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与中古王权

正从2008年提交博士论文《"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到2012年出版小书《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笔者对"历史书写"这一主题关注有年。在持续反思自身研究立场的同时,也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参与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集中活动而言,可以举出如2013年3月16—17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了"建构与生成:汉唐间的历史书写诸层面"国际学术工     

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全球化呼唤着全球史。但是,就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全球史的多样性,即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的基本功能是保存和传承自己的历史记忆。全球化和“全球史”并没有中断每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任何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既包括对本民族历史．也包括对其他民族及整个世界历史——全球史的认知和判断。     

回归灾害本位与历史问题:中古灾害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与路径突破

近年来,以文本为研究基础的中古灾害史陷入程式化与碎片化的困境。许多研究忽视了古今灾害之间话语体系、评价标准与历史背景的差异,而套用现代灾害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致研究中概念不清、逻辑混乱;或因循前人的固有模式,造成篇章结构相似、观点结论雷同的弊病。要实现灾害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与路径突破,首先应从重大灾害事件与历史问题切入,缀合灾害发生的区化与时段,透视文本深处的社会问题,构建灾害与社会的多维层域,并引入大数据、新技术、整体史观与全球史视域等新方法,回应灾害与王朝兴衰、文明演进、制度变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以此彰显研究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发展与变革：魏晋户籍的身分制特征

<正>汉末魏晋长期战乱,造成大量民众死亡或逃亡,人口数量锐减。当时统治者为了维持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保证与其他政权竞争时处于优势(或不至于落入劣势),以及出于与世家大族争夺人口的需要,开始将治下编户划分为多种身分的人户,如屯田户、兵户、吏户等,他们与普通民户一起,按照身分承担不同的国家义务。与秦汉时期编户齐民体制相比,魏晋是一个身分制突显的时代,     

中古欧洲与中古世界——历史多样性统一视野下的探讨

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中古世界当然也不例外。中古世界的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具有各自的历史演进理路,因而都是“特殊”的。然而,这些“特殊”不是脱离中古世界共同结构与法则的“特殊”,而是蕴含共同结构与法则的“特殊”。现代文明始于欧洲的一隅之地西北欧,这是历史事实。正是这个事实促使论者竭力论证西方与非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乃至根本不同,进而在不同程度上将中古欧洲纳入以“现代”的发生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历史学家在面对中古世界无限丰富的历史差异时,似应进一步思考,这些差异显示的是根本不同的社会,还是同性同质社会在一些层面的不同表现?运用唯物史观,自觉引入世界历史眼光,能够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避免陷入历史阐释中的某种“后见之明”。     

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

环境和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最引人关注的突出问题之一。它不但促成了席卷全球的环保运动，还引起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广泛兴趣，历史学也不例外。环境史的形成和发展已成为国际史学界70年代以来最引人关注的新领域之一。我国早已把环境保护定为基本国策。其他学科研究环境问题的成果层出不穷，历史学的反应却相当迟缓。本文将从全球视野对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

史学“碎片化”的讨论,西方学界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还有学者出版了专门批判碎片化历史学的著作。与之相比,在中国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呼声是近几年才凸显的事情,但大有柳絮纷飞、越吵越热乃至史坛尽说碎片化的景象。窃以为,不管是否如此严重,这种热议本身就说明它已经成为一个“现象”,从而不能不予以高度关注和认真思考。从已有的议论来看,     

性别史和情感史的交融：情感有否性别差异的历史分析

性别史和情感史大约同时在20世纪末兴起,成为当今世界史坛引人瞩目的新流派。从西方史学发展的角度着眼,性别史和情感史的勃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情感表达的性别差异着手,史家揭示了性别构成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情感和性别于是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性别构成的历史演变揭示,男女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一种普遍和深入的权力关系,在近代社会表现尤为明显。性别史和情感史的联手,揭橥了欧洲二元论哲学思维的不足,有助于重新思考传统的历史分期,检讨以理性主义为前提的近代史学遗产。总之,性别史、情感史及与之相关的身体史、家庭史、儿童史等学派的兴盛,挑战了近代史学的“宏大叙事”,从“由内而外”的角度探究人的自身,涉及历史研究中更为根本和关键的问题,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身体的交流和互动及家庭、子女和社会的关系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始终。     

殖民与医学的“共谋”：殖民医疗史的认识视野

<正>西方医疗史早已成为史学领域比较成熟的专门史。与科学技术视角的传统医史不同的是,从史学视角开展的医疗史研究更注重对医疗与社会的批判和反思。英国医疗史学者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的著作《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李尚仁中译)从殖民医疗史的视角揭示了现代西方医学     

