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天津物價與外僑在華日常生活——德國駐津領事館檔案資料札記之一

聯邦德國檔案館藏清末德國駐天津使館若干檔案,保留了那個時期天津的若干物價與商業資料,使我們得以窺知當時神秘的外國人在華的消費習慣、生活水準,以及匯率與物價變動對其日常生活的影響,彌補了一般中文史料之不足。     

丁未袁世凱致端方密信箋釋

丁未政潮期間,直隸總督袁世凱致兩江總督端方一封密信,内容涉及政爭的重要隱秘情事,該信後由端方家流出,刊發在《國聞週報》,學界多有引用,被視爲晚清政治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史料。此封密信用了大量的隱語,需要借助檔案予以解讀,當事人的檔案尤其重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端方檔案,保存了政潮期間端方與外界往來的多封電報,其中一些内容與袁、端密信有着密切的關聯,借助這些電文可對密信中相關史事予以重新疏釋,或糾先期解讀之誤,或補前人研究之缺,借以揭示政情内幕以及光緒朝政局走向。     

北京图书馆举办列宁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展览

北京圖書館為紀念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逝世三十周年而舉辦的展覽會,在二十一日開幕。北京圖書館館長馮仲雲致開幕詞後,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長沈雁冰剪綵。當天上午,首都各界人士、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駐我國使館的外交官員以及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駐我國代表等都前往參觀。     

戊戌變法期間張之洞之子張權，之侄張檢、張彬的京中密信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有"張之洞檔案",共計四百九十二函,二千餘册,還有大量的散頁。其中一部分關於戊戌變法。筆者閲讀後,感受到了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中有一册李景銘收藏的《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其中有張之洞之子張權,之侄張檢、張彬由京中發來的密信,揭示出戊戌變法中的許多鮮爲人知的核心機密。本文介紹這批密信,並結合"張之洞檔案"中的親筆電報,予以背景的説明。本文是系列"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的第一篇。     

檔案舘的保藏工作

機關、團體、企業單位等公文檔案,是國家各部門工作的記錄,是國家秘密的基礎。這些逐漸失去現實意義的公文檔案,仍然還有科學歷史的價值。這些材料都有建立典型的檔案舘來保存的必要。一九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蘇聯檔案專家米留申寫了一篇"關於組織檔案局問題的說明"他建議政務院下設檔案局。檔案局除領導中央各委員會、部、院、行、署等中央機關檔案室及大行政區的国立檔     

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有清一代,清廷出於選官、繼承以及掌控旗人人口的需求,曾經采用官修方式編撰旗人家譜,大規模介入並統一管理旗人家族人口檔案。這種官修家譜體制自清初即開始實施,經過雍正、乾隆時期的發展和完善,一直持續至宣統末年,産生了數量龐大、保存完整的旗人家譜檔案,内容涉及整個八旗體制下的各類旗人羣體。旗人家譜與八旗世爵世職制和八旗户籍管理制度緊密相關,可分爲承襲册型家譜與户籍册型家譜兩類,二者雖形式有異,在功能上卻有内在相關性。這批家譜在呈報、編纂、審核和保管等具體環節中,滲透了清王朝對八旗特定人羣的强烈干預與嚴格控制,是判斷旗人身分以及諸多制度實施的重要法律依據,其内容、性質、功用與同一時期民間"家自爲書、人自爲説"的私撰家譜迥然有别。目前學界對這批卷帙浩繁、内容豐富的旗人家譜檔案缺乏系統的認識,在先行研究中,對其文本性質尚無明確界定,本文試圖通過對旗人家譜檔案的文書形態、法律效用和官修性質的分析和梳理,將相關研究引入到更爲開闊的視野和空間。     

“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之四 張之洞與《時務報》、《昌言報》——兼論張之洞與黄遵憲的關係

《時務報》是戊戌變法期間最重要的刊物,張之洞因汪康年而與之關係甚深。當康有爲有意將《時務報》改爲官報以歸梁啓超掌控時,汪康年在張之洞的支持下,將之改爲《昌言報》,企圖以《時務報》的＂空名＂給康有爲。本文根據＂張之洞檔案＂中的大量電報、書信,揭示了這一過程中的種種内幕,展示了許多以往不清楚的細節,並由此引發關於＂百日維新＂命運的思考。本文還集中地考察了張之洞與黄遵憲之間的關係,並説明黄遵憲政治地位的盛衰與張之洞甚有關聯。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六十卷影宋鈔本《詩話總龜》述論

