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入藏与整理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主体是来自日本大谷光瑞在我国甘肃、新疆等地的探险所得,多为大小不一的残片,总数约在26000多片。这批文献最早是在日本神户的二乐庄进行初步整理。1915年以后,大谷收藏品分散,大部分随大谷光瑞来到旅顺,寄存于当时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陈列所,即现在旅顺博物馆的前身。1929年,这批文献正式入藏关东都督府博物馆。上世纪五十年代,旅顺博物馆对这批文献进行了重新登记,编制目录。二十一世纪以来,旅顺博物馆和多家科研机构合作,对这批文献展开了全方面的整理与研究,发现了一批重要的佛教、道教经典及世俗文书,对于丰富并加深我们对新疆地区历史文化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房山石经所藏“疑伪经”略论

"疑伪经"为佛教文献中较为特殊的文献群,他们被冠以"疑伪"之名,受到历代正统佛学的排斥与鄙夷,极大多数未收入大藏经中,却又通过各种渠道保存至今。房山石经存有一定数量的疑伪经文献。本文通过搜辑房山石经中的疑伪经,以这批经本为核心对"疑伪经"的特点和价值进行论说。     

日本收藏满文文献概述

日本收藏满文文献概述何溥滢一日本国从何时开始收藏满文书籍，不得其详。但日本从古代奈良、平安朝（７１０－１１８５）就开始从中国输入了大量书籍，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下来。到江户时代（１６０３—１８６７），更是通过长崎港口，输入了大量的书籍。这个时期，正是满文...     

守护党的“一号机密”

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保存着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两万多份原始文献,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近20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十余位共产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用鲜血和生命保全了这批档案。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比黄金还贵重"的文献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

2010年,北京大学受捐入藏了一批海外回归的珍贵秦简牍,结合室内发掘清理情况和文字内容,可复原为竹简10卷、木简2卷以及零散竹木牍和木觚等,共794枚。这批简牍的抄写年代大约在秦始皇时期,可能出自江汉平原地区的墓葬。简牍以书籍类文献为主,内容涉及秦代政治、地理、社会经济、文学、数学、医学、立法、方术、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内涵之丰富在出土秦简中实属罕见。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

1996年10月,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出土,是轰动国内外学术界的大事。这批简牍大致分为木简、竹简、木牍三类,总数估计超过十万枚。为了能让学术界尽快了解并利用这批珍贵的出土文献,整理工作随即展开。1997年完成了其中木简的整理。这批木简共有2400枚左右,内容较为集中,基本全属吴孙权嘉禾(232～238年)年间佃田租税券书。有关情况已有报道,这里不另赘述。1998年5月,整理组开始对其中竹简进行整理,到目前为止,已完成近10000枚竹简的释文工作,取     

“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调查材料的发现及其价值——档案史料与根据地乡村社会研究

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的调查资料是其中较为优秀者。这批资料后来去向不明,学术界一直认为这些材料多已遗失或销毁。我们在山西省档案馆阅读所藏相关档案时发现,"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调查的部分材料依然存在。这批材料对深入研究抗日根据地史和乡村社会史极有价值。     

论"十五年中日战争"与"八年抗战"

"十五年战争"是日本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所谓十五年战争是从1931年"满洲事变"开始,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日本学者把这段历史叫做"日中战争史"、"太平洋战争史"、"大东亚战争史"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学界出版了不少关于十五年战争史的文章和书籍.一位日本学者说:"1956年鹤见俊辅率先将'满洲事变'、'中日战争'及'亚洲太平洋战争'三场战争统称作‘十五年战争'.此后,这一称谓受到大家欢迎并得以普及.     

张闻天理论的两大亮点——写在《张闻天文集》再版之际

去年为纪念张闻天诞辰110周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决定再版一批张闻天的书籍共8本,其中有《张闻天文集》四卷,和《张闻天早期文集》(除译著外的全部早期文稿)、《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两本专题文集,此外还有两本《张闻天年谱》(上下)。今年这批书籍再版的即将完成,又适逢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也算是对党的生日的一份贺礼。说及张闻天这批再版书籍,有必要先说明一     

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概述

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发现于2006年,出土简牍2000余枚,全部存放在竹笥中。内容包括质日、官府文书、私人簿籍与律典、算术、书籍、日书等。质日简册大致包含汉文帝十年到后元七年的各年质日,除记各月大小和各日干支外,还记载有时令和墓主人的日常公务。律典、算术类可与张家山汉简对照,书籍类多见于《说苑》《新序》《韩非子》《列女传》等传世文献。这批简牍资料的发现,对于研究西汉时期的历法、法律、基层官吏的日常公务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书籍与治教:朝鲜王朝对华书籍交流与“小中华”意识

