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僧惠洪的佛教文學創作成就及影響

宋僧惠洪是佛教史和文學史上的著名人物。《石門文字禪》是其撰述理念及寫作内容的集中代表,共收古近體詩1 658首,各體文535篇。其詩學蘇軾、黄庭堅,各體皆工,被譽爲"宋僧之冠"。其文受北宋古文運動影響,長於議論,疏文、題跋、字説在禪林書寫史上有示範意義。歷代士林和禪林對其著述評價褒貶不一。《石門文字禪》南宋初即刊行,今存最早爲萬曆徑山寺本。日本江户僧廓門貫徹爲之作注,然而較粗疏,理應重新整理校注。     

元代的僧詩:中峯明本的僧風與詩作

中峯明本,元代禪宗楊岐派宗師。生當宋元易代之際,面對蒙元統治者的威壓利誘,數十年屏迹自放,晦迹避世,拒斥權勢與榮寵,度過雲水漂泊生涯。因聲譽隆盛,景仰、隨從者衆,宰相大臣屢以"五山"主席交聘,俱力辭;朝廷召見,亦終不一至。他發揚中國古代士大夫隱逸山林的傳統、易代之際不仕新朝的遺民傳統和禪宗熄滅妄念、止歇馳求、解黏去縛、少欲知足的傳統,將生活經歷和思想感情形於詩篇,描寫倘佯山水的瀟灑自如心境,抒發解脫羈絆的閑雲野鶴情懷,所作滲透對於人生事象的深沉思索,對於世間榮華富貴、名利紛爭的鄙棄,清新自然,禪意盎然,是古代僧詩中難得的優秀之作,在詩歌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     

重釋南北朝文獻的“素族”

南北朝文獻中的"素族"問題歷來研究已夥,然而迄無定論。本文通過系統研究其語言因素與歷史演變因素,認爲"素族"最初依托其在晉代新生的同義語"庶姓"、"庶族"衍生,始見於劉宋後期,字面含義當爲"無特殊性的姓族"。歷宋、齊兩朝,"素族"之嚴格義界均爲"非帝姓宗室的士族(含高門士族與次等士族)羣體或個人"。齊、梁之際,"素族"由於可以和寒人階層相關的名類詞相對,"素"字本身又有"素舊"義,遂逐漸産生指代"高門舊族"的第二語義。作爲同音歧義詞,兩種"素族"在梁、陳時期始終並存,但梁代已發生過用"素舊"語素類推前代"無特殊性"語素所導致的史料誤讀現象,其進一步加劇了今人對南朝不同時期含"素"類複合詞的語義誤判。同時,素族的兩種語義經宋、齊、梁三朝絡繹北傳,在北朝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中均有發現用例。至唐代,仍有兩方墓誌可見"素族"的"高門舊族"語義,但作爲"非帝姓宗室的士族羣體或個人"的語義可能在8世紀以前已經消亡。     

唐嶺南節度使馬總爲禪宗六祖慧能豎碑事

元和十年,嶺南節度使馬總奏請朝廷褒揚禪宗六祖慧能,詔賜"大鑒禪師"師號、"靈照之塔"塔號,請時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撰寫《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柳文沒有對禪宗宗義加以闡發,而是一方面基於"統合儒釋"立場,强調慧能禅宗思想"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的教化作用与意义,另一方面大力表揚馬總的功績。按一般歷史記述,中晚唐時期禪宗洪州一派形勢大盛,籠蓋諸宗。而《大鑒禪師碑》則揭示了當時嶺南地方統治者支持禪宗"統合儒釋"、"以教輔政"的發展態勢。柳宗元的碑文作爲禪宗史和文化史的重要文獻,對於全面認識中晚唐禪宗乃至佛教的整體狀況具有重要價值。     

