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刻书业

“书籍之有雕版,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宋代确立的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一直垄断了其后近九百年封建社会的图书刊行,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机械印刷术的传入和图书出版事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出现之后,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宋代的刻书业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本文仅就宋代的刻书业概况略述陋见。宋开国之初,《宋史·太祖本纪》载:建隆三年二月,“上谓侍臣曰:‘朕与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赵匡胤深知读书对国家的作用,因此,宋代政府对图书出版事业非常重视,把它作为宣扬封建思想,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的一件大事来提倡,多次下诏购求图书。大中祥符三年,五代后蜀毋昭裔之孙毋克勤向北宋政     

世代传承的四堡刻书业

正清朝时,福建连城四堡书坊闻名江南。研究表明,连城四堡书坊的最大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以姓氏家族为依托组织起来的。一个家庭就是一个书坊,家长就是业主,父传子,子传孙,世代相传,虽有反复曲折,却延绵不断。考察这批书坊的姓氏世系分布、创办发展历程、生产经营方     

我国古代的民间刻书业

中国古代的印刷业可分为官刻、私坊和寺院三个系统,其中尤以民间私坊刻书兴起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国内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1944年在成都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经咒首行印有“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字样．说明唐代已出现私坊印本。     

再论大汶口文化的陶刻

关于大汶口文化中出现的陶刻符号,就其意义问题,曾引起学术界的热烈争论。从 60年代首次发现于大汶口文化遗址以来,一直没有间断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本文通过相关文化的区域特征和刻划符号出土的背景资料,阐明大汶口文化的刻符,并非具有文字的意义,应该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南宋临安的社会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生产方式和全部客观条件制约下的有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典型形式和总体特征.它包括人们对衣食住行、劳动工作、文化娱乐、社会交往、待人接物等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价值观、道德观、消费观、审美观以及与这些观念相适应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 南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尤其是都城临安,许多新的社会因素在萌芽,出现了种种异于往昔的社会新景象.     

宋代浙江的刻书业（中）

清赵翼有诗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一生不忘收复北方失土,写作了大量热情洋溢的爱国主义诗篇,历经七百余年,至今犹脍炙人口。然而在当时投降派掌握朝政的大形势下,他在政治上却倍受歧视与冷落。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在他被免职隐居故乡——山     

宋代浙江的刻书业（下）

民间刻书主要指私宅、家塾刻书与书坊刻书。宋代,浙江私宅刻书不及书坊刻书之盛,但亦有几家在我国刻书史上颇具声名。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提到北宋淳化年间(990-994)杭州陆氏万卷堂尝刻《史记》,宝元二年(1029),临安进士孟淇刊刻姚铉《唐粹》一百卷。     

宋代浙江的刻书业（上）

宋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个内忧外患不断、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的年代,统治者对外敌卑躬屈膝、忍辱苟生,写过大量历史演义的蔡东藩谥之日“鼻涕”,鄙之极也。然而就文化而言,宋代却是我国封建时代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之一,不论是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均取得辉煌的成就。陈寅恪先生认为宋代乃我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不无道理。从宋代的刻书业也可窥见一斑。     

南宋商税银铤的再发现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新入藏南宋二十五两银铤二件,系天津市海关近年查没走私物品,后经天津市文物管理处接收转拨我馆,传为河南上蔡县出土。这两件银铤,保存完整,呈束腰状,铤首为圆弧形,铤长12.5,铤首宽7,束腰宽5,高1.5厘米。铤的表面较平,周围略有波纹,束腰处砸印双行重文“出门税”和“思内赵十一郎口”字样,铤的底部有蜂窝状孔眼。二件实测重量一为985克,一为987克。除天津上述所藏砸印“出门税”字样的银铤之外,一九七五年河南方城县(与上蔡县邻县)曾出土砸印“出门税”“重伍拾两”的银铤一件,自身重1950克;一九七九年苏南茅山曾出土砸印“出门税”“王周     

南宋金叶子考述——兼论南宋黄金的货币性

彭信威先生在论两宋金银和金银钱时,引《宝货辨》说：“献中还提到马蹄金、沙金、橄榄金、瓜子金、麸子金、胯子金、叶子金等。”并解释：“叶子金应当就是金叶子”。①迄今为止,有关金叶子的论述几乎未见。即便发现实物,也多被解释为饰物用的金箔。本汇集二十多年来的出土资料,结合献,对新见金叶子的品名、年代和铭进行考述。若有不妥之处,敬请匡正。     

论市场经济下设计与生活关系的再思考

设计应该是为生活而设计,应以人的健康生活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目的。但是商业设计的最大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使得设计师成为为了赢得利润而充当无条件刺激消费最终导致人类资源浪费的帮凶。本文就错误的消费观、设计人性化缺乏、设计情趣化缺乏等几个方面来阐释设计中一些非理性想象,具有一定现实指导意义。     