朝鲜王朝大规模的对华书籍交流,令日本、琉球、安南等难望其项背,这主要是由地缘格局、政治结构和治国理念所致。朝鲜"小中华"意识刺激了对华书籍交流,而朝鲜对华书籍交流又促进了"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和变迁。总体来说,朝鲜前期的对华书籍交流带有更多的"尊王"和"慕华"色彩,朝鲜后期则带有更多的"尊周"和"攘夷"意味,但共同之处是,两者都摆脱不了"事大"的影子,最终使朝鲜保持了政权稳定。朝鲜对华书籍交流和"小中华"意识深受王权和儒学的影响,因为两者的现实诉求是维护王权体制,两者的思想动力是追求朝鲜化的儒学。     

明清时期地方志东传日本的历史过程

中日书籍交流史是近年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对其中的地方志这种历史地理文献尚缺乏系统的探讨。本文以方志东传日本最为频繁的明末至清咸丰年间为研究范围,从文献传播学的角度,归纳并分析了这期间中国向日本输出地方志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探索了渡日方志的流向。     

简帛古书中的分栏抄写

文章利用简帛古书材料,分析了分栏(旁行)这种抄写格式在实际运用中的一些现象,并据此推测了《墨子·经上》、《经下》两篇在简策时代的抄写情况。认为分栏抄写在简帛古书中至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较为简单的,一种是较为复杂的。分栏抄写在战国秦汉时期是一种相当常见的格式,史书、数术文献、历谱、杂纂文献和书籍目录都可能采用,司马迁撰《史记》时创设"十表"未必要远效《周谱》。     

日本满文古籍文献及其整理研究概况

日本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满文文献,其收藏数量是除了中国以外最多的国家.同时,日本满丈古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很长时间都处于较为显著的地位.本文对日本满文古籍文献及其整理研究工作概况进行了论述,以总结经验,促进相关工作发展.     

关于张綖《诗馀图谱》的日藏抄本

<正>明人张■编纂的《诗馀图谱》自嘉靖十五年(1536)刊行初刻本以来,对词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词学界理解和讨论词体格律的基准。在《诗馀图谱》版本的流传过程中,万历、崇祯两朝就留下了不下五种刊本~①。各刊本以"增正"、"补遗"、"重刻"为名,反映了晚明词学家普遍认可张■以图谱解说词律的方式,成为普及词体知识的重要书籍,为晚明词学的兴盛提供了文体学支持。有趣的是,《诗馀图谱》的各种明刊本渡海来到日本,引起了日本汉语填词爱好者的注意,在江户时期留下了两种抄本。对于词谱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新世纪以来始有较大发展,而仍存在诸多空白。张     

解读关野贞的中国建筑图像记录

图像记录是建筑遗产文献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中"原真性"的重要依据。1906至1935年之间,日本学者关野贞对中国进行了大范围的实地考察,拍摄了大量照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建筑遗产的保存状况。本文是对关野贞中国建筑图像记录成果的介绍。这些图像记录在见证关野贞中国建筑研究生涯的同时,也参与了近代中国建筑史学的建构过程。对以梁思成为首的营造学社研究的起步,发挥了"信息源"和"催化剂"的作用。     

日本杏雨书屋藏唐代敦煌本《杂律疏》残卷略说——原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

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藏有大量西域出土文献,既有大量敦煌遗书,也有部分吐鲁番文书。这批文书的主体部分是原李盛铎旧藏的敦煌写本,《杂律疏》即是其中之一。通过对《杂律疏》残卷的介绍,可以看出现在照片上的藏书印比早年拍摄的有所增加,据此可知卷首藏书印所钤时间大体在1933年3月至1935年之间。     

欧洲满文医家类珍稀文献发微

欧洲国家均藏有部分满文子部医家类文献,这批文献与国内所藏文献互相重复亦互相补充。欧洲满文医家类珍稀文献中的孤本较少,藏于其他国家的稀缺版本、因文种不同而产生的其他版本和传教士注释、辑录的文献较多。这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了解中西医相互影响、渗透和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静泉(人亚)的短暂人生

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有一批引人注目的馆藏国家一级文物:<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该书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翻译,1920年9月在上海出版;还有<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工钱、劳动与资本>、<列宁传>等书籍.这些珍贵史料都是由上海早期共产党员张静泉阅读后,托家人秘藏于空棺内保存下来的.解放后,张静泉的弟弟张静茂将这批文物捐给了纪念馆.     

西洋制作乾隆款画珐琅器物考补证

本文在有关法国工匠签名的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科学检测和文献梳理,进一步明确了故宫博物院所藏三件“乾隆年制”款画珐琅器为法国所造。同时,作者论证了这批法国制造的画珐琅器物进入清宫的时间应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通过对其入藏地点和款识的分析,初步探讨了这批画珐琅器物在乾隆朝宫廷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