續藏經本《名僧傳抄》録文疏失舉正

<正>《名僧傳》,梁代沙門寶唱撰,共三十卷。該傳成書於慧皎《高僧傳》之前,是中國佛教早期僧傳的重要文獻。遺憾的是,該傳早佚,部分内容僅見於日本奈良東大寺沙門宗性摘抄的《名僧傳要文抄》與《名僧傳指示抄》。由於《名僧傳》原書不存,因此宗性的抄本就成爲我們了解該傳内容的主要依據。宗性抄本原件現藏於奈良東大寺圖書館,日本方面早年以此爲底本進行過録文,收在《續藏經》第七十七册(以下簡稱"續藏經本")。然而,根據筆者對續藏經本以及     

“飲中八仙”之聚散與天寶文學走向

"飲中八仙"是天寶初期形成的文人羣體,嗜酒、狂放、風神、才藝等共同特徵,是該羣體得以形成的關鍵因素。其存在時間從天寶元年秋末到天寶三年春初,只有一年又三個月。"飲中八仙"中,除了李適之確實與李林甫有政治上的交鋒外,目前尚無證據表明賀知章、李璡、李白、崔宗之等人參與了李適之與李林甫的鬥爭。但是,"飲中八仙"的交往,使他們陷入了微妙的政治猜忌,最終被迫解體。"飲中八仙"的解體,對天寶文學的發展走向産生了深刻影響,具體表現爲三個方面:一,開元以來統治集團的尚文傳統在天寶時期逐漸失落。二,文人聚集方式發生了變化,天寶時期普通文人與執政的宰輔大臣之間相當疏離,他們更多散落在各地,形成大小不一、數量衆多的文學羣落。三,天寶文學的内容和題材與此前相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禮制與情欲：唐代婚禮的儀式書寫與文學表達

敦煌遺書中保存了大量唐代婚禮文獻,其中包括官方編修的禮書和用於婚禮的口誦詩文。通過對這些婚禮書寫進行分析,以及與存世婚禮文本比讀可以發現,唐人的現實生活中,婚禮程式並没有完全被儒家禮制束縛,而是表現出世俗化、功利化的傾向,以富貴與情欲爲主題的婚禮文學就是這一背景下的産物。唐代婚儀禮書與文學表達的源頭可以追溯到魏晉以來的貴族文化,從唐前期到唐後期,婚禮書儀與婚禮文學的書寫羣體從宫廷文臣轉移到官僚文人,婚禮書寫與文學創作表現出世俗化、儀式化的特點。唐代婚儀書寫與表達方式的演變軌迹,成爲中古時期從貴族社會到官僚社會、從貴族文學到官僚文學變革的一個縮影。     

歷史中的小說和小說中的歷史——說宗教和文學兩種不同語境中的“秘密大喜樂禪定”

藏傳佛教曾在元朝宮廷廣爲流傳,《元史》等官修史書中的有關記載,源出自元末明初的一部野史《庚申外史》,明代的作家將這段已被小說化了的歷史進一步戲劇化和小說化,遂使藏傳佛教淪爲"淫戲"和"房中術"的代名詞。本文從文獻學的角度釐清漢文化傳統中有關元代宮廷所傳藏傳密法的記載從小說到歷史,再從歷史到小說的複雜演變過程,並利用西夏、元代所譯藏傳密教文獻研究元代藏傳佛教傳播史,從藏傳密教的語境中還原西番僧人於元廷所傳所謂"秘密大喜樂禪定"的真實面目和本來意義,顛覆其於漢文文學作品中被色情化了的負面形象,重建歷史的真實。     

韓國假傳體小説中“酒”形象的演變及其儒學藴涵

韓國假傳體小説中,"酒"的擬人化形象屢屢出現,並經歷了一個由中立形象到正面形象再到負面形象的演變過程。這一演變體現了"酒"形象在小説中不同的象徵意義與儒家思想内涵,而這些不同時代小説中對"酒"形象的差異化塑造也印證了儒學在韓國的發展歷程。     

