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

從15世紀到19世紀,惟一與日本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朝鮮,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團赴日,這些使團中的文人留下了約四十種類似出使日記的有關文獻,以及相當數量的筆談、唱酬和繪畫。這一龐大的文獻資料是研究朝鮮與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經濟關係的重要史料,在日、韓學界很受關注。可是,這些文獻資料至今在中國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也許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看上去只是記録日、朝之間往來的資料,對中國學界的意義究竟是什麽?本文指出,這些文獻資料的意義是雙重的,它既呈現了這幾個世紀日本與朝鮮的政治關係與文化比賽,也讓我們看到在近世東亞的政治與文化上中國的存在,日朝交往中,無論在政治領域的名分、禮儀、文書上,還是在文化領域的衣冠、風俗、學問、藝術上,現實上的"明清"雖然缺席,但歷史上的"中國"卻始終在發生影響。因此,在朝鮮通信使文獻中,儘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與朝鮮之間的複雜關係,但也可以看到中國在通信使文獻中,仿佛是一個不在場的在場者。     

“嘉道的主體性”與“在清朝發現歷史”——評張瑞龍《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

正一"嘉道的主體性"對二十多年來的清中葉及以後時段的歷史研究,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一語,恐怕是引用頻率最高的幾句話之一。(1)這句看似明確但其實含義頗不清楚的話,與該領域的元問題之一"現代中國從何時開始"緊緊纏繞在一起,刺激着每一位在這一領域內探索的學人的思考。張瑞龍的新著《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下簡稱"張著")就做出了明     

取義西學:劉師培轉换傳統學術的取徑

<正>西學東漸,是清代中晚期以來中國學術史的一個明顯事實,在這樣的學術潮流之下,固然促使着清儒對傳統中國學術進行總結和反思,從另一方面而言,西學也逐渐地改變清儒對既有學術的認知與看法。隨着西方列强與西方文明對清政府主導統治的中國所造成的影響曰深,張之洞提倡"中體西用",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度夷"的提出,康有為的"托古改制"都是清儒認識到西學的     

方法與實踐:域外漢籍研究的新天地——評張伯偉教授《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

正近十年來,國際漢學研究界最令人矚目的動向,便是域外漢籍研究的興起,這使得漢學研究在主題上開始强調中國與東亞的相互建構,在史料方面日益重視域外史料特别是域外漢籍。當這一門學問在中國起步的時候,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曾經以上世紀的新學問———敦煌學來類比其價值和意義。在敦煌學研究中,學者須有意識地"更新方法,思考新問題"是近期出現的反省。(1)同樣,域外漢籍研究有關方法論的探索也已漸入佳境:在思想和歷史方     

重繪中古士族的衰亡史——以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爲中心

2014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譚凱(Nicolas Tackett)的著作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這是繼伊沛霞關於博陵崔氏研究之後歐美學界士族研究領域的又一力作。該書利用大量墓誌材料,運用數理統計的方法,對中古士族的崩潰給予了一個細緻入微的歷史圖景,作者繼承了歐美學者的研究傳統,爲郝若貝、韓明士的唐宋精英理論作了一個出色的注腳。本文借助對該書的介紹與討論,客觀地檢視中國史學界在中古士族崩潰這一問題上的利弊得失,並對今後如何重新繪製中古士族崩潰與衰亡的歷史圖景進行發散式的探討。     

近二十年來歐美“道教與文學”研究綜述

<正>引言"道教文學"是現代學術語境中發展出的概念。由於學科建制和研究領域界定的需要,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道教文學的概念在中國學界被不斷强化和反復討論。1983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將"道教文學"納入宗教卷條目,顯示了這一交叉學科業已形成。一般認爲這一概念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前者以林帥月《道教文學一詞的界定及範圍》中的提法爲原則,後者則以詹石窗的一系列解釋     

