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梁啓超與胡適的學術因緣——以新發現的梁啓超書札爲中心

本文以2009年5月拍賣的梁啓超致胡適函爲主要資料,輔以其他相關文獻,力圖還原1920—1922年間二人在學術上的交往。特别注重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中國佛教史》、《墨經校釋》諸書寫作中與胡適的互動,並對一直面目不清的梁著《國學小史》與胡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關聯進行了分辨與考證。     

宏觀把握大局,忠實還原細節——評守屋美都雄著《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

在日本當代漢學發展史上,守屋美都雄被研究者譽爲"東京文獻學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是反映日本戰國秦漢史研究成果的一部著名论文集。由於全書存在主題和體例斟酌不夠充分、結構設置也有欠周到的缺陷,因此,讀通守屋氏這部作品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循其學術脈絡,淡化結構框架。守屋氏學術追求的最主要特徵,是在宏觀把握大局基礎上的忠實還原細節,特别是有助於今人了解古人日常生活的具體過程如何産生、如何變化的那些細節。全書的核心是《南人與北人》、《社的研究》、《父老》等九篇文章,代表了守屋氏關於中國民俗、家族宗族、國家結構的基本觀點;其他文章也非常典型地表現出文獻學派傳人的深厚功底,在對資料的處理和對中日學界研究成果的評述上,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史價值。     

道德良知和歷史思考 在纪念史华慈追思会上的讲话

在中國研究領域内,我讀的第一本書是史華慈先生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毛澤東的興起》。它對我的治學有轉化性的影響。史華慈不僅僅比其他人更早地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决不是蘇聯的傀儡,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將思想史與政治關聯起來的治學方法,向我們揭示了意識形態的争論是如何地影響了政治事件,以及政治事件是如何地影響了意識形態,這種治學方法啟發了我以及其他許多人的工作。     

第十二届國際中國哲學大會綜述

2001年7月21日至24日,主題為“中國哲學與廿一世紀文明走向”的第十二届國際中國哲學大會在北京會議中心舉行。共有250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其中臺港、海外學者和中國大陸學者大約各占一半,其間共召開了四次全體大會、五十二場次分组會議,有二百零四位學者在大會或分组會上報告了論文。各位代表圍繞着主題比較集中地討論了人們關注的一些問題,如: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研究的問題、對象和範圍有何异同?如何深入研究和發掘儒、道、佛、墨、兵、易等傳統哲學思想原創性貢獻,并揭示其現代意義和價值?參照西方的哲學解     

山東省立圖書舘工作經驗

一年來讀書小組發展概况甲、發動的原因與組識對象——山東省立圖書舘為了接近讀者,聯系讀者,進一步帮助读者以推廣新文化起見,特於一九四九年七月發動組織读书小組。不論學生、工人、幹部以及一般市民,凡自願組織小組三人至十人(每人每週限借書一册》自推小     

域外漢學與古史辨運動——兼與陳學然先生商榷

民國時期古史辨運動與域外漢學存在一定程度的學術關聯。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過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歐美大學接受學術訓練,不同程度受過近代史學觀念的洗禮,與舊式學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來越少。國内古史研究是國際漢學界有關中國古史研究學術鏈條上的一環,歐洲、日本、中國學界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動。中國學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馬伯樂、白鳥庫吉、内藤湖南諸氏的疑古論。夏德《中國古代史》對胡適、顧頡剛均有所影響,對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有推波助瀾之功。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在民國史壇頗有流傳,顧頡剛對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顧氏疑古論與白鳥之間並不存在學緣關係。有論者認爲顧氏疑古思想乃"剽竊"日人陳說,此一指控係牽强附會,並無實證。     

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

從15世紀到19世紀,惟一與日本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朝鮮,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團赴日,這些使團中的文人留下了約四十種類似出使日記的有關文獻,以及相當數量的筆談、唱酬和繪畫。這一龐大的文獻資料是研究朝鮮與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經濟關係的重要史料,在日、韓學界很受關注。可是,這些文獻資料至今在中國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也許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看上去只是記録日、朝之間往來的資料,對中國學界的意義究竟是什麽?本文指出,這些文獻資料的意義是雙重的,它既呈現了這幾個世紀日本與朝鮮的政治關係與文化比賽,也讓我們看到在近世東亞的政治與文化上中國的存在,日朝交往中,無論在政治領域的名分、禮儀、文書上,還是在文化領域的衣冠、風俗、學問、藝術上,現實上的"明清"雖然缺席,但歷史上的"中國"卻始終在發生影響。因此,在朝鮮通信使文獻中,儘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與朝鮮之間的複雜關係,但也可以看到中國在通信使文獻中,仿佛是一個不在場的在場者。     

