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讖入史:正史所載南北朝帝王詩讖的文學文獻學意義

南齊文惠太子蕭長懋詩現僅存的兩首七言詩(殘句),都經歷了從"詩"到"讖"的被建構過程,這種現象在南北朝帝王詩歌中屢見不鮮,梁簡文帝、陳後主、周宣帝、隋文帝、隋煬帝等帝王之詩都有類似境遇。因製詩作讖的目的性與選擇性,這些帝王詩均以詩讖的形態保存於正史《五行志》和部分紀傳之中,且均爲殘篇,個別字句在建構過程中還被有意改動。這種詩歌存録方式,不僅保存了作爲詩和詩讖兩個面貌的帝王詩歌文本,也爲動態地考察每個文本的生成、傳播與接受提供了可能。這對於基本靠1録的先唐詩歌而言,在文學、文獻學方面別有意義。     

論漢魏六朝七言詩歌的源流及其與音樂的關係

七言作爲韻文體,在漢代已被廣泛使用,但作爲詩歌的一種體裁,卻至南北朝後期纔開始流行,盛唐以後方成爲詩歌的主體。這是由漢魏六朝的音樂體制決定的。漢魏六朝的詩歌史,經歷了由歌謡到樂歌,再到徒詩的演變進程。七言徒詩是從七言歌詩中發展過來的,早期的漢至晉宋的七言詩歌都是歌、舞詞,主要是由句句入韻與雜三七言這兩體構成,這兩體都不能成功地轉化爲大宗的徒詩體,這是由漢魏舊樂體制所制約的。南北朝後期,在新的音樂體制中,七言詩流行,隔句押韻的七言歌曲流行,並由此迅速孕生徒詩七言體。到了隋唐燕樂時代,七言已經成爲歌曲主體,同時在徒詩體中七言也逐漸成爲詩體的主流。     

生成情境與詩學意涵——以沈德潛“溫柔敦厚”說爲核心的考察

沈德潛提倡"溫柔敦厚"詩學作爲其詩學的根本。在他之前與同時,有明清之際的詩人、清聖祖和清高宗三種不同的"溫柔敦厚"詩說。沈氏之說與這三者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考察沈德潛詩學的"生成語境",可以發現,沈氏一生以詩人自命,其大半生的關注點只是集中在吳地詩壇與詩風,與政治詩學的關係並不緊密。因此他並非傳統認爲的希望恢復詩教,其本意是要借經的權威以尊詩,而非還詩於經、藉詩行教。在此基礎上分析沈德潛"溫柔敦厚"詩說,可以認爲它包含了總綱、題材、創作方法與詩歌風格四方面的內容。這既是對"溫柔敦厚"詩學集成式的總結,同時又不乏詩心獨運的新見。     

近體詩律標準模型校考

基於唐詩生成的兩種近體詩律模型,爲律絶創作、詩體研究和文獻校勘提供了基本準則。通過對《全唐詩》全部五七言四八句詩歌的格律統計發現,林庚和啓功先生所提格律模型呈現率相對較高,但整體上完全符合標準模型的詩作比例較小,只是隨着拗變量的增加而覆蓋面益廣。鑑於中土文獻有關標準詩型的記載出現較晚,本文基於現有詩例,從句、聯、篇等層面分類分期考察了詩律模型的生成與演變。前人受限於文本形態和技術手段,難以實現全樣本、精確化的聲律統計。將《全唐詩》、《全宋詩》甚至近體詩歌作爲一個文本集來統計,可以超越抽樣分析而把握近體詩律的要素特徵與歷史演變,避免將標準模型作爲字音研判、異文辨析、體式分别的先驗標準。唐宋詩歌的標引計量與實證分析,有望將相關研究命題交叉驗證、關聯共現,從更多維度刻畫和揭示古典詩歌的聲律特徵。     

陶詩與對話

陶淵明所體現的"自然"是建立在人的"關係性"本質上,以田園爲場域,所開展出的"人境自然";"對話"則是陶淵明基於人境關係表陳存在體驗的自然傾向。他的"對話"反映了三個向度的多重主題:一是空間向度的社會與自然場域,二是時間向度的歷史與未來意識,三是深層向度的主體與精神的掘發。經由這三個向度的對話,不但使他成爲最善於透過藝術形式呈現深度哲思的詩人,也使他所塑立的人格典範與桃源理想受到讀者最爲廣大的迴應。     

