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延续:“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

正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退出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作出了重要决定:改组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     

第一次见到红军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苏区根据地,与陕北红军和红军十五军团会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苏区,对敌人震动很大。蒋介石重新调集军队,对陕甘苏区进行围剿,实行经济封锁、政治破坏,妄图一举消灭红军。     

中共历史上的四次中央“三人团”

正1931年至1935年期间,在中共中央领导层,曾经有过四次关系党和中央红军命运的"三人团"。大家对博古极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致使中央红军和苏区遭受重大损失,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博古所把持的中央"三人团"的情况比较了解,而对另外三次"三人团"的情况知之不多。现将中共历史上四次中央"三人团"的情况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大别山苏区三县名称的由来

<正>大别山是“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全国“十大将军县”中,大别山区就有5个：红安县、金寨县、新县,还有大悟县和六安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受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红军第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人民虽然进行了英勇斗争,但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川陕边进军,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队趁机占领大别山苏区的金家寨、新集、礼山等地,     

历史时刻

正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在会后根据多数人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     

浅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江西省兴国支行储蓄存折

<正>在笔者的苏区货币专题收藏册中,有一件十分罕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江西省兴国支行储蓄存折"实物。这本苏区存折之所以如此珍贵,一是苏区国家银行开办储蓄业务时间极短。从1934年3月20日,国家银行开办储蓄业务,到1934年10月16日,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和各部队机关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前后就半年时间;     

《西行漫记》为何漏缺了王稼祥

《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作为当时第一个秘密寻访苏区的外国记者,在书中用细腻的笔触写到了几乎所有的红军领袖人物,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     

红军东征到娄烦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严重形势,以及陕北地瘠民穷、交通闭塞的客观实际,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重大战略决策,“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红军应当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通过“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1936年“应准备对日作战”,“猛力扩大红军”,把红军的行动与苏区的发展方向放在山西和绥远。会后党中央即筹划东渡黄河,拟在山西：开辟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在一起,成犄角之势。     

强渡嘉陵江 迎接党中央——父亲徐向前长征中的一段故事

正1932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了鄂豫皖苏区,开始了西行转战,经"枣阳新集之战""漫川关突围",越秦岭,走汉中,渡汉水,翻越风雪大巴山,行程3000里,于当年12月进入大巴山。这时恰逢四川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混战正酣,红四方面军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进据通、南、巴,开辟川陕根据地。通南巴是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地盘,他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纠集六万兵力,对红军进行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根据大巴山的地理特点,制定了"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击,重点突破"战术,经过四个月的战斗,取得空山壩大捷,粉碎了三路     

方志敏和北上抗日先遣队

正1934年,因为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蒋介石杀气腾腾,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先后构建了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瑞金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解决。为摆脱困境,中央红军被迫突围长征。长征前夕,为了使主力能安全转移,军委会决定派出一支部队,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东征闽浙,吸引国民党军的注意力——浙江自古繁华,是蒋介石的钱袋子,攻击不备,对方不得不救!     

长征路上的“灯笼”——红军的军事情报部门中革军委二局

正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兵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说:"(中革军委)二局是‘走夜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像的。"     

关于博古不让毛泽东随队长征问题的一点探讨

由于毛泽东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存在矛盾与分歧,所以许多关于长征著述都提到当时博古并不准备让毛泽东随队转移,是经过周恩来的争取毛泽东才走上了长征路;当时干部的去留博古有很大的发言权,但不能说是"博古设阴谋,借蒋介石之手除政敌";博古是革命者犯错误,与毛泽东是同志而不是敌我,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要不要革命而是如何革命。     

毛泽东在老山界

毛泽东在老山界［北京］卢弘中共中央军委主席（１９３７）毛泽东就在长征红军并不顺利更非胜利地终于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李德、博古等也算是安全地渡过湘江之后,蒋介石及其追剿大军也在大张旗鼓地欢庆伟大胜利。曾在湘江会战中为＂剿匪大业＂效力卖命的各...     

是文弱书生,更是“铁的人物”——警卫回忆长征中的博古

正2017年是博古(秦邦宪)诞辰110周年。关于博古,我的父亲康念祥在长征中作为他的四个警卫员之一,也是唯一走完长征存活的警卫员,有他的一些回忆。这里没有中央决策大局的记述,只有一个普通红军战士与领袖的平凡故事。我的父亲康念祥是江西吉安禾埠桥康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1930年10月红军解放吉安时参加队伍,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斗。1934年8月,第五次反"围剿"时,父亲被安排担任博古的     

蒋介石“放水”长征说辨正

在第五次"围剿"后期,蒋介石运用"驱其离巢"策略,逼迫红军西走。这从表面上看虽有"放水"之嫌,但实际上乃是欲擒故纵,他早已在"远处张网"。红军突围后,蒋介石又在日记中以"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自勉,频繁调动和督促各部,希图用多道封锁线剿灭红军,阻其入黔。而在红军进入贵州前后,蒋介石确实开始将追剿中共与统一西南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量,以求"一石二鸟"。但他从未放松追堵,仍处心积虑欲消灭红军,并无驱其入川之意。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蒋介石更是在日记中懊恼不已,视为"用兵一生莫大之耻辱"。因此,或许蒋介石的某些决策在客观上有利于红军突围,但其主观上从未有意"放水"。进而言之,尽管蒋介石后来借追剿之机统一了西南,但却不能倒果为因地反推他当初便纵共"西窜"。在他的内心中,追剿始终是首要任务,并深以未竟全功为憾,解决西南问题只是其聊以自慰的一个收获而已。     

瞿秋白与宋希濂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力被迫撤出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时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兼苏维埃大学校长的瞿秋白,曾要求随队西行,但王明在中央的代理人博古、李德坚决不同意,瞿秋白只好同留下的一千多人往东撤。     

红军过贵阳时间表

正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以50万军队的兵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被迫放弃苏区根据地,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进入贵州,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红军入贵州后挺进黔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议得到周恩来等与会多数同志的同     

长征:共和国在马背上

每当人们提及六十多年前的红军长征,无不对蒋介石义愤填膺。正是这位民国的风云人物,在30年代连续发动的“围剿”,才迫使各苏区的红军官兵,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军事转移。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相当严肃的事实：红军的长征,决不限于军事失利后的战略退却,它同时还是为了一个新生政权的存在,才那样气壮山河地抗争。蒋介石也并非仅为了争得儿块地盘,而是为了要扼杀一个新生的政权,才同共产党和红军打得难解难分。许多人并没有注意到,被称为中央苏区及其所属的各革命根据地,早在1931年11月,就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实体,一个在中…     

我看红军长征的原因——一种政治经济模式的破产过程的考察

关于中共领导的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的缘由,中共传统的党史解释是,王明博古的临时中央,在政治和军事指挥方面犯了左倾错误。从深层次上讲,这一时期红军之所以相继从主要的根据地撤出,进行逃跑式的战略转移,标志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     

汉中秘密协定与红色交通线的开辟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撤离鄂豫皖进行西征,在川陕边地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至1935年2月陕南战役,先后建立起24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管辖总面积4. 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00万人。川陕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当时第二大苏区。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在1933年6月与杨虎城部所属三十八军订立了一个互不侵犯的"汉中秘密协定",由此,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开辟了从汉中途径南郑到达川北苏区的"红色交通线",为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巩固和发展川陕苏区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也为其后西安事变的发生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党早期统一战线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