方法與實踐:域外漢籍研究的新天地——評張伯偉教授《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

正近十年來,國際漢學研究界最令人矚目的動向,便是域外漢籍研究的興起,這使得漢學研究在主題上開始强調中國與東亞的相互建構,在史料方面日益重視域外史料特别是域外漢籍。當這一門學問在中國起步的時候,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曾經以上世紀的新學問———敦煌學來類比其價值和意義。在敦煌學研究中,學者須有意識地"更新方法,思考新問題"是近期出現的反省。(1)同樣,域外漢籍研究有關方法論的探索也已漸入佳境:在思想和歷史方     

中國歷史上的種族與民族

一中國史學者向來對於種族與民族沒有明確的科學概念。資產階級學者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把民族看作永恆存在的人們生活共同體,卻不是看作社會歷史發展一定階段的産物。例如孫中山先生解釋民族構成的因素,爲血統、語言、宗教、風俗、生活等,他不但忽略了民族形成與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之連繫性,而且把血統列爲民族構成的因素之一,把種族與民族混淆起來,把民族看作種族或部落組織的延續與擴大,這樣,也就是說民族是永恆存在的東西或超歷史的範疇了。到了蔣匪幫反動派政權建立以後,中國封建法西斯的大漢族主義者,更否認了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存在,認爲各少數民族都是‘百世一支’的黄帝子孫,顯然是荒謬絕論的讕言。由於這種反動思想的傳播,許多資產階級史家,對種族與民族這兩個名     

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南北文學的衝突和融合

北宋洛陽文人集團的形成是宋初南文北移、南北融合的一個重要階段。這一文人集團由南士主導、北人加盟,在北方民間展開了一次頗具規模的文學創作與傳播活動,體現了南北文學的匯流與新變,爲詩文革新運動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元素與血液,開啓了唐音向宋調的轉變,創造了宋文平易自然、舒暢婉轉的特色。在南北文學的衝突與矛盾面前,歐陽修批判地繼承南北雙方的優秀傳統,整合南北,化合文道,取得文壇公認的豐碩成果,爲古文運動的順利開展指明了方向,樹立了標杆。洛陽文人集團南北衝突與交融的因子深刻影響了宋初文學的演進歷程,寫下了北宋文學與文化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中國猿人化石的失踪及新生代研究室在抗日期間的損失

自一九二九年發現中國猿人頭骨之後,當時就引起全世界上學術界的注意,是年遂由地質調查所特設新生代研究室,負責在周口店作發掘中國猿人的工作,並在中國境內擔任有脊椎動物化石及古人類的採集與研究。新生代研究室之經費由羅氏基金董事會捐助,一切工作人員則由地質調查所任用。     

論清高宗構建極權帝國文獻體系的歷史背景與制度設計——《四庫全書》與文獻傳承研究之一

<正>官修圖書是古代中國文獻生成、整理與傳承的重要途徑,尤以帝王名義進行(或由帝王親自主導)的圖書整理、纂修活動,常能發中秘之藏,徵民間之書,拯文獻于將滅之際,寓揚棄于編纂之中,構建起同本朝政治態勢相適應的文獻體系,在古代文獻得以恢復、整理與傳承的歷史演進中起决定性作用。漢代劉向、歆父子領校群書,清高宗弘曆纂修《四庫全書》,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兩次官修圖書活動。由清高宗弘曆主導的《四庫全書》纂修工程,在中國古代史上規模最爲宏大,不僅編成了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最大的一套叢書,催生了一批附屬典籍     