域外漢學與古史辨運動——兼與陳學然先生商榷

民國時期古史辨運動與域外漢學存在一定程度的學術關聯。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過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歐美大學接受學術訓練,不同程度受過近代史學觀念的洗禮,與舊式學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來越少。國内古史研究是國際漢學界有關中國古史研究學術鏈條上的一環,歐洲、日本、中國學界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動。中國學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馬伯樂、白鳥庫吉、内藤湖南諸氏的疑古論。夏德《中國古代史》對胡適、顧頡剛均有所影響,對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有推波助瀾之功。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在民國史壇頗有流傳,顧頡剛對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顧氏疑古論與白鳥之間並不存在學緣關係。有論者認爲顧氏疑古思想乃"剽竊"日人陳說,此一指控係牽强附會,並無實證。     

結古歡:晚清集古箋與石刻文獻

彩箋是文人雅玩,也是傳統中國重要的文獻形式之一。鈎摹碑帖字迹的集古箋,增加與突出箋紙的視覺美感與文化趣味,是晚清彩箋新變的一種表現,這與嘉、道以來碑學興起的學術風尚有密切關係。作爲彩箋背景的石刻文本,不僅是供人觀賞的視覺圖像,也是供人閲讀的"副文本/隱文本",在表情達意上與書札正文構成互補關係。晚清參與製作使用此類彩箋的文士很多,其中包括不少金石學者,此風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     

漢學的悲劇 西方汉学的回思与检讨

耶魯大學著名的漢學家史景遷教授给我們講過這么一個故事:在1694年的法國巴黎發生了一件轟動朝野的大事件,一個中國的公主被海盗擄掠到了這兒。據說這是法國人第一次見到中國女人。事情是這樣的:這個女人說她是中國公主,是康熙皇帝的女兒,她被皇帝嫁给日本的皇子。但不幸在海上被荷蘭海盗擄去,伴陪她的母親死在了海上,她則被荷蘭海盗帶到了歐洲.這艘船后又被與之交戰的法國船俘獲。這樣,這位中國公主就被帶到了巴黎.這一切,都是這位公主用嗑嗑絆绊的法語叙述的。     

迷霧中的變遷——省思宋代醫學知識的歷史圖景

宋代向來被視爲中國醫學變遷的時代,在十五年前,席文呼籲對宋代醫學的諸種變化作一個綜合性的分析。在近年宋代醫學史的研究中,疾疫的影響、皇帝的知識興趣、士大夫與醫學的關係、寫本到印本的轉化以及醫學與宗教性醫療的互動都被納入了宋代醫學變遷的敍事當中。但如果仔細審視這些敍事,會發現關於變遷的"綜合性"敍事依然在迷霧之中,而討論這個時代知識論及其可能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如何與社會文化的變化相關聯,應該是首先要回答的問題。     

李白與羌族文化

李白是奇人。若與他的朋友杜甫、高適、王昌齡、孟浩然等人相比,其思想、作風與人生道路均有很大的差異。他爲什麽這樣特殊?學術界進行過多方面的探索,試圖解開李白之謎。我則試圖從文化背景的不同上說明李白的特點。爲此我除了從中國固有的儒、道、法、縱横等不同學派的影響上進行剖析外,還從李白先世居住地區的地域文化着眼,說明李白與突厥文化的關係;從蜀地區域     

遲到的貢獻——《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中文譯本初讀札記

世界名著《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的中文譯本終於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2007年出版了。這是譯者張錫彤、張廣達兩位前輩對中國西域歷史研究的重大貢獻。不過這個貢獻卻遲到了多年纔得以與中國學術界見面。《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是著名俄蘇中亞歷史學家巴托爾德的最重要的著作。這部世界名著最初是1900年用俄文完成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歐,大概因爲“有一種很有勢力的成見,認爲用俄文寫的籍讀不得(Rossica non leguntur)”,①所以能够使用俄文進行穆斯林東方研究特别是中亞研究的學者並不多,對俄文的著作似乎也不重視,甚至像伯…     

文物工作情况

世青代表团訪問"八一"革命城世青代表团於十月九日抵達南昌,訪問了這座中國革命的歷史名城,中國工农红軍的誕生地。這一天有十萬青年與市民出动歡迎代表团,舉行了南昌罕有的     