從伎藝話本到文體話本

底本、録本、擬編本代表了宋元時期與説話伎藝結緣的三種話本形態,其間藴含着從伎藝話本到文體話本發展的基本邏1和路徑,以及伎藝口演内容分解式文本化的演進過程。這種分解式的文本化,體現了口演内容從口頭形態轉化爲書面形態的矛盾衝突與碰撞調適,它作爲一種方式,寓含了一個立場,即基於書面編寫而對伎藝口演内容的主動性文本化意識;作爲一個過程,寓含了一個方向,即從伎藝故事負載的文本化向着伎藝體制負載的文本化的轉變。擬編本所表現出的伎藝體制負載的文本化方式,確立了朝着文體話本發展的文本化方向,並得益於宋元之際書面編寫領域重要變革的促進,引動了話本文體這一書面文體的出現。     

近體詩律標準模型校考

基於唐詩生成的兩種近體詩律模型,爲律絶創作、詩體研究和文獻校勘提供了基本準則。通過對《全唐詩》全部五七言四八句詩歌的格律統計發現,林庚和啓功先生所提格律模型呈現率相對較高,但整體上完全符合標準模型的詩作比例較小,只是隨着拗變量的增加而覆蓋面益廣。鑑於中土文獻有關標準詩型的記載出現較晚,本文基於現有詩例,從句、聯、篇等層面分類分期考察了詩律模型的生成與演變。前人受限於文本形態和技術手段,難以實現全樣本、精確化的聲律統計。將《全唐詩》、《全宋詩》甚至近體詩歌作爲一個文本集來統計,可以超越抽樣分析而把握近體詩律的要素特徵與歷史演變,避免將標準模型作爲字音研判、異文辨析、體式分别的先驗標準。唐宋詩歌的標引計量與實證分析,有望將相關研究命題交叉驗證、關聯共現,從更多維度刻畫和揭示古典詩歌的聲律特徵。     

三聯書店《陳寅恪書信集》疑誤二則

近年以來陳寅恪先生的佚札陸續刊出,三聯書店《陳寅恪書信集》中的信札刊行較早,爲治現代學術史的學者所習知,卻存在一些明顯的文字錯誤。今舉二例如下:與妹書(1923)隋智者大師天台宗之祖師,其解悉檀二字,錯得可笑。(見《法華玄義》)。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經正義二疏之體,說佛經,與禪宗之自成一派,     

地域文化自覺與南宋温州詩歌創作

温州詩人重視摹寫自然,語言上刻意追求於尋常語中見深意,明顯受到謝靈運山水詩的影響。温州詩人又將佛禪所宣揚的澄靜空靈境界與詩境相接,創造出一種"清苦圓融"的詩風,並復活了兩浙詩僧的苦吟傳統。四靈學晚唐而能揚棄晚唐怪異幽冷的詩風,得力於地方隱逸傳統中與生俱來的曠放達觀精神。     

“四僧”小议

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石涛是活跃于清初的四位僧人画家,画史上合称“四僧”。近日我在为《故宫藏珍品文物全集·四僧绘画》卷(扌先)写“导论”时,对“四僧”的资料稍稍作了整理,发觉其中许多大家熟知的事情其实存在问题或被忽略,值得再讨论,特为拈出,稍作解释,故云“小议”。     

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南北文學的衝突和融合

北宋洛陽文人集團的形成是宋初南文北移、南北融合的一個重要階段。這一文人集團由南士主導、北人加盟,在北方民間展開了一次頗具規模的文學創作與傳播活動,體現了南北文學的匯流與新變,爲詩文革新運動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元素與血液,開啓了唐音向宋調的轉變,創造了宋文平易自然、舒暢婉轉的特色。在南北文學的衝突與矛盾面前,歐陽修批判地繼承南北雙方的優秀傳統,整合南北,化合文道,取得文壇公認的豐碩成果,爲古文運動的順利開展指明了方向,樹立了標杆。洛陽文人集團南北衝突與交融的因子深刻影響了宋初文學的演進歷程,寫下了北宋文學與文化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論“元祐學術”與“元祐敍事”

