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康有爲與進化論

本文詳細考察康有爲的學説,尤其是"大同三世説",與進化論的關係,具體分析康在不同階段對進化論的態度,由此探討康對這種學説理解與認同的程度:康有爲、梁啓超一開始對嚴復所譯"天演論"是回拒的;在《禮運注》等"大同三世説"的重要著作中,康雖大量使用"進化"一詞,但僅僅是"拿來主義"式的運用;"大同三世説"雖主張進步,卻不是進化論所催生的;康在《大同書》中甚至將"進化"與"天演"當作意義不同的概念來使用。本文由此認爲,康有爲對進化論的學理並未真正理解,這種理論在他的頭腦中亦未成爲一種系統性的學説。     

《朱文公文集》未收書信原因考釋——以宋元兩朝文集所見朱熹書信真迹題跋爲線索

書信在《朱文公文集》中占據近半篇幅,歷來爲朱子學研究的重點與難點。這兩千餘封書信,於《朱文公文集》中分爲政治、學術兩部分。通過分析宋元兩朝文集中對朱熹書信真迹的題跋,尤其是對未被收錄到《朱文公文集》中書信的考察,可以揭示出《朱文公文集》的編纂者是如何基於政治、學術的考量而對朱熹文獻加以再整理,從而呈現朱熹文獻中朱熹之學與朱熹後學的差異,以及更普遍存在的理學義理與理學文獻之間的複雜關係。     

《民約通義》:上海大同譯書局初刊本的新發現及其意義

新發現的上海大同譯書局本《民約通義》,不僅提供了盧梭《民約論》最初刊本的實物,證明1898年大同譯書局確實刊印過此書,而且對於重新認識該書在近代中國早期的出版、傳播狀況,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它可以糾正以往研究中對諸如作者和譯者名稱等的一些錯誤認知,有利於澄清《民約通義》早期版本著録的混淆及其相互間的關係問題。文中探討了大同譯書局本、上圖本的相互關係,論證上圖本來源於大同譯書局本,對其兩次修改情況與文本的異同做了具體的比較分析,並進而揭示了康梁維新派與盧梭《民約論》之間的關聯性。     

南監本《魏書》之意改與中華標點本之擇從

<正>接受中華標點本《魏書》修訂任務,通校諸本、參證他書,稽考古今學者相關論述,歷時五年有餘,幾近完成。《魏書》標點本由唐長孺先生主持完成,廣參諸本,"擇善而從",徴引廣博,考訂精審,此次修訂,其實是一個認真學習的過程。然既言修訂,審讀原校成果,尋繹其擇從的理據,亦是題中之義。兹就中華本對南監本《魏書》的擇從,作一些梳理,并藉以説明修訂的一些情況。     

南監本《魏書》之意改與中華標點本之擇從

<正>接受中華標點本《魏書》修訂任務,通校諸本、參證他書,稽考古今學者相關論述,歷時五年有餘,幾近完成。《魏書》標點本由唐長孺先生主持完成,廣參諸本,"擇善而從",徴引廣博,考訂精審,此次修訂,其實是一個認真學習的過程。然既言修訂,審讀原校成果,尋繹其擇從的理據,亦是題中之義。兹就中華本對南監本《魏書》的擇從,作一些梳理,并藉以説明修訂的一些情況。     

遲到的貢獻——《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中文譯本初讀札記

世界名著《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的中文譯本終於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2007年出版了。這是譯者張錫彤、張廣達兩位前輩對中國西域歷史研究的重大貢獻。不過這個貢獻卻遲到了多年纔得以與中國學術界見面。《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是著名俄蘇中亞歷史學家巴托爾德的最重要的著作。這部世界名著最初是1900年用俄文完成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歐,大概因爲“有一種很有勢力的成見,認爲用俄文寫的籍讀不得(Rossica non leguntur)”,①所以能够使用俄文進行穆斯林東方研究特别是中亞研究的學者並不多,對俄文的著作似乎也不重視,甚至像伯…     

次赤、次畿縣的成立與唐宋府制變遷

<正>次赤、次畿縣是唐代産生的新縣稱謂,對認識唐代地方行政制度演化與唐宋府制變遷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種新縣制具體産生於何時?背景如何?對後世有哪些影響?學界討論迄今並不充分。王鳴盛曾提及次赤縣的出現,但又表示未能詳考(1)。平崗武夫先生認爲難以確切規定次赤、次畿縣的意義(2)。其他學者要麽存疑不究,要麽對次赤、次畿縣的性質缺乏一致理解(3)。而認識此問題的關鍵在於考察次赤、次畿縣的誕生時間。翁俊雄先生認爲奉先縣爲唐前期唯一的次赤縣,次畿縣出現與唐肅     