“文史之學”的現代迥響——《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讀後

<正>一陸胤新著《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來,已引起一些關注與討論。①尤被人稱道的是書中呈現的溝通文史的努力與成績。楊國强先生序其書,謂由文字"受到打動的"是著者"出自中國文學專業而沉潛於晚清史事,並在後生一輩裏少見地能够進     

清人傳記中的章氏學術記載:《清史稿·文苑傳》章學誠傳考論

<正>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浙江會稽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進士,官國子監典籍。曾主講定州定武、保定蓮池書院;並為和州永清縣與亳州编寫縣志及州志,又编寫《湖北通志》。章學誠倡"六經皆史"之論,治經治史,皆有特色。所著《文史通義》,對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關於這     

坪井九馬三與中國現代史學

史學方法論在中國現代史學專業化進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所依托的資源主要來自域外。既存研究對日本近代史學之父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在中國的譯介狀況及其影響,語焉不詳。本文根據最新發現的未刊講義、報刊資料,結合日文原著,用大量事實說明,坪著在民國史壇一直存在隱性傳播,對中國現代史學產生積極影響。首先,坪著是中國學人最早認識史學方法論的範本之一;其次,坪著最重史學的輔助科學。這是達成"科學史學"途徑之一,衆多中國史家爲了追求史學"科學化",對史學的輔助科學亦多所用力;再次,坪著所舉經典實例,作爲範例指示治學門徑,輾轉流行於中國史學界;最後,坪著有關史學定義、歷史之種類、《資治通鑑》乃皇帝教科書等,對中國史家影響頗大。中國學者雖然吸收坪井的觀點和實例,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創新或再詮釋。     

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及其在東亞的知識旅行

伯倫漢《史學方法論》首度刊行於1889年。它是全球第一部歷史方法學教科書,在史學專業化過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歷史學人才的培養及訓練從此有了一套規範,確保史實的真實性以及敍述的客觀性。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在德國流傳甚廣,他的史料學很快就被轉譯爲歐洲各種語言。二十世紀初,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通過譯介也在東亞流傳開來。本文目的之一,就是要重建他的方法學在日本以及在中國出現的過程與流傳的方式,尤其是要彰顯他在中國近代歷史學專業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個目的是要呈現《史學方法論》在德國史學史中原始的位階以及伯倫漢史學思想的特質。這兩個重點彼此相扣:後者的論述有助於凸顯東亞譯介該書所出自的需求,而前者分析中國學者對伯倫漢史學的評價也正是一面鏡子,它反映出該書的長處與缺失,印證他思想的特質。     

飄移隔絶的文學世界——宇文所安新著《一歌而已》評介

<正>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研究就遇到回歸文學本位與固守文史考據如何取捨的兩難問題。雖然這需要有更多的時間與空間來省思兩者之間不會絶緣的關係,但無法即刻具備的綽綽有餘裕的學術環境,使得解決問題的期限一再拖延。近些年,文學本位的呼唤仍舊在缺乏成效地持續,而文獻與歷史層面的研究則發生着不能無視的改變。     

李約瑟論中國傳统思維整體觀與科學發展

一 什么是中國傳統思維主體 李約瑟認為中國古代科學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有機唯物論”(Organic materialism)或“永恒哲學”(Philosophy eternity)。并認為這種特征在“每個時代的哲學家與科學思想家所發表的言論中,可以找到證明。而機械式的宇宙觀根本没有在中國人的思想中發展。中國的思想家普遍都相信一種有機的宇宙觀,以為現象與現象之間,有層次的關系。”有機唯物論也可稱為整體(holistic)思维,或有機自然觀。     

從“月宿東井”日看晉唐道教時間觀念的構造

<正>一、引言古代天文曆法之學是時人對宇宙結構與運行規律的一種認識,也是古人時間觀念與信仰的基調。古代中國的選擇術,或稱擇吉術,既依附於天文曆法之學,又是當時時間觀念和信仰的一種體現。近年來,隨着對秦漢日書和敦煌方術文獻研究的深入,和天文學、曆法緊密相關的選擇術也備受關注。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這些學説對漢唐社會、宗教時間觀念的構造究竟有何真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