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关系

这篇文章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科一个独特子集的出现 ,并讨论了它的发展过程 :首先讨论了它的开始是植根于北美的资源保护和知识史 ,其次讨论了它的伦理演化和基本要点 ,最后讨论了它更具国际主义和跨学科性的关于自然中的人的观点。同时也考察了环境史研究的各种模式(主要是人类学的 )和议程。第二部分考察了主要历史和文化地理学家对环境史所提出的更大的人与自然的争论的贡献。着眼点主要关注四个研究领域 :(1)地球的变化和改变 ,(2 )全球扩展和资本主义经济 ,(3)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4 )栖息地、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部分考察了一些争论对于两个学科的意义、共性和挑战。结论是两个学科在“场所故事的叙述”中有许多互相帮助和学习的东西。     

自然灾难史：思考与启示——历史上的疫病与社会变革

人类自从进入明史并形成社会以来就有了对疫病的记载,而每一次大规模的疫病都给它影响所及的人类社会留下深刻印记。疫病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的,并往往随着族群迁徙,商贸往来,征战侵掠而传播。疫病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     

两个家庭的医疗史

来自同一家族的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在面临疾病时,有着各自不同寻常的医疗路时间交汇在1996、1997年左右,一个家族的两个家庭从此分别进入了漫长的与疾病斗争的日子。在一张泛黄的家族全家福照片上,仍可以显示出这个贫穷家族人丁的兴旺。1984年,这个家族的长者90大寿,直系     

鲁国的历史地位与鲁国史研究

鲁国的历史地位与鲁国史研究杨朝明鲁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邦国,然而,它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邦国。鲁自周初始封,历西周、春秋、战国,到公元前２４９年为楚国所灭,历时七、八百年。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研究鲁国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代香港医疗、疾病与卫生史研究

在现有的香港史研究中,有关近代香港医疗、疾病与卫生史的研究是一个相对新颖的领域,但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人对其学术史做出了回顾。本文将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分类加以整理、分析和评价。     

特纳的历史教学与美国西部史研究

1890至1920年代,特纳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他以研讨班为基地,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推动了美国西部史新生代的崛起。他的以问题为主导的集体研讨方式,堪称教学相长的典范。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丰富和发展了西部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他的学术理想,经由弟子们的传承与再创造,落实为丰硕的实证作品,在美国史学史上留下了不刊之笔。     

墓志所见中古太原的两个历史地理问题

本文通过对出土于太原周边墓志的梳理可以得出:中古时期太原周边地势平坦,部分原隰分布其间。西山和东部的诸多山体连同汾河构成了中古时期人们对太原周边地理认知的基本框架,并直接影响到时人的葬地选择。墓志中所包含的里坊和乡村的相关信息,一方面丰富了对中古时期太原城郊基层组织的认识,另一方面有助于厘清部分村落的历史演变。《张肃俗墓志》中所见有关"长安侯"的相关记载反映出北魏设置长安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对晋阳城周边胡人的控制;《龙寿墓志》所提及的"交城县井谷村"则显示唐代交城县之辖区可能曾一度扩展至今大、小井峪村附近。     

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

中古早期,中国南方社会、文化及政治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变化是以苗瑶语为主的土著族群以空前的速度和广度所进行的华夏化,这方面留下史料最多的是长江中游的所谓蛮族。深入观察诸蛮社会华夏化的历史过程,会发现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这些多样性极端突出的诸蛮族群,都经历了在霑沐王化与依阻山险之间的艰难选择,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土著族群被吸纳进华夏政权的政治秩序之中。南方各土著族群的华夏化主要是一个政治过程,而且这个政治过程通常都与华夏政权的国家意志和利益紧密相关。因此考察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能动角色,是解释南方社会历史命运的重要途径之一。     

纪念史与记忆史：一个学术关系问题的思考

在国内外学术史脉络中,纪念史与记忆史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学界从记忆史视角研究纪念史,颇有新获。但纪念史研究并非总从记忆史角度观察,而有着独立成派之势,并从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日渐形成自身特色。同时,学界不乏批判之声,纪念史研究陷入某些困境。从纪念史研究已形成的特色,以及来自学界的议论而言,纪念史研究亟需回应处理这些质疑的声音。记忆史视域的思考将提供更多方法论启示,此亦纪念史与记忆史学术关系的应有之义。这将更好地为纪念史研究路径、研究对象、史料来源、问题意识等提供资鉴,有助于纪念史研究更好地发展。     

垒壁与交集:中古士族研究中的历史人类学借鉴

正作为断代史的中古宗族研究,基本是被当作士族研究所附属的子题展开的;而在中国古代家族或宗族的专题史研究中,学者们则通常把汉唐间的大家族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演进阶段,冠以"世家大族式家族"或"士族宗族制"等名称,用以与宋以后的近世宗族对举,并以"士族"作为这一时期家族或宗族最突出的历史特征。断代史和专题史研究关注问题的角度不同,研究范式及史料环境的不同,造     

“理解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笔谈——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一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实践是理论的重要来源和检验途径,而历史实践和历史认识本身也需要理论的指导,国际关系领域自不例外。国际关系研究之传统一人文主义与行为一实证主义两大研究途径完全可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当前国内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实现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国际理论研究的“中国化”或日“本土化”。或许,将历史学的长处、包括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优良传统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先进思想方法和研究手段结合起来,是值得尝试的途径之一。