不平常的平常風物:“閑居”姿態與韋應物的自然書寫

本文從討論盛、中唐之交的建中、貞元時代與劉宋、南齊時代的思想風氣不同入手,强調韋應物所謂"吏隱"是吏與隱二元關係之外的中道,是須經身心修養所企致之境界,其特别彰顯於詩人或作於郡齋或作於林水的"閑居"之作中。"閑居"開啓了詩人遊乎草木雨雲,霽月光風的生命世界。"閑居"是一種生命存有的姿態,一種"道行"的身體實踐。本文重點討論了其中兩種面向。首先,與刻鏤着歷史創痛的初期回憶詩作相比,"閑居"之作體現了詩人如何自歷史時間中解脱,融入自然時間而任運自在。其次,"閑居"與"吏隱"又令韋詩在空間書寫中忽略和虛化方域。在此,以空間之疏曠體現了詩人性情之疏散,而多重的甚至歧義的視境更直接體現了其神遊於兩重世界的"吏隱"者心迹。     

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

從15世紀到19世紀,惟一與日本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朝鮮,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團赴日,這些使團中的文人留下了約四十種類似出使日記的有關文獻,以及相當數量的筆談、唱酬和繪畫。這一龐大的文獻資料是研究朝鮮與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經濟關係的重要史料,在日、韓學界很受關注。可是,這些文獻資料至今在中國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也許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看上去只是記録日、朝之間往來的資料,對中國學界的意義究竟是什麽?本文指出,這些文獻資料的意義是雙重的,它既呈現了這幾個世紀日本與朝鮮的政治關係與文化比賽,也讓我們看到在近世東亞的政治與文化上中國的存在,日朝交往中,無論在政治領域的名分、禮儀、文書上,還是在文化領域的衣冠、風俗、學問、藝術上,現實上的"明清"雖然缺席,但歷史上的"中國"卻始終在發生影響。因此,在朝鮮通信使文獻中,儘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與朝鮮之間的複雜關係,但也可以看到中國在通信使文獻中,仿佛是一個不在場的在場者。     

岑參對唐詩西域之路的雙重建構

岑參西域詩建構了一條唐詩西域之路。詩中大量西域地理語彙是現存唐詩中僅見的。岑參詩歌詳盡記述從長安到安西乃至中亞諸地的行程,完成了唐詩西域之路的地理學建構,客觀上成爲以詩證史和補史的典範。這些西域詩又充滿了真淳深婉的性情和昂揚壯烈的猛志,岑参賦予了這條道路濃厚的人文色彩,完成了唐詩西域之路的文學建構。     

從“聖門”到“詩家”——“風人”意念的轉向與明代詩論

"風人"一辭主要指《詩經》"國風"一脈的詩人,首先包括"國風"詩篇的作者,次被引申爲繼承"國風"抒情傳統的理想詩人的範型。作爲一種批評策略,"風人"的詩學原則與漢儒所奠定的經典解詩傳統呈現出同源而異趣的發展轍迹,其重心逐漸從"聖門"的經典語境過渡向"詩家"語境,被開啓章法、修辭、言意關係等語言情意結構層面的理解和研究維度。此一詩學轉向大致在明代以"辨體"爲理論要素的文章學語境中達到高峯,以許學夷《詩源辯體》爲集大成之標誌,完成對多種資源的綜合。"風人"的完整內涵至此包括諸如風刺、考正、比興、寄贈、微婉、溫厚、言近旨遠、不落言筌等一系列倫理價值或美感特質。     

杜甫夔州詩作中的“山河”與“山水”