再論宋代公使庫的刻書

公使庫"正賜錢不多",在北宋中後期已出現了嚴重的缺口,即收支不抵的情況;但此時尚還不敢多挪用其他經費填補。南宋高宗、孝宗時期,在"著令許收遺利"的驅動下,公使庫通過賣酒、糟等獲得了巨額收入,甚至一度竟能高達"歲用率十數萬"貫。其間的奧妙與方法,台州知州唐仲友是一個典型。按南宋初期刻一字約4.23文足估算,鏤板一書對一州的公使庫來説,如能善於節省、籌集,甚至挪用一些其他經費,還是能做得到。而刻書的利潤至少應維持在40%以上的高位。因參與人數多、經費相對寬裕、核校認真等,公使庫刻書的品質較高。孝宗中後期,因加强了對濫用經費的核查、官員監管等,可以允許使用的範圍縮小,一些經費多溢出來刻書,進而饋贈他人,成了一時風尚。但之後,因開禧北伐導致的物價騰踴、經費緊張、監管鬆懈等,公使庫刻書幾乎是戛然而止、渾然絶迹了。     

对南宋“锡雕版”的再认识

1957年,在疏浚西湖时挖出了一块雕刻有文字的南宋锡板,相当罕见。鉴于此雕版的特殊性,作者认为它不太可能用于印刷或拓印,结合佛教密宗在中国尤其是两宋时期的发展,此版极有可能是一块放置在密宗“念诵社会”中,用于念诵经文的“真言牌”。     

论南宋理学在广西的传播方式

南宋时期,许多理学大师及其弟子纷纷入桂,在他们的提倡和推动下,理学通过书院、官学、书籍刊行的方志在广西传播、发展,对广西思想文化的开发产生巨大的影响。广西本土的理学家的出现,为理学在广西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代理学的世俗化和普及化开辟了道路。     

论南宋江南地区市民阶层的社会形态

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市民阶层全面兴起.除了不断壮大的工商业群体,为数不少的商业性文化演艺人员和具有商业观念与城市意识的官吏、士人、地主、农民等也都成为市民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之间的社会等级关系并不是身份性的,而是在贫富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且随着财富状况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同时,各种市民社会组织的涌现,表明市民阶层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对城市和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南宋时期的市民阶层又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并没有成为主导城市发展的社会力量.     

论大足石刻艺术与科技的完美结合

大足石刻超凡的艺术性始终与崇高的科学性紧紧地融会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色彩。大足石刻艺术的科学技术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地形选择;二、峡谷排水;三、龛窟结构;四、力学的运用;五、光学的应用。     

再谈南宋扬州蜀岗上城池的位置范围

南宋扬州蜀岗上城池的相关名称有堡寨、堡砦、堡砦西城、堡城、宝祐城、平山堂等,近来有学者就堡寨、宝祐城的位置范围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认识。基于相关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通过再次探讨南宋扬州蜀岗上城池的位置范围,可以认为传统观点就宝祐城位置范围的认识无误。南宋扬州蜀岗上城址大致可分为东、西两半部分,西半部分外围有土垄,是一座独立、完整的城池,其使用下限要晚于东半部分;文献记载中,南宋扬州蜀岗上城池的沿革较为清楚,淳熙二年(1175年)郭棣"依古城旧基帮筑堡寨",绍定三年(1230年)李全"布置筑围"围堡砦西城,宝祐三年(1255年)贾似道"复广陵堡城"改称宝祐城,景定元年(1260年)至咸淳五年(1269年)间李庭芝包平山堂;另外,明代墓志文中有"葬于堡城之原"。综合来看,堡寨包括蜀岗古城的东、西两半部分,其范围与唐子城的基本相同,蜀岗古城北城墙东段上南宋时期的遗迹或与之相关;堡砦与堡寨相同,堡砦西城系蜀岗上的西半部分城池;堡城是宝祐城前后乃至现在蜀岗古城西半部分的称谓;宝祐城在蜀岗古城的西半部分,不可能包括东半部分,与堡寨名实均异;平山堂通过蜀岗古城西半部分西门外的瓮城及其南侧向南的高地与该城池连结。     

论道光年间的重刻禁书

清代乾隆以前的禁书,嘉庆时就开始有重刻的,到了道光年间便大量重刻出来。这些重刻的禁书,起到了兴灭继绝的作用,使许多好书得以存世,对辛亥革命还起到了催生助产的作用。这是谈版本及清代文化史值得论及的方面。如道光二十五年大梁书院重刻本《夏峰     

论石门汉隶的书刻艺术

汉《石门颂》云：“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余(斜),凿通石门。”其意是东汉明帝永平四年(61年),诏令开通褒斜道,并凿通道路所穿过的一段隧道,称之为石门。此隧道在陕西省汉中市古城之北的褒谷西侧七盘山下,南距褒谷口3、5公里,扼褒斜古道之南口。《石门颂》就镌于隧道之西壁。其北有汉永寿元年(155年)的《李君表》,其南有汉熹平二年(173年)的《杨淮、杨弼表记》,其对面即隧道东壁有北魏永平二年(509年)的《石门铭》。继此之后,各代竞相镌刻,连绵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