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唐代银质天王像正名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唐代银质造像一组四件,其特点为头戴冠,有背光,身穿衣裙,有护甲,脚穿靴。有学者定名为力士造像。通过对本馆银质造像与力士特征的比较,从有无背光、上身赤裸与否、穿靴与否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馆藏唐代银造像符合天王像的特征,故将其命名为唐代银质天王像,应是镶嵌在舍利函上。     

浅谈巴中石窟观音菩萨造像

巴中石窟中的观音菩萨造像窟(龛)多达100余处。巴中石窟可分为四期:即隋末初唐期、盛唐期、中晚唐期和宋及以后时期。初唐、盛唐时期观音菩萨造像多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二天王组合及"西方三圣"和"西方净土变",药师、观音、地藏等组合形式,观音菩萨单身像龛还很少。但是到了中唐以后,观音菩萨的单身像以及以观音菩萨做主尊的造像就多了起来。唐代是巴中石窟观音菩萨造像内容最丰富、数量最多的时代,特别是中晚唐时期,观音菩萨造像达到了鼎盛。     

山西寿阳阳摩山石窟东区调查与研究

山西省寿阳县阳摩山石窟创建于东魏,唐代、北汉曾进行过补刻和扩建。其现存的东魏、唐代的窟龛、造像对研究佛教在山西的传播和发展,中国佛教造像的演变等问题都有较大的价值。报告在对阳摩山石窟东区窟龛、造像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对这些窟龛、造像的形制、题材、功能及内含的佛教思想进行了探讨。     

龙门石窟唐代造像中的舞蹈形态探微

本文以龙门石窟中唐代典型性舞蹈造像为例,重点分析"伎乐人"、"飞天"和"天王力士"造像,通过对造像的造型分析和图像学解读,系统地整理出唐代石窟舞蹈造像的形态特点、动律特征以及舞蹈审美的意向表达,挖掘石窟舞蹈形象中的创造价值。     

勇锐威猛的北宋金刚力士

<正>在佛教传说中,有八类为佛护法的鬼神,俗称天龙八部,他们是:天众、龙众、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逻迦。其中的夜叉就是守护佛法的金刚力士,他们的造像在佛教寺院庙宇中随处可见。１９６９年定县北宋静志寺塔基地宫(９７７年)就出土了两尊鎏金铜金刚力士像。其中一尊高１５．５厘米。头戴金翅鸟宝     

灌县灵岩山唐代石经

我国石刻佛教经典开始于北齐。北齐的唐邕自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568——572)在今河北武安县北响堂山(即石鼓山)刻了许多佛教经典,这对后代佛教徒从事大规模石刻佛经有很大的影响。①四川在东汉延熹年间就有了佛教的摩岩造像。②南北朝时,刘宋孝武帝大明中(公元457——464),道汪在三峡中摩岩造像。③南齐永明元年(483年),北魏僧人释玄嵩在茂县造阿弥陀佛像。之后,随着北地僧人络绎不绝地到蜀中传法,北朝的造像风格也就传入了四川。在唐代以前,四川是否有人发起刻造石经,现在还未见到这方面的记载和实物。唐代,四川     

略论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民族化特点

龙门石窟的唐代佛教艺术 ,从窟龛形制方面所具有的厅堂式建筑结构及窟内地毯式雕花的装饰手法看 ,唐代洞窟在构造形式上反映着石窟建筑的世俗化情调。而唐代洞窟中比比皆是的供养人、伎乐人、力士、夜叉等人物形象 ,其时装服饰、面容仪表 ,则透露出现实社会各界人士的民俗化时尚。在唐人这种尽情贴近现实生活的创作意识支配下 ,龙门石窟的宗教造像无一不打上取悦时人欣赏习惯的艺术烙印。作者认为 ,所有这一切 ,正是佛教艺术东传我国以来 ,与东方社会文明相融濡沫的结果     

山东临沂四面柱体造像碑之考察

2009—2011年,山东博物馆对山东临沂地区佛教造像碑进行了多次调查,与相关金石文献对比,可判断这批佛教造像碑多数为北齐遗物,少数晚至隋代。临沂佛教造像碑具体特点有:碑身柱体,四面等宽或两面略窄,南面为正方位;四面造像,多为两段式,上段雕刻龛像,下段刻铭或留白(也有雕刻龛像的);造像题材中维摩诘图组合别具一格,龙衔莲花图十分流行,龛楣龙与兽面组合图在临沂地区之外十分少见。临沂佛教造像碑形制、造像特征虽源自西部邻省和山东中部地区,但也有自身原创特色,唐代流行的龙虎塔图像当与其龛楣龙与兽面组合图有极深渊源。     

临漳县博物馆藏北周造像座、唐代造像与经幢

临潼县博物馆的碑廊里,展出的部分北周造像座、唐代造像与经幢,是研究我国古代佛教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展出数年来,引起了佛教研究者们的极大关注。现介绍于下,供参考。北周造像座总计五件,均出土于栎阳镇北门外, 保定二年(公元560年)造像座: 座呈方形,长78.5、宽16、高52厘米。     

