有关。这些石葬具的年代集中在北朝至隋唐时期,此时正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期。这些特殊的石质葬具又被称为围屏石塌、石堂、石坟。无论从外观还是内在表现都可看出,它们在具有明显的异域文化特征的同时,又可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身影。文章重点放在图像中大量反映粟特酒文化的场景,着重讨论酒在这些胡人的日常生活、政治活动、宗教信仰中所体现的重要意义。与之伴随出现的音乐、舞蹈的因素也值得注意。     

金代《通慧圆明大师塔铭》再证

《通慧圆明大师塔铭》是金世宗生母李氏故后,以佛教墓塔形式埋葬的一方重要石刻.通过考证,现辽阳白塔是辽代广佑寺塔,与诸说的李氏墓塔无涉.李氏的金大清安寺和垂庆寺当在辽阳故城之北.     

敦煌吐鲁番摩尼教文献研究述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敦煌、吐鲁番等地相继出土了多件摩尼教文献,既有汉文,也有回鹘文、摩尼文、粟特文、波斯文等,为丝绸之路沿线摩尼教的传播提供了重要依据,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涌现出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学界对汉文写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敦煌三经,即《下部赞》《摩尼光佛法仪略》和《摩尼教残经》,此外,则主要关注于《老子化胡经》和《佛性经》。对回鹘文写本的关注,则主要集中于《摩尼教徒忏悔词》《牟羽可汗入教记》《摩尼教寺院文书》等。新近发现的霞浦摩尼教文献,明显与敦煌摩尼教文献同源,可谓敦煌学的新延展;福建摩尼教由回鹘僧人所传,同样也可谓回鹘摩尼教研究的新延展。     

太原永祚寺文峰塔

塔是源于古代印度的一种坟冢,汉语译作“浮屠”或“浮图”。佛祖释迦牟尼圆寂后,藏置佛陀舍利（即遗骨）和遗物的塔便成为佛教信徒们顶礼膜拜的圣物。东汉时期,随着佛教的传人,塔的形象与中国的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创造出了楼阁式塔、密檐塔、花塔等形式多样、造型优美的中国式佛塔,唯独塔顶的刹还依稀保留着印度佛塔的痕迹。     

泸县石室宋墓《陈鼎墓志铭》《宋太安人姜氏墓銘》 《于祠君墓志铭》考释

陈鼎墓志铭记载了陈鼎的享年、官阶、葬日及其儿官宦身份。宋太安人姜氏墓铭记载了姜氏“五福”美满和好德行。于祠墓志铭记载他家族及其部分子女的情况,以及于词经商、接济孤贫等历史信息。     

从馆藏文物看东西方文化交流——西安地区博物馆和撒马尔罕地区博物馆的丝路文化联系

善于经商的粟特人一直活跃在丝绸之路繁盛时期,他们不但在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即中国古文献记载的康国,而且还大量来到中原,在当时的长安定居,其中部分人还在中原政权担任官职。今天,在西安地区的各博物馆(院)中保存了许多留葬长安的粟特人墓葬出土文物与陵墓壁画,反映了粟特人的文化习俗与特征。同时,中亚的撒马尔罕阿甫拉昔普出土的大型壁画,也充分体现了粟特文化与以及粟特人国家与唐王朝的交往。通过对西安地区与撒马尔罕地区相关文物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丝绸之路繁盛时期,中原地区与中亚地区的国际交流与往来。     

佛塔丛识——从筑塔、雕塔到剪刻塔、写经塔

"塔"来自于梵语,原指砖、石、土、木等构成的建筑物,用以安置佛陀舍利等物。我国佛塔以东汉中期敦煌小浮屠(即小佛塔)为最早。三国之后,建立舍利塔及像塔、经塔、僧塔等渐多。佛教信徒以造塔为功德,故乐趋鹜赴。后为省工、省料、省财、省时,乃雕造小石塔,唐代以来又出现"泥拓佛塔""、华塔剪纸"及"心经法塔",进一步将造塔功德活动推进到普及化、简易化、大众化层面。     

《西夏文藏传佛教史料--“大手印”法经典研究》评介

《西夏文藏传佛教史料--"大手印"法经典研究》的主体部分是对将近30种佛教文献的解读和考释,包括五种"拙火修法剂门"、法狮子所传的"那若六法"、十九种"大手印法",以及《亥母耳传记》和《大印究竟要集》。本书指出这些佛教经典的西夏本与汉译藏密经典《大乘要道密集》中汉文本之关系,揭示了元代藏传佛教深刻的西夏背景,把西夏文献学的研究成果拓展到了佛教史领域。虽然该书有几例西夏字的通假现象作者未予指出,一些西夏偈颂的断句还有待商榷,但仍不失为一部成功的解读藏传西夏佛典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