三聯書店《陳寅恪書信集》疑誤二則

近年以來陳寅恪先生的佚札陸續刊出,三聯書店《陳寅恪書信集》中的信札刊行較早,爲治現代學術史的學者所習知,卻存在一些明顯的文字錯誤。今舉二例如下:與妹書(1923)隋智者大師天台宗之祖師,其解悉檀二字,錯得可笑。(見《法華玄義》)。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經正義二疏之體,說佛經,與禪宗之自成一派,     

次赤、次畿縣的成立與唐宋府制變遷

<正>次赤、次畿縣是唐代産生的新縣稱謂,對認識唐代地方行政制度演化與唐宋府制變遷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種新縣制具體産生於何時?背景如何?對後世有哪些影響?學界討論迄今並不充分。王鳴盛曾提及次赤縣的出現,但又表示未能詳考(1)。平崗武夫先生認爲難以確切規定次赤、次畿縣的意義(2)。其他學者要麽存疑不究,要麽對次赤、次畿縣的性質缺乏一致理解(3)。而認識此問題的關鍵在於考察次赤、次畿縣的誕生時間。翁俊雄先生認爲奉先縣爲唐前期唯一的次赤縣,次畿縣出現與唐肅     

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及其在東亞的知識旅行

伯倫漢《史學方法論》首度刊行於1889年。它是全球第一部歷史方法學教科書,在史學專業化過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歷史學人才的培養及訓練從此有了一套規範,確保史實的真實性以及敍述的客觀性。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在德國流傳甚廣,他的史料學很快就被轉譯爲歐洲各種語言。二十世紀初,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通過譯介也在東亞流傳開來。本文目的之一,就是要重建他的方法學在日本以及在中國出現的過程與流傳的方式,尤其是要彰顯他在中國近代歷史學專業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個目的是要呈現《史學方法論》在德國史學史中原始的位階以及伯倫漢史學思想的特質。這兩個重點彼此相扣:後者的論述有助於凸顯東亞譯介該書所出自的需求,而前者分析中國學者對伯倫漢史學的評價也正是一面鏡子,它反映出該書的長處與缺失,印證他思想的特質。     

自立軍起義的一份原始材料——丘菽園家藏康有爲等信件評析

1900年由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起義,是中國近代史上革命與改良分野前的一件大事。由於史料零星、檔卷鮮見,以致有些問題難於判斷。丘菽園是捐款資助自立軍最多的新加坡華僑,他的後人至今保存了自立軍起義前後的一些原始材料,以之與自立軍有關的日本所藏《井上雅二日記》校讀,不但可以糾正晚近史書的記載有誤,而且對自立軍起義前後的孫中山、康有爲關係等提供了新的素材。     

論李勣與廢王立武

李勣,曾用名李世勣,是唐初傑出軍事將領。傳統史學對李勣的評價很低,有的甚至徑直以"姦臣"相稱。關鍵是在唐高宗"廢王立武"事件中,李勣采取了支持唐高宗的立場。陳寅恪先生不以道德觀念評價歷史人物,認爲李勣支持武則天當皇后是因爲他們同屬於一個地域政治集團,這一觀點影響巨大。有學者棄用地域集團概念,轉用階層概念,認爲李勣與武則天同屬於"庶族地主"階層。考察李勣與唐高宗的關係發現,唐高宗長期信任李勣,在高宗的故臣中,李勣、李義府、許敬宗都是廢王立武的支持者。以李勣爲代表的高宗故臣在唐高宗與長孫無忌的政治鬥爭中的立場與作用,具有必然性。研究"廢王立武"事件,地域集團説和階層集團説,都有過度解釋之嫌。     

論西夏對漢語音韻學的繼承與創新

本文通過梳理存世西夏韻書和字典的編排體例以及對漢語音韻學術語的翻譯與運用,論述了西夏對漢語音韻學的繼承。同時指出西夏人對漢語音韻術語的理解和韻書編排的某些"疏失",實際是基於西夏語特點的一種創新,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十二世紀河西方音的語音特點。     

晚清洋務争論者的共同意義世界——以甲午前的鐵路之争爲例

甲午前中國人對引進鐡路與否的争論,常被研究者視爲中與西乃至先進與落後的對立。但由於此時西方尚未被樹立爲全面典範,洋務的倡導者和反對者其實能大致分享一個共通的意義世界,這恰是在以往研究中常被忽視的。本文通過考察鐵路資敵、擾民、失業所關係到我主彼客的軍事形勢、道本器末的認知框架、國家應否積極作爲的角色認知三個議題,指出争論者的觀點差别更應被看作在共同的意義世界和思想時空中做出的不同選擇。     