"元祐學術"不僅體現了北宋蜀學、洛學、朔學三大學派的某些相同的經學思想,而且輻射到了文學、史學、制度等多個文化層面,是元祐黨人用來排斥"荆公新學"、廢棄熙豐新法的理論依托。紹聖以後,"元祐學術"遭致嚴厲禁錮,也成了"紹述"新黨排斥政敵的一個專門術語。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歷史過程中,卻以一種過於偏執的認同,以及簡單的二分法和柔性敍事的手段,展開了以"元祐學術"爲判斷標準的歷史敍事;並將"元祐學術"視爲宋代進入"後三代"的重要標志,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從"元祐學術"的形成與被禁,到"元祐敍事"的展開,均與朋黨之爭息息相關,典型地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優劣雜陳、得失參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論錢鍾書對“六經皆史”“六經皆文”説的傳承發展

錢鍾書認爲,人文科學的各個研究對象彼此繫連,交互映發,不但跨越國界,銜接時代,而且貫串着不同的學科。他批判吸收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説與袁枚的"六經皆文"説,提出了"經、子、集皆心史"的觀點,顯露出"經、史、子皆文章"的學術觀念。這種打通各人文學科的治學思想,不但體現出通覽古今典籍、廣求治學材料的宏闊視野,更彰顯出融通經史子集、會通人文之學的宏大抱負。錢鍾書的治學思想和治學實踐所昭示的會通之精神、優遊之境界,對於重建"文史哲不分家"的古典人文學傳統,扭轉當今相對割裂的人文研究格局,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本文並從修辭學、文體學、敍事學、文藝心理學、中西比較文學以至文藝本源論等六個方面,舉例説明《管錐編》的跨學科文學研究實踐及其文論潛體系。     

不平常的平常風物:“閑居”姿態與韋應物的自然書寫

本文從討論盛、中唐之交的建中、貞元時代與劉宋、南齊時代的思想風氣不同入手,强調韋應物所謂"吏隱"是吏與隱二元關係之外的中道,是須經身心修養所企致之境界,其特别彰顯於詩人或作於郡齋或作於林水的"閑居"之作中。"閑居"開啓了詩人遊乎草木雨雲,霽月光風的生命世界。"閑居"是一種生命存有的姿態,一種"道行"的身體實踐。本文重點討論了其中兩種面向。首先,與刻鏤着歷史創痛的初期回憶詩作相比,"閑居"之作體現了詩人如何自歷史時間中解脱,融入自然時間而任運自在。其次,"閑居"與"吏隱"又令韋詩在空間書寫中忽略和虛化方域。在此,以空間之疏曠體現了詩人性情之疏散,而多重的甚至歧義的視境更直接體現了其神遊於兩重世界的"吏隱"者心迹。     

和刻本宋代筆記譾論

<正>宋代立國之後,稽古右文,優待士人,文士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文人學士也有較多的餘暇從事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宋代的士大夫大多同時在政事、學術和文學等領域都有所成就,筆記是他們從政、治學、爲文之餘,寫作的"非文藝散文"("Nonliterary"prose)~②,也是宋代士大夫對宋代文化的貢獻之一。雖然筆記在創製之初,仍带有"隨意性,非正式,能包容单纯的消遣和娱樂"~③的一面,但隨着宋代學術的演進,宋代筆記越來越呈現出專業化、學術化的特     

解經與著文：清代學術史上的“疏證”體

清代學術史上大量出現的"疏證"類著作以條分縷析、廣徵博引爲特色,具有古文乃至傳統注疏不易具備的文獻容量和分析潛能,考證之學術旨趣藉以呈現。清代前中期,疏證體的焦點經歷了從以"疏通"爲旨到以"證明"爲重的變化。嘉慶以後,"疏證"的寫作方式成爲闡釋經典的流行乃至典範體式,尤其在小學、輯佚領域蔚然成風,亦影響到單篇文章之寫作。古文家批評考訂疏證之文"傷氣",不能成文;而考據家則主張注疏考證之文自有其特殊文氣。至章太炎《文學論略》將"疏證"專列爲文章之一體,對有清一代"疏證"體之演進作了理論上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