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乎國體安危與華夷之辨之間——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態度辨析

本文以發生在萬曆末期南京和崇禎時期福建的兩次有官方背景的天主教事件爲研究對象,將兩次事件中留下的官方文告與同一時期士人反對天主教的文章進行橫比,再以之與前後朝代官方反對民間宗教組織的政策和行爲進行縱比,分析出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和外來文化的基本特點是服從於社會治安管理的需要,當政府認爲其不危害社會時,可以容忍,反之則傾向於加以限制,其中並不包含明確的是否文化異端的考慮。因此,雖然晚明政府對一個團體之社會價值的認定有很大主觀性和偏見,但也不能認爲晚明中國政府習慣於排斥外來文化和宗教。     

方志学视野下的晚清中外台湾游记——兼论近代台湾地方话语权的再建构

方志和游记的概念及内涵历来有所区别。我国台湾地区因开发时间晚、赴台手段少等特殊原因,模糊了台湾方志与游记间的界限,甚至还赋予清代台湾游记"类方志"的内涵。阐释晚清时期台湾游记与方志在体例及内容上的共通之处,并通过对中外台湾游记中地貌风物、先住民(1)生活等方面的解读与比较,分别梳理两者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及形成特点,尝试从方志学的视角剖析两者在争夺近代台湾地区话语权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中西文化差异,能拓展我国台湾方志的研究领域。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通知——關於本部文物局與地方文化主管部門對現在各地的全國性與地方性文物機構的領導關係與行文關係的規定

玆為明確本部文物局與地方文化主管部門對現在各地的全国性與地方性文物机构的领導關係及行文關係,特作如下規定: 一、南京博物院與南京圖書舘由華東文化部直接领導。但有關該院、舘的業務工作,文物局亦得直接發佈指示。此項業務指示,其属于一般性質者,可由文物局直接發往上述两機構,抄致華東文化     

流動的風景與凝視的歷史——晚清北京畫報中的女學

在晚清,無論是開民智的“畫報”,還是張女權的“女學”,上海都走在北京前面。不談細枝末節,就講聲名顯赫者,1884年5月8日創刊的《點石齋畫報》,還有1898年5月31日正式開學的中國女學堂(即“經正女塾”),都讓歷來高傲的北京人瞠乎其後。晚清中國,推動西學東漸的主要力量,在朝氣蓬勃的開埠城市上海,而不是暮氣沉沉的帝都北京。雖有最高學府京師大學堂(1898年創立),但是,談論作爲新學代表的報章、演說以及女子教育等,北京     

《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

若干年来,士绅研究一直是晚清史的一个热点,本书不但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个案,而且得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本书认为,在晚清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的士绅阶级开始自我分化,其上层是清末新政的利益获得,权力迅速膨胀;而下层士绅却被急剧边缘化。[第一段]     

个人·地方·总体史——以晚清法云和尚为个案的思考

本文通过晚清时期笔者的一位在京城有一定书法声名的族人(浙江昌化人)法云和尚故事的钩沉,对如何认识民间传说以及如何让微观史和地方史研究走向总体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民间的传说未必全然无据,而正式的文献记载也不见得全然可靠,传说或口述,固然不可尽信,但也一定不能忽视作为钩沉史实线索的意义。从地方的案例中,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个时代生活的日常性,而且也可能藉由对社会的相关网络,也即日常生活舞台和背景的方方面面的探究,来分析概括出一个时代和地区中人们生活的"常识",并从"常识"来透视和捕捉一个区域乃至国家的时代风貌和特性,使地方与微观史研究达致总体史或全面史的目的。     

晚清军事变革与地方社会动乱——以广东盗匪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影响晚清军事变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社会现实的需要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晚清广东,严重的盗匪问题制约着军事变革的进程,受其影响,绿营的裁撤不彻底,勇营得以发展并呈现明显的“本地化”特点,新军建设也因之受到牵连。而不成功的军事变革又削弱了政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所造成的“捕务废弛”和“兵匪”的情势,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动乱。晚清广东的此种情形为理解晚清改革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是铜瓦厢改道后最大的一次黄河水灾。对于此次水灾期间的赈灾事务,学界以往甚少注意。实际上,此时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不仅承担了此次赈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     

“内轻外重”抑或“内外皆轻”?——评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兼论晚清政治史研究

清末发生了诸多社会反常现象。这些现象只有通过政治史研究才能做出更合理的诠释,而单从政治角度说明格局的变化,不对它做文化等侧翼的延伸性思考,会使研究平面化、单线条。如果不把"外轻"与"离心离德"联系起来掂量,就会把积聚几十年、几乎"痛入骨髓"的矛盾看轻。清末的"外重"不一定以"权重"的形式出现,而是以"离心离德"的形式呈现,就像督抚身边存在巨大的"黑洞"或者"暗物质"。近三十年来,晚清政治史虽然在三条线索六个方面形成特色,但仍有广大的研究空间。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以林骏《颇宜茨室日记》为例的考察

晚清浙江省瑞安县士人林骏的日记记录了一个普通地方士子在科举改废、学堂兴起过程中的观察与活动,表明科举之废、学堂之兴在晚清地方尚可展现为“水到渠成”的递嬗过程,这种水到渠成与其在较长时段内引发的“深远”震荡不可混为一谈,却也并不矛盾.某些地方士子对科举由原初的“热心”到后来视停废为理所当然,对学堂由希望转为失望,这一看似前后抵牾的表现或可以从他们对旧制与旧学的不同态度中找到某种一以贯之的答案.     

馈赠焉? 掠夺焉?——李祖基《近代台湾地方对外贸易》与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晚清台湾》评析

李祖基、林满红的两部书《近代台湾地方对外贸易》(以下简称《近代》)、《茶、糖、樟脑业与晚清台湾》(以下简称《茶》)在论述近代台湾对外贸易,尤以大宗出口的茶、糖、樟脑业的发展对近代台湾社会经济之影响存在不少观点相对立的论述,在笔者看来,两本书都是研究近代台湾外贸方面的力作,只是由于研究所采取的视角不同,因而所观察的问题及所得出的结论就会有出入,从总体上说,后者并没有深入到近代台湾外贸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