論中國古典小說的“奇”評及“奇書”概念

<正>引言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常以"奇書"來形容某些小説作品,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四大奇書"之稱。求諸文獻資料,不難發現奇書之稱並非自古已然,而是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發展,最後於明清時期得到文人的廣泛使用,影響至今。其源流始於何時?其涵意及發展如何?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因此,本文擬詳細梳理及分析中國古典小説中"奇書"概念的源流、發展及内涵,俾使讀者及學界對此有一個清晰而全面的理解。     

向達與張大千——關於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學術史考察

作爲著名歷史學家和敦煌學家的向達與著名畫家的張大千,由於敦煌而結緣並結怨。1942年,向達因參加西北史地考察團到達敦煌,此前張大千已率親友在敦煌臨摹壁畫。由於對敦煌石窟藝術保護、研究、臨摹的不同看法和態度,雙方發生了矛盾。向達在1942年12月的《大公報》上發表了《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對張大千在敦煌的行爲作了批評和指責。向與張的矛盾或衝突,首先是是非之爭,即張大千在臨摹壁畫時對敦煌藝術的破壞,作爲學者的向達要保護敦煌,反對、制止這種破壞。其次,也有考察期間經濟、生活等特殊情況的因素,同時還應該是學術觀念之爭。他們之間的學術之爭,涉及了當時的學術理念、生活狀態、學術團體與個人、學界與政界的關係。     

辛亥革命的再認識

將辛亥革命置於晚清民國歷史的整體脈絡中進行考察,溝通古今中外,不要單純由革命中心外鑠,可見辛亥時期朝野各方均致力於知識與體制的全面變革,使得中國社會的重要領域迅速發生革命性變動@些變動受到中、西、東學及體制的糾結影響,圍繞各類趨新活動又形成各種勢力錯綜複雜的聯繫。只有不爲變化即進化,現在即現代的成見所囿,回到歷史現場,理解古往今來中外各種思想學説制度的本意,及其依時空演進而呈現的流變,所論纔能適得其所,既具有系統且不涉附會,使得包括革命在内的辛亥時期之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意義得到充分展現。     

李約瑟論中國傳统思維整體觀與科學發展

一 什么是中國傳統思維主體 李約瑟認為中國古代科學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有機唯物論”(Organic materialism)或“永恒哲學”(Philosophy eternity)。并認為這種特征在“每個時代的哲學家與科學思想家所發表的言論中,可以找到證明。而機械式的宇宙觀根本没有在中國人的思想中發展。中國的思想家普遍都相信一種有機的宇宙觀,以為現象與現象之間,有層次的關系。”有機唯物論也可稱為整體(holistic)思维,或有機自然觀。     

悼念梁思永先生

考古學家梁思永先生於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在北京逝世了,這是祖國考古事業發展中的重大損失! 思永先生生於一九○四年,竭畢生精力從事於中國考古事業;對中國新石器時代及殷代的考古研究工作都有相當貢献,對中國的田野考古工作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探尋中國革命史的真義 在纪念史华慈追思会上的讲话

史華慈,是揭示毛澤束發展了自己獨特的、超出蘇聯控制的共產主義的第一批學者之一,他是哈佛大學歷史與政治科學系的榮休教授,因患癌症,于星期曰逝世于麻薩諸塞省坎布里奇的家中,享年82歲。 他的老師是費正清,通過自己長期的宣傳鼓動,促成了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的建立,史華慈博士盡管没有像老師費正清那樣地有社會知名度,但是他在著作中完成了某些根本性的觀念,直     

永樂大典展覽的意義——一九五一年八月北京圖書舘舉辦

永樂大典是中國一部規模最弘大卷帙最繁重的大類書,也就是大百科全書。這次展覽,不僅是表明永樂大典在圖書發展史上的優越性,和牠在歷史學古典文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上的重要性,而是有其更深刻更重大的意義的。     

從“京觀”到佛寺——隋與唐初戰場屍骸的處理與救度

<正>生與死,可能是人類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在中國中古史領域中,與死亡相關的課題已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展開,如禮制史角度出發的喪葬制度的研究(1),從考古學入手的帝王陵寢與墓葬的關注(2),又如對死後世界觀的考察(3),當然也有從新文化史角度進行的整體解説(4)。近年來,隨着身體史與生命醫療史研究的展開,屍體也成爲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例如李建民先生就討論了中國古代的"掩骴"風俗(5),陳昊先生則討論了隋唐時期城市中的屍體與疾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