<正>宋代阮閱所編的《詩話總龜》,是一部出現較早且規模較大的分門彙編詩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摭拾舊文,多資考證"~②,保存了大量的佚詩、詩話、筆記與傳記等資料,"在詩話中薈萃最爲繁富"~③,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④。此書宋刻本已不存,然明初收入《永樂大典》之本,自是承宋刻而来,惜又隨《永樂大典》而佚,少有遺存。明刻本有嘉靖二十四年(1545)宗室月窗道人刊刻的九十八卷本。此外,還存有兩種明代鈔本,皆爲一百卷,一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有莫棠題跋;另一藏南京圖書館,有丁丙識語,爲八千卷樓舊藏。兩明抄本抄手書法皆較爲拙劣。國家圖書館還有宋蘭揮"友竹軒"藏清抄本,抄手     

走馬樓簡牘公文書中諸曹性質的判定——重論長沙吴簡所屬官府級别

走馬樓三國吴簡的發現帶動了漢晉史研究,但有關簡牘的性質、歸屬官府級别、埋藏原因等基礎問題,迄今未能得到完滿解答。這很大程度受制於吴簡整理進度,已刊資料多爲簿書;隨着竹木牘的清理,我們發現其中包含公文書,多由諸曹製作與運行,是釐定行政級别的關鍵資料。本文對涉及諸曹的公文簡牘進行分類,逐一討論"草刺"、"叩頭死罪白"、"君教"等文書中"曹"的性質與級别;以人名爲線索,對草刺文書中的諸曹掾史進行集成,對照同姓名者在簿書、公文中的身份記載,判定諸曹的級别爲縣級;在回應吴簡所屬官府級别的諸種爭議之後,得出其爲臨湘侯國檔案羣的判斷。本文的工作方法,期待爲長沙市中心出土其他批次簡牘性質的研究提供借鑑。     

游師雄權發遣陝西轉運副使事

正《宋史》卷三三二《游師雄傳》記載其"入拜祠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爲陝西轉運使"。然而,國家圖書館藏游師雄墓誌銘則稱"乃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40册)。《東都事略·游師雄傳》則記載"師雄爲陝西轉運判官,又爲轉運副使"。究竟是"陝西     

秦漢六朝的生日記憶與生日稱慶

本文探討秦漢六朝以來生日記憶與生日稱慶習俗産生的背景與過程。从秦代到1911年,官府戶籍登記制度只要求記錄百姓的生年或年齡,未具體到生月與日。生日記憶與稱慶主要流行於家庭、家族乃至親友的範圍內,與國家制度無關。各種資料顯示,對死者的生日記憶宋元以後纔開始普遍化,此前僅見零星記載,多見於皇家,應與存在嚴密的檔案制度有關。反而是"卒日",自先秦以來一向受到重視。不過,算命術的流行表明,生日記憶實際早就存在,且根植於本土的傳統,只是目的主要在於了解子女或自己的命運,尚未見到慶生的事例。由單純的記憶轉變爲年度性的慶祝,最早見於南朝末年江南地區,應是受到佛教佛誕(多爲四月八日)活動的啓發,同時,在成佛信念的引導下出現的。到唐代,生日稱慶則自下而上,由民俗而發展成國家慶典。     

美國圖書館學的反動性

美帝國主義者因妄想統治全世界,不但使用所謂‘經濟援助’與武器來束縛其他國家的人民,而且也使用其思想來束縛他們,為此目的,正在利用着圖書館,如美國國務院在許多國家的首都和城市中所設立的新聞處圖書館即是。     

米留申關於蘇聯檔案問題的報告

蘇聯檔案工作歷史分兩個階段。十月革命前檔案工作並不集中,僅有外交與司法的檔案機構,無科學基礎,雖有教授寫成專著並不能引起重視,結果不能通行。革命後認為檔案工作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思想教育的一部分,蘇維埃把它看成文化革命的一環,因而提到極重要的地位。一九一八年六月列寧會發佈一項關於檔案之管理的規定,指示檔案工作的重要性,並着重指出管理檔案的原則,     