域外漢學與古史辨運動——兼與陳學然先生商榷

民國時期古史辨運動與域外漢學存在一定程度的學術關聯。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過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歐美大學接受學術訓練,不同程度受過近代史學觀念的洗禮,與舊式學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來越少。國内古史研究是國際漢學界有關中國古史研究學術鏈條上的一環,歐洲、日本、中國學界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動。中國學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馬伯樂、白鳥庫吉、内藤湖南諸氏的疑古論。夏德《中國古代史》對胡適、顧頡剛均有所影響,對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有推波助瀾之功。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在民國史壇頗有流傳,顧頡剛對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顧氏疑古論與白鳥之間並不存在學緣關係。有論者認爲顧氏疑古思想乃"剽竊"日人陳說,此一指控係牽强附會,並無實證。     

一本書的故事與傳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新編對相四言》影印本序

<正>近三四十年來,國内學界對傳統蒙學的興趣方興未艾,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收藏的《新編對相四言》(以下簡稱《新編》)也因此引起了有關學者的注意。過去的幾年間,更有來自英國和其它國家的博物館和圖書館,向哥大的東亞圖書館查詢有關該書的信息。有鑒於此,哥大東亞圖書館决定將它影印出版,以饗讀者。承蒙上海書店出版社的密切合作,以及程健館長和唐曉雲社長的共同努力,這本小書現在終於呈現在讀者面前了。~①     

投書與示法：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的發生語境

中唐以後,科舉風氣漸盛,社會流動日劇,爲庶族文人通過讀書改變自身命運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作爲文類的投書與答書,成爲舉子表述其文學思想,名家展示其學文、作文路徑的重要載體形式。在行卷風氣下的投書、贄文、答書及其文本間性,不僅搭建了低位者與高位者之間的文本對話,更是探究其文學思想之展開方式的關鍵所在。而北宋文人的投以應"答",巧妙地依托"投—答"這一文類間的競爭體制,借位韓、柳,在確保文學秩序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維繫了唐代古文思想的傳承,推進了宋代古文思想的内在批評。通過對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之寫作機制的研究,可重新認識其在整個古代論文書牘發展史中的意義。     

重繪中古士族的衰亡史——以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爲中心

2014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譚凱(Nicolas Tackett)的著作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這是繼伊沛霞關於博陵崔氏研究之後歐美學界士族研究領域的又一力作。該書利用大量墓誌材料,運用數理統計的方法,對中古士族的崩潰給予了一個細緻入微的歷史圖景,作者繼承了歐美學者的研究傳統,爲郝若貝、韓明士的唐宋精英理論作了一個出色的注腳。本文借助對該書的介紹與討論,客觀地檢視中國史學界在中古士族崩潰這一問題上的利弊得失,並對今後如何重新繪製中古士族崩潰與衰亡的歷史圖景進行發散式的探討。     

中國“詞史”傳統的潛流與特立

"詞史"作爲詞人對"詞""史"關係的一種認識及文本表達,其創作傳統在清初基本形成,但其潛流卻源遠流長,錯綜複雜。有關時事批評的傳統,自南宋以來分爲直敍式紀實、微言式隱喻兩種模式。然較之稼軒詞在元明兩代的長盛不衰,以《樂府補題》爲代表的宋遺民詞及其隱微寫作,經歷了較長的"失聲"狀態,直至晚明清初詞籍出版的復蘇,方被重視並重新抬頭。梳理這兩種模式在元明時期的發展狀況,發掘其中的典型文本,有助於我們更連貫地認識宋詞經典與清"詞史"代表作品之間的關係。而"詞史"在清代的情況,與其執著於在陳維崧、周濟、謝章鋌諸家中尋求一個"成立"的坐標,不若考察清人如何通過對唐宋詞正典的闡釋回歸,完成"詞史"從詞學範疇到詞審美範式的建構。只有立足於詞體發展的獨有特徵,及對唐宋詞經典的闡釋力度,方能發展出有别於"詩史"的真正意義上的"詞史"學説。     

慶曆新義關涉古文盛衰的内在邏輯

慶曆時代是唐宋轉型的真正分界點。準確把握慶曆儒學"新義"的整體内涵,全面梳理慶曆"新義"延展流變的複雜軌迹,是關涉北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論題。慶曆學人在"棄傳從經"的義理闡釋、對"祖宗家法"的反思批判以及强化儒道實踐精神等各方面多有建樹,形成了内涵豐富的儒學"新義",並由此促成了北宋古文創作的初步繁榮。嘉祐以後,以"新義"的延展爲契機,在多元探索中不斷超越,成爲關、洛、蜀、閩、新等"宋學"流派漸告成熟的關鍵。與此同時,"新義"内涵的傳承與流變,也極大拓展了北宋古文創作的精神和藝術内涵。雖然"儒者之學"頗以"趨道"自負,但從經學探索與古文創作互動關聯的角度看,所謂"文章之學"與"訓詁之學"諸名公,更能憑藉其充滿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閑雅力作,彰顯"文與道俱"的自信與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