四川成都福感寺遗址佛教造像埋藏坑清理简报

2016年4月至2017年10月,为配合基本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实业街30号地块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揭露面积约1.2万平方米,其中两个灰坑(编号H19、H68)出土了一批南北朝至唐代佛教石刻造像,数量较多且堆放相对集中。这些造像以红砂石质为主,包括佛像、菩萨像、天王像、背屏式组合造像、造像碑、盘龙碑首等,雕刻技法有圆雕、浮雕及线刻。根据发掘位置及出土文字信息等可知,本次发掘地点为隋唐时期益州城西著名的佛教寺院福感寺,出土的造像延续时代较长、艺术元素丰富,对于研究成都地区历史及佛教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岷江上游的唐代经幢和造像碑

四川汶川县出土的唐代造像碑与经幢,以及佛教石刻造像数件,为研究四川地区南朝以来佛教造像样式、题材内容、传播路线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敦煌莫高窟中唐代佛教塑像内容及其艺术特征

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在唐代达到极盛,是大唐王朝政治局势稳定、经济繁荣的反映,更是无数艺术家辛勤创造的成果。生动逼真的佛教塑像是这个艺术宝库中的重要部分。这些内容丰富的塑像代表中国雕塑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宗教雕塑发展阶段。敦煌莫高窟唐代塑像,主要以佛像、菩萨、供养天、罗汉、天王、力士等造像为主,在形象和塑造风格上,显示了民族性和独创性,在前代塑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的艺术样式,逐渐创造了中国佛教塑像的独特风格。     

唐代铜鎏金西方三圣造像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封建工朝，也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正如宋代学家苏东坡所说：“君了之于学，百工之于艺，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而唐代的青铜佛教造像，就是这枝娇艳的奇葩。唐代青铜佛教造像不仅在题材内容、造型装饰、工艺技法上都有所突破、台所创新，在铸造技术上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佛教造佛中的力士像与天王像

迄今为止的佛教雕塑研究，对于佛像和菩萨像的特征，断代及其演变过程，都已经比较明确。相比之下，力士像与天王像的讨论则显得比较薄弱。这种薄弱的状况，主要表现在对于二者造型特征的把握比较膜糊，以至于同一造像或同类造像在不同的图录和著录中，出现不同甚至完全相悖的定名。     

墓志所见唐代比丘尼与家人关系

唐代部分比丘尼并非像佛教教义宣传的那样真正出家,而是与其家人保持密切的联系,表现在:积极参与家庭事务,参加家庭成员的丧葬事宜,为家庭成员的亡灵造像祈福,死后回归本家坟茔等;家庭成员也同样参加比丘尼的丧事、为其修建灰身塔并撰写铭文等。可见,唐代部分比丘尼与家人的交往是双向的、互动的;她们一方面皈依佛教,另一方面又遵从儒家伦理,是唐代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表现之一。     

甘肃崇信佛教造像座考释

<正>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博物馆于2020年5月入藏一件佛教造像座,此造像座于2005年发现,后收录进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中。造像座出土于崇信县锦屏镇铜城村东北小坷老自然村的一处遗址,在同一地点还发现一段残损的造像碑及一尊佛头。造像座近方形,四面分格,格内雕供养弟子、力士、蹲狮和神王、护法天等像,上无纪年。现对造像座形制予以介绍,并对其内容及年代做初步判断。     

浙江临海市巾山西塔发现的北宋佛教文物

临海市巾山西塔于1989年落架大修,在其中发现了佛像、菩萨像、天王像、童子像、佛像砖、佛塔等北宋佛教文物。这批陶佛教造像、佛塔是反映北宋时期民众佛教供养内容的重要例证。宋代陶佛塔非常少见,这批在巾山西塔中发现的小型中空陶佛塔为宋代佛塔增添了新的类型。这批佛教文物呈现出较为显著的世俗化、平民化特征,是地域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快速融合发展的产物。     

浅析南涅水石刻的造像艺术特色

山西沁县南涅水石刻历经北魏、北齐、隋、唐、五代十国、宋等六个朝代,一直延续至北宋天圣九年,至今已有1500年历史了。石刻内容集中表现了佛教人物、佛传故事、佛教经律、佛教文化艺术及崇佛故事等;形式上可分为塔形造像、个体造像、文字造像碑及刻像石四大类型。品种繁多,可组合移动,造像塔下大上小逐渐收分,五节七节叠垒成方柱形,单体造像多分为佛、菩萨、罗汉,形制不同于云冈和龙门石窟。     

山西忻州忻府佛教造像窖藏坑发掘简报

窖藏坑位于忻州古城址西北部,东北距明代忻州古城北城门楼约150米,北距北城墙基址约20米。2013年9～10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对窖藏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窖藏坑出土了34尊佛教造像,包括立式佛像、坐式佛像、立式菩萨像、骑象普贤菩萨、背屏式佛造像、跪式供养人像等。造像时代上起北魏,下至唐代,以北齐为最多,均为寺院供养佛像。造像窖藏坑形制规整,专为埋藏佛像开挖,应是当时的寺院受到强制措施不得已对佛像采取毁坏并埋藏的行为。据出土情况推测,佛教造像埋藏时间应为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至会昌五年(845年)。     

扶风出土的唐善业佛及相关问题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随着佛教社会化和世俗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从魏晋以降迅速发展起来的修寺造像之风到唐代日益兴盛,而善业佛作为佛教造像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当时亦有了发展。本文仅就扶风出土的善业佛及其渊源、用途等问题略作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