新出元代雪堂總統塔銘考論——兼論晉王甘麻剌與元成宗帝位之爭

鄭州滎陽市文管所藏有一方經幢,上刻“大元特賜王印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冀國公大司空領臨濟一宗佛慧圓鑑雪堂大禪師靈寶舍利之塔”。本文結合洞林寺現存的幾方石刻,考證出幢主“雪堂大禪師”名普仁,俗姓張,自號雪堂,爲臨濟宗十八代傳人,是元代佛教界一位有影響的人物。雪堂普仁與以晉王甘麻剌、高唐王闊里吉思爲代表的有着極高政治身份和地位的人物關係密切。本文以雪堂普仁爲切入點,通過梳理普仁與甘麻剌、闊里吉思的關係,從一個側面揭示元前期漢法與蒙古法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東漢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爲中心

西漢末年郊祀制初創,遍佈全國的祠畤祭祀被罷廢,國家祭祀格局在空間上劇烈收縮,作爲國家祭祀重要組成部分的山川祭祀也隨之發生變革。本文關注郊祀制成立後的東漢國家山川祭祀,將之分爲"嶽瀆之祭"與"郡國山川祭祀"兩類,以石刻史料爲中心,探討東漢山川祭祀的儀制、性質與分層。在東漢,國家不再控制名山大川的祭祀,基本交由地方管理。五嶽四瀆外的絶大部分山川祭祀都進入了地方祭祀行列。同時,國家也不再以祭祀手段控制地方。因此,在整個山川祭祀體系中,國家祭祀退向邊緣,地方色彩漸趨濃厚。山川祭祀隨整個國家祭祀格局的變遷,擺脱了先秦遺風,進入了全新的時代。     

《崇文總目》總集類校考

<正>北宋王堯臣等所編《崇文緦目》是宋代一部重要的館閣書目,其原本六十六卷,後於紹興年間删去叙録,注"闕"字於其下,成爲一部搜訪書目。《崇文總目》現存有抄本與輯本兩種系統,輯本復從抄本而來。抄本有天一閣藏明抄本(善2084。以下簡稱"天一閣本")、湖南圖書館藏翁方綱批校本(善294.2/2)、南京圖書館藏明抄本(120709)與兩種清抄本(110421、118274)等,均爲六十六卷本,有目無釋;輯本則有四庫館臣輯本十二卷(以下簡稱"四庫輯本")與錢垣等《崇文總目輯釋》五卷(以下簡稱"錢輯本"),民國時陳漢章復作有《崇文總目     

明代運河沽頭工部分司文書的發現與確認

上海圖書館藏明刻公文紙本《陶朱新録》、《緑珠内傳》、《正統北狩事迹》和《賈氏談録》是四書合爲一册的古籍,其紙背均爲明代嘉靖三十年(1551)至三十二年運河管理部門的實用檔案公文。通過對其内容的分析,可進一步確認該批紙背文書的具體歸屬機構及官員應爲徐州沛縣沽頭工部分司主官欽差管理河閘工部主事欽拱極。《陶朱新録》古籍合册紙背沛縣沽頭工部分司文書的數量雖不算大,但是很珍貴,其發現與確認頗具“古籍考古發現”意義,爲世界文化遺産運河提供了一批反映運河河閘管理事務的全新史料。     

北魏平城中的坊

北魏早期,大量徙民遷往平城,其中一部分徙民以"客"的身份進入北魏政權。爲安置這些"客",平城修建了大規模的客館。客與客館的出現,與北魏平城的發展密切相關。一直以來,北魏平城中的坊都被認爲與中古時期的坊制有密切關係,但通過考察客、客館與坊的關係,可知平城的坊並非坊制,此時坊特指圍牆或圍牆所包圍的建築與區域,平城實施的依然爲漢魏以來的里制,而非坊制。平城中的坊實際具有豐富的樣態,爲安置徙民而大規模修建的客館,即是坊的一部分。     

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述論——以巴黎外方傳教會中文檔案爲中心展開

福安是明清時期中國天主教最爲發達的地區之一,也是教案頻發之地,而清乾隆十一年爆發的福安教案在中國傳教史上極具影響力。它不僅是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第一次流血的教案,而且還促成了嘉道時期清政府在立法中訂立了對西洋人治罪的律令專條。這對中國天主教的正常傳播與發展産生了根本性的影響。以往對此事件研究者雖多,但由於資料、檔案屢屢披露發現,故以往成果多有偏頗。本文竭力綜合各類中西原始檔案,深挖全案的過程、原因及影響,以圖超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