本文提出杜甫對夔州風物的書寫,已超越傳達個人美感的"山水"或"風景"等話語,須以漢語和杜詩中另一詞語"山河"來發顯其中"抒情史詩"之意味。然而,"山河"並非完全獨立於"山水"之外,而是與"山水"概念相互交織。詩人或自此地當下之"山水"而拓向千年萬里之"山河",或自廣袤的山河圖景起筆,而置峽中山水景物於其中。而被詩人賦予特殊性格的夔州秋峽,則更深地透顯"山水""山河"的相互交織。作爲中國詩歌一個肇始於東晉的傳統的傳承者,杜甫的夔州詩中亦不乏以輕靈柔潤之筆書寫的山水。本文以羈棲夔州的杜甫面臨其生命末期的一次危機和"啓蒙或創始事件"爲基點,探討詩人筆下具陰柔之美的山水如何在其危機中引導啓悟和超越。這一探討同時展示出中國文學中一個隱秘的譜系。     

杜集宋本編次源流考論——兼論《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成書淵源及意義

杜集宋本從編次上可分爲分體本(按體裁)、編年本(按時間)與分類本(按内容)三種系統。今存杜集的祖本王洙本是分體本,但王洙本的源頭是大致按時間順序編纂的唐代"舊蜀本"。此後宋代杜集編纂一方面以王洙分體本爲祖本,另一方面又順應杜詩"詩史"性質,將分體本重新編纂爲編年形態,這就形成了"唐人‘以時爲序’之本——宋人分體本——宋人編年本"的否定與否定之否定。這種編次矛盾達到一定程度後形成調和,出現以分體本爲框架、又對每首詩加以"題下繫年"的《黄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體例甚奇"的"海内孤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實際上正是以《黄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爲底本,既保留每詩"題下繫年",又進一步以"體下再分體"方式編纂而成,成爲宋代杜集分體、編年調和的最終、也是最典型的文本形態。研究杜集,相對於宏觀的"卷帙分合"與微觀的"異文校勘"兩個層次,中觀層次的"篇目編次"研究具有合法性、合目的性與便於操作三點優勢。這對唐人别集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論意義。     

《全宋詩》所收呂公著詩辨疑(下)

正《全宋詩》邵雍名下已收此十四篇(第七册,頁4466—4622),此處實爲重出。如何判斷其爲邵雍而非呂公著所作?對此,我們可以提供幾條證據。從版本上看,《擊壤集》自元刻本以來,各足本皆存此十四篇;而在龔崧林《洛陽縣志》以前,他書皆未有以爲屬吕公著詩者。從思想上看,十四篇的文字風格與《擊壤集》他篇相一致,特別是其中的一些概念,如《和魏教授見贈》所謂"天根""極玄",乃邵雍所獨發,《擊壤集》每言之。最明顯的是《和王安之同赴府     

雅俗之間：禪宗文學的兩種面向——以禪僧詩“行卷”和“演僧史”話本爲例

宋代禪僧多作詩詞古文、四六疏榜,編撰行卷、别集,與士大夫文化合流;但作爲宗教,禪宗仍須面向更爲廣大的下層民衆,從而也與"説參請"、"演僧史"等通俗文藝相涉。根據現存資料勾稽"禪僧詩"和"演僧史"的概況,可見兩者之間時有互動,且共同浮現出南宋的"臨安高僧羣"印象。我們藉此可以考察禪僧這一"特殊羣體"在文學史上溝通雅俗的作用。     

杜詩《洗兵馬》錢注發微

杜甫詩《洗兵馬》錢謙益注歷來聚訟紛紜,它涉及理解的客觀性、歷史性,須進一步討論。本文先從《洗兵馬》所處整體語境進行考論,認爲該詩作於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春的可能性較大,反映該時期特有的君臣士民平叛的"喜躍氣象"。錢注將該詩主題歸結爲"刺肅宗",有悖於文章顯示的主導氣氛,尤其是認定杜甫對肅宗"不欲其成乎爲君",是無視作者情志,有失於"客觀性"。然而文本意義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化,闡釋者必然參與文本意義之建構,從這一角度看,則錢注將《洗兵馬》納入後半部杜詩之整體,發露文本的潛在意義,又有其合理性與深刻性。     

“嘉道的主體性”與“在清朝發現歷史”——評張瑞龍《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

正一"嘉道的主體性"對二十多年來的清中葉及以後時段的歷史研究,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一語,恐怕是引用頻率最高的幾句話之一。(1)這句看似明確但其實含義頗不清楚的話,與該領域的元問題之一"現代中國從何時開始"緊緊纏繞在一起,刺激着每一位在這一領域內探索的學人的思考。張瑞龍的新著《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下簡稱"張著")就做出了明     

李白與羌族文化

李白是奇人。若與他的朋友杜甫、高適、王昌齡、孟浩然等人相比,其思想、作風與人生道路均有很大的差異。他爲什麽這樣特殊?學術界進行過多方面的探索,試圖解開李白之謎。我則試圖從文化背景的不同上說明李白的特點。爲此我除了從中國固有的儒、道、法、縱横等不同學派的影響上進行剖析外,還從李白先世居住地區的地域文化着眼,說明李白與突厥文化的關係;從蜀地區域     

譚用之不是北漢人

<正>譚用之,《全唐詩》卷七六四存詩一卷,傳云:"譚用之,字藏用,五代末人。善爲詩而官不達。"大體妥當。其詩源自《樂府詩集》卷九二、《唐詩鼓吹》卷九和《吟窗雜録》卷三三。今人李成晴撰《弘治本吴江志所載宋詩1録》(刊《常熟理工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從《弘治本吴江志》卷二一1出其佚詩《垂虹亭》:"隔江鶴語夜淒涼,露倚闌干俯渺茫。一碧無痕天在水,雙明滯濕月浮霜。釣竿未拂蘆花白,客路重來橘陣黄。明日吴王臺上望,北風應笑鬢毛蒼。"詩風近似,大體可信。     

俄藏No.6990a西夏書儀考

黑水城遺址出土的兩件西夏文書儀是宋遼夏金時期僅存的書儀原件,具有較爲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對保存比較完整的Инв.No.6990a號書儀文書做出翻譯,進行初步詮釋。這是一件既綜合,又簡明,屬於表狀箋啓類書儀,爲西涼府簽判梁德殊所備用,受書對象包括皇帝、宰相、經略等,書儀事項有表奏、恩乘、星變、尊生、時遇、慶詩等。從此西夏書儀的尊稱、謙稱等形式和内容來看,與中原地區的書儀一脈相承。本文還論證了此西涼府簽判書儀不是發現在西涼府,而是發現在黑水城的原因,探討了西夏西涼府簽判一職,對西夏職官作了補充。書儀中使用了多種占星術、星命學的詞語,可知西夏接受中原星占術浸染,流行星命占卜。書儀最後部分的七言八句贊詩,從"頷聯"與"頸聯"對仗,雙句押韻,平仄格律方面確定爲比較典型的傳統七言律詩。這是所見西夏文文獻中第一次發現律詩,顯示出西夏詩歌文學的一個重要側面,可以看到中原傳統文學對西夏的影響至深。總之,此西夏文書儀反映了西夏晚期政治、文化、社會的某些特點,也爲中國書儀增加了綜合性簡明書儀的類别。     

從上古圖文獻看孔子詩學

孔子的知識和思想不僅來源於上古文書、典籍,也來源於上古圖文獻。上古圖文獻數量衆多,曾作爲儀式器具,用於分辨民族關係、溝通神靈、象徵天賦權利。從《山海經》、《齊諧》等物怪之書和現存上古圖文獻看,當時人對鳥獸草木的記録和描繪,其實是對儀式事項的記録和描繪。因此,從本來意義說,"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等詩學命題,談的不是文學的審美功能,不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不是所謂"足以資多識"的博物之學,而是禮儀政教的技能,是對"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個三段式的形象表述。本文主張結合上古文化史上從儀式中心到倫理中心的思想轉變,結合孔子學禮的過程,認識孔子的知識結構和詩學思想,也了解經典世界和前經典世界的深刻聯繫。     

“有懷無與語,聊和古人詩”——韓國古代文人與唐人文學交流之特殊方式

唱和行爲不僅僅在同時代的文人之間進行,而且亦可由後代文人和答前代文人的作品來完成,這就稱作"追和",也是韓國古代文人與唐人文學交流的特殊方式。韓國古代文人透過追和中國前代文人,得以建立一種時空相異而情感交流的詩友關係,對韓國古代文人而言,追和唐人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文學交流。本文擬以韓國古代文人對唐人的追和詩爲對象,來探討這些